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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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文学还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大多数不发生任何关系。
　　丁玲一叹：从1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
　　1949年后，沈从文发现自己“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此前二十余年间，他曾写下了近三百万字小说，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的林斤澜见他太寂寞，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讲话，沈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原学医学之文学家，舍鲁迅、郭沫若外，还有宗白华。旧派小说家恽铁樵则逐渐淡出文坛，成为一代名医。章太炎自诩医道高超，但对恽铁樵却由衷钦佩。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十、诗人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王国维《人间词话》语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苏曼殊在南京时和赵声交好，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答应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画成后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化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但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徐志摩虽与张幼仪离异，张家人却一直视徐为“佳婿”。张嘉铸在徐志摩再婚时，居然盛装出席；徐逝世后，他专程赶到济南奔丧，并扶灵南下；他临死时在遗嘱中吩咐：丧事不要放哀乐，要朗诵徐志摩的诗。至于张君劢则更为离谱，他居然竭力反对张幼仪再嫁，生怕令张家蒙羞，他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鲁迅为讽刺时下流行的失恋诗，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作了三段打油诗，题目为《我的失恋》。孙伏园准备将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到付排时却被代理总编刘勉撤下。孙伏园大怒，质问刘勉撤稿的原因，刘勉只说“要不得”、“要不得”，却别无其他原因。气得孙伏园给了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而去。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聂绀弩有诗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杜聿明将军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但战败和濒临死亡让他一下子懂得了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还有另一句也很精彩：胸中燃烧了，却不想起床。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然而他其貌不扬，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他的爱情也没有那么美好，他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圈子小得不得了。他以自杀为要挟，终于得与穆丽娟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想离开他，他便又服毒自杀，但穆不为所动，终于离婚。好在他不以私废公，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他在1949年去世，留下一句话：“不要替自己辩护，时间长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
　　诗人杨骚与诗人白薇恋爱，他与白薇相约，要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100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白薇居然同意了，而杨骚因此染了一身的性病。
　　邵洵美好赌，说赌博富于诗意，在赌桌上作新诗，输得越多作得越好，遂自称“赌博诗人”。他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论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
　　在“全民写诗”的热潮中，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宿，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曾有记者问北岛，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北岛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海子把房间打扫干净后，前去卧轨自杀。对于海子的生活，西川评价道：“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
　　巴金与冰心在1949年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十一、新闻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自由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孟华、蔡锷、秦力山等编辑均感不满，冯懋龙尤为愤懑，遂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与其决裂。
　　北平晨报社社长陈博士在某次宴会上，有人问报上近日有何新闻，陈回答：“新闻不在报上！”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两人关系因此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民初，陈独秀豪言：“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陈独秀为《新青年》答读者问：“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于右任办《民呼报》，提倡排满革命，清廷乃扬言要挖其双目，他便改《民呼报》为《民吁报》，以示“呼”被挖去双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笑曰：“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林白水和邵飘萍被杀后，成舍我也被张宗昌逮捕，眼看就要处决，其家人找到前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他说情，才拣了一条命回来。他一回报社就说：“报继续出，顶多稍微避避风，军阀还是要骂，张宗昌长不了！”他常对报社的同仁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用负责任，打官司坐牢房，归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张学良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
　　王芸生说：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