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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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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纪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顾准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
李泽厚说：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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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婚恋
金岳霖的爱是内敛的，《林徽因传》的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当时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阎锡山说：“共产主义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蔡元培也说：“必有一芥不苟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林语堂和结发妻子廖美凤婚姻非常和睦，以至于在林语堂的建议下，把婚书烧掉了。林说：“婚书是结婚的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它。”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众自戕，子弹穿胸而过。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便娶佐藤为妻。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教授听，大逻辑学家面对千载难逢良机，选择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蒋梦麟的挚友高仁山被张作霖捕杀，蒋负起照顾其遗孀陶曾谷的责任。后来蒋的妻子病逝后，蒋便娶陶曾谷为妻。婚礼上，蒋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君，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是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高兄！”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上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普遍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吴宓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有一回吴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别人让金去劝劝吴，于是金就去对吴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听此，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先生也感觉自己说的不大对，更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站着听吴骂了半天。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海光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近代中国，奇女子无数。有吴孟班者，人称“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她曾经“有身，自坠之”，其丈夫为之惊骇，吴说：“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张爱玲为胡兰成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又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但最为有名的还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初恋时，给胡兰成信中还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着十分懂得对方，所以有倾城之恋。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当年上海滩最轰动的婚礼，当数赵丹与叶露茜、郑君里与白露、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这数对璧人的集体婚礼。婚礼在六合塔下举行，由沈钧儒证婚，轰动了全国。但唐纳与蓝苹不久就分手了。蓝苹说：“我自小爱看武侠小说，喜欢勇敢的英雄人物。唐纳一身脂粉气，嫁到这样的丈夫，哪里有幸福可言？”她离开后，唐纳十分痛苦，曾借醉跳黄浦江自杀，幸被朋友拉住。蓝苹闻讯却说：“唐纳的眼泪即使汇成汪洋大海，也浸不软我的心肠。如果唐纳自杀成功，我还会去送一个大花圈。他既然死不了，那连花圈都省下了，别的也不必再谈了。”她那时已移爱于戏剧家章泯了。
史学家孙毓棠的妻子姚凤子是名满西南联大的话剧明星，孙离开昆明时，托好友曹禺照顾姚，不料曹、姚二人竟然产生暧昧关系。孙不久与姚离婚，转而爱上沈履的女儿——比孙差不多小20岁。
某次外交场合，日使刁难王宠惠博士：“君所代表者乃贵国之南京政府，抑贵国之西南政府乎？”王徐徐以答：“余所代表者为贵国所承认之中国政府。”又有一次，一位欧洲贵妇问王：“听说你们中国人结婚，都凭媒人撮合，彼此先不认识，这如何做得夫妻？应该像我们这样，由恋爱而婚姻，才会美满幸福。”王答道：“我们的婚姻，好比一壶水放在火炉上，由冷而热，逐渐沸腾。夫妻初不相识，日久生情，且越来越浓，故少见离婚现象。你们则相反，结婚时如一壶开水，婚后慢慢冷却，因此你们的离婚案如此之多。”
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十九岁，而将军已经五十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三十二、书呆
赵元任给友人信中写道：“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潘光旦年轻时因练习跳高摔断一条腿，被迫截肢，大半生与拐杖为伴，但他并不因此变得乖僻避讳。有一次，他谈到孔子，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wＷw。ＷＲsＨu。cＯm】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陈独秀出狱后，林伯渠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复道：“他要想回党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放弃托派立场，公开承认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本来就没有回党工作的打算，闻此哂笑道：“书面检讨，恕难从命。”
吴稚晖与陈独秀争论。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主义，越飞说的两百年恐还不够。”陈：“你疯了？无政府和共产可以很快的！”吴：“这无非假的罢了。”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那么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吴：“那么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却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吴：“那么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要有多久能行于中国呢？”陈：“二十年足矣！”吴：“那么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时，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潘光旦从清华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攻读优生学，后来衍至家族、家庭、两性研究，尤善治年谱。有一段时间他整日埋头于某姓的家谱上，有客来访，辄以家谱为话题。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人门楣。”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就骂：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杨杏佛在吴淞大学演说，讲题为“三士的人生观”。他解释“三士”为：“第一，年轻的时代，血气方刚，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约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喜欢做名士。第三，四十岁以后的人，血气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1949年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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