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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醢钫庀赂咝死玻�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这么尊贵啊。”
　　规矩要不定就不定，定了一套规矩，刘邦满意了，就难免会想再造另一套。马屁精们因此逮到了机会，纷纷上奏，帮王朝搞出种种无意义的表面工程来，于是就有人想起了德性的事情，请示刘邦，您看咱们得算是哪一德？
　　刘邦是半拉黑社会出身，比不上项羽、张良之类的高干子弟，素质实在不高，听了这话就想当然地拍板。他想当然什么呢？他想起自己当年给黑帝造庙的事情啦，因而傻呵呵地说：“你看，当年黑帝就等着我给他立祠，说明天命在我这儿，水德尚黑，那咱们汉朝就是水德吧，大家继续穿黑衣服。”
　　“咣当！”旁边一百个人倒下九十九个。
　　刘邦开口说咱就水德吧，这一方面说明他没文化，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这时候也还没有编造出来。否则的话，上天的预示早就给了呀，你刘邦是赤帝子，赤色是五行中火的颜色，那么你建立的汉朝当然应该是火德啦。即便是水克火，水德的秦朝却偏偏被火德的汉朝给灭了，有点儿说不大通，可也终究比直接定水德来得靠谱点儿吧。
　　为什么呢？你想，秦朝就是水德啊，如今老刘家身为战胜国，就算不找个能克水的德性，也不能跟着秦朝走啊。何况秦朝办的是水事儿，按照后来司马迁总结的，那就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换句话说就是毫无人情，彻底法制，而且法律规条还极其繁琐、严厉。这时候老百姓最烦也最恨的就是这些玩意儿，要不然刘邦也不会一进咸阳就“约法三章”，把秦朝的厚厚一摞法律条规给大刀阔斧地砍剩三条。如今刘邦偏还要选水德，那不就等于宣告全天下，俺们跟暴秦根本是一伙的吗？这人可丢大发了呀。
　　所以听了刘邦的话，群臣是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过周围的人虽然倒下九十九个，也还真有一个没倒的，这个人就是新封北平侯的计相张苍，他站将出来，清清嗓子，开始长篇大论。
　　这位张苍，以前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御史，精通天文历法，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想必对这连秦始皇都深信不疑的五德之说应该是烂熟于胸。那么他站出来是为了反驳刘邦吗？怎么可能，皇帝说话就是金口玉言，怎能算错？况且这种事儿也无关经济民生，顺着皇帝的话接着往下说就好了嘛，说法有点歪，咱可以帮忙扳正啊，道理说不通，咱可以帮忙找理由啊。
　　于是张苍装模作样地推算了一番，继而严肃地帮刘邦解释：“暴秦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周朝属下的一个闰统。夏、商、周都有好几百年，暴秦才十来年，怎么能算朝代呢？咱汉朝出身正统，直接继承的是周代的正朔，周代是火德，水克火，所以咱们是水德，正合适——陛下英明，陛下伟大，陛下说得一点儿都没有错！”
　　刘邦这下可高兴了，嘿，没想到我随口一说还真蒙对了！你瞧，就连那么大学问的张先生都认可。于是汉朝的德性就这么定了下来，是水德，刘邦还特意在上邽郡建造了一座天水祠，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水德王朝。
　　别看张苍这借口很牵强，却为后世无数王朝开创了一个恶毒先例。以后经常就有人拿类似说法作为理由，把不顺眼的前朝忽略掉，改为继承一个比较光彩的朝代，充分显示了“五德终始说”的柔韧性和可塑性。
　　事实上，司马迁说水德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那是倒果为因。不是因为秦朝认了水德，所以才严刑峻法，而是因为它严刑峻法，所以司马迁才认为水德就是那个德性（北方的朋友们可以读轻声了）。当初邹老教授对于五德究竟该定义为哪五种人世间的道德好词儿就说得含含糊糊的，光跟五行相对应了，他的后世弟子也都没能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压根儿就不打算搞清楚。
　　所以按照五行的说法，水的性质是“柔能处下”，你也可以说水德就代表了谦虚，或者代表了以柔克刚。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秦朝的施政方针激烈、蛮横，按照五行的特质，硬说是火德或者金德也并无不可。汉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金、木、水、火、土五德，想安上任何一个都能够找出歪理来，刘邦想当然地一张嘴，你确实不能说他肯定就错了。
　　咱们再把话题拉回开篇那个司马迁堂而皇之在《史记》里记录的刘邦斩白蛇的荒诞故事，倘若把这个故事里的五行特质与五德相对应，则秦朝应该是尚白的金德，汉朝应该是尚红的火德。那么理由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因为西方属金，而秦国位于西方，南方属火，楚国则位于南方，所以才会拿“白帝子”来比喻秦帝，用“赤帝子”来比喻原为楚人的刘邦。这个荒诞故事对于刘邦敲定汉朝究竟属于哪种德，可以说毫无影响，但是谁都料想不到，在《史记》完成的一百多年以后，这个故事竟然又被翻了出来——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由此可知，刘邦随口敲定汉朝为任何一德，其实都不算什么大问题，马屁精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来证明“陛下圣明”，而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都未必知道秦朝就曾经自认是水德，当然更不会把秦朝的暴政跟刘邦的水德认同画等号了。但是歪理也有看似圆不圆的问题，公孙龙可以说“白马非马”，但他不能说白牛是马，或者白马是驴，张苍硬生生把大一统的秦朝贬低为闰统，这种超强的柔韧性很难得到某些认死理的闲人们认同。于是等刘邦和吕后都死了，可以说西汉的开国期终结了以后，也就终于有人敢跳出来反对了。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谊。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史记·封禅书》节选

“拨乱反正”的成与败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他年方弱冠就被汉文帝相中，召为博士，然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年纪轻轻地登上高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当即遭到朝臣们的一致嫉恨，谗言满天飞，文帝被迫贬他为长沙王太傅，后来一度召回长安，可是又派去担任梁怀王太傅。贾谊又气又恨，才三十三岁就一命呜呼，为此深得后人的惋惜和缅怀——司马迁在《史记》里竟然把他跟屈原并列一传，也表示他的冤屈之深，跟屈原有得一拼。
　　就是这个贾谊，他年轻气盛，不畏权贵，更不怕张苍这种假学术权威，因而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时候，直接上书文帝，说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所以我大汉应该是土德，才能克掉水德的秦朝，强烈建议立刻全国改德，服装变黄——这大概也是文帝把他一脚踢到当时还很偏远、很蛮荒的长沙国的原因之一吧，你这说法也太反潮流了！
　　贾谊彻底失败，可是到了第二年（公元前166年），一个名叫公孙臣的鲁国人再度发难。不过有贾谊的前车之鉴在，公孙臣不敢再硬来了，而是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他在给文帝的奏表中预言说，根据符谶，过些日子将会有一条黄龙出现在成纪，黄色在五行里配的是土，所以汉朝应该奉行土德才对。文帝一瞧，心说这是张苍的专业啊，于是就转发给当时担任丞相的张苍，让他给审核一下。
　　张苍老奸巨猾，看到奏表，眼珠子一转，心说不妙——当初硬着头皮附和刘邦，主张汉朝该是水德的是我，如今这个公孙臣却主张土德，分明就是拆我老人家的台嘛。看起来光赶走一个贾谊，这股逆流翻案风还刹不住。不行，坚决不能承认这回事！于是张苍上奏，说咱汉朝的水德是有上天预兆的，那就是“河决金堤”。也就是说黄河下游的支流金堤河在秦末的时候发过大水，这不正好说明了西方的秦该是金德，而咱南方的汉该是水德，水旺盛而冲了金吗？
　　他可没有想到，公孙臣老谋深算，既然提到了黄龙的事儿，就不会是空口白话，而是早就有了巧妙的安排了。果然过了没多久，就有公孙臣的同党跟着上奏了，说小人确确实实千真万确在成纪瞧见好大好恐怖的一条黄龙。这一回张苍可是有苦说不出，人家一口咬定看见黄龙出现，然后又飞走了，你又证明不了人家是扯谎，压根儿没见过。于是舆论哗然，人人都说张苍是搞学术腐败，还打击异己，搞得这位老丞相是颜面扫地。
　　就这么着，公孙臣得意洋洋地进宫觐见，文帝当场给他封了个博士，下令编制土德的历法书；而张苍从此失宠，在丞相位子上死皮赖脸地又熬了几年以后，被迫称病回乡了。
　　或许公孙臣本人真的相信自己的推算准确无误，不过是为了对抗假学术权威才耍了个小花样，但他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要知道，这种声称发现祥瑞的事儿成本相当之低，但是收益却很高，于是后世纷纷效法。所以我们翻开史书，经常可以见到某年某月某日，谁谁谁在哪儿又瞧见一条龙，或者瞧见只凤凰、麒麟啥的，特报祥瑞云云，种种学术造假的根子大概就在公孙臣这里——至于韩国教授黄禹锡之类，不过是公孙臣多少代徒子徒孙罢了。
　　那么，汉朝就因此“拨乱反正”，正式从水德改成土德了？也没有。因为正当文帝作好准备，打算听从公孙臣的话下令改德，同时大家伙儿也都预备换服装的时候，突然碰上了另外一档子事儿，搞得龙颜大怒，一拍桌案改主意了。
　　究竟是什么档子事儿呢？原来有一个赵国人名叫新垣平，和公孙臣一样，都属于方士或者阴阳家一派，据说最擅长“望气”——所谓望气，就是说能够通过天上云彩的形状、走向，甚至能够通过别人瞧不见的虚空中气息的流布，揣测上天的意旨。这位新垣平原本不得志，只能在乡下骗骗村夫愚妇混点儿吃喝，可是一瞧见公孙臣靠着指使别人说见着黄龙了就平步青云，不禁动起了歪脑筋：这条道儿可以走，有前途。
　　于是新垣平也赶紧给文帝上奏，说我瞧见长安东北方有五彩的神气，应该建所庙宇来祭祀，里面青白赤黄黑五帝全有，汉朝正应土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本事，不是上嘴唇磨下嘴唇随口一说，他还伪造了一只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个篆字，诡称是一个仙人送给文帝的，同时献了上去。按照咱们前面的分类，说见着五彩神气是报祥瑞，献上玉杯则是造祥物。风遗尘整理制作。
　　文帝一接到玉杯，那真是爱不释手，他本来心眼儿就实在，加上耳根子软，当场就信了，立刻下诏建五帝庙，还封新垣平做上大夫，赏赐了不少好东西。新垣平就此得意起来，但这家伙不知道见好就收，为了稳固文帝对自己的宠信，成天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俗话说“常在水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位老兄越吹越邪乎，破绽也越来越多，这就给了正满心郁闷、打算趁早辞职的张苍老丞相反击的机会。张苍经过暗中调查，找到了帮新垣平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于是立刻上书揭发。
　　新垣平一案，很快就落到了廷尉张释之的手里。这位张释之在汉初那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论后世的名气还在张苍之上，他最善于审断案件，按律执法，按法判刑，新垣平落到他手里，没费多大周折就全都招了。张释之大笔一挥：这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之罪，按照汉律该夷三族没得商量。所谓夷三族，就相当于俗话说的满门抄斩，不光犯人自己掉脑袋，就连爹娘、妻儿也都得被处死。
　　就这么着，新垣平全家都完蛋了，而汉文帝呢？他想到自己从前对新垣平的宠信，不禁觉得纯洁的小心灵受到了无情的伤害，从此对于方士、阴阳家那是恨入骨髓，对于种种祥瑞预兆也都心灰意冷了。最可怜的，公孙臣也连带着遭了池鱼之殃，立刻失了宠，因而改水德为土德之事，也就此不了了之。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史记·封禅书》节选

儒生开始瞎掺和
　　汉文帝以后是汉景帝，汉景帝以后是汉武帝，直到武帝初年，大家伙儿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汉朝属于水德。武帝甚至还进一步发挥，干脆把刘邦设立天水祠的上邽郡改名为天水郡——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姜维就是天水人，要不是武帝搞了这么一出，他原本该被称为上邽人。
　　一直等到日历翻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真正“拨乱反正”的人物才终于出现。当时正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三个人一起上书给汉武帝，说现在的历法乱七八糟，尤其咱汉朝得到天下之后还没有改过“正朔”，所以得重新整顿和编制一下。
　　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历法可是大事儿，历法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按季节播种收获，也直接影响到朝廷对于农业问题的施政方针，而在那时候，农业问题是全社会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正朔”又是啥呢？一年之首就叫“正”，一月之首就叫“朔”，所谓正朔，就是说历法以哪一月、哪一天作为一年的开端。传说夏朝的时候，是以冬至以后第二个月为正月，算一年的开端；商朝给变了，以夏朝历法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夏朝历法的十一月为正月；秦朝以夏朝历法的十月为正月——所以这么改来改去，大概是为了表示咱们跟前朝不同，有新气象、新历法吧。
　　所以按照规矩，汉朝替代了秦朝，也得改个“正朔”，当年刘邦那大老粗想不到这点，也没人给他提醒，所以没改，大家伙儿还是沿用着秦朝的历法。可那时候天文学和数学都很原始，编成的历法算定的一年，跟真实的地球绕太阳一圈，也就是“回归年”多少有点儿差距。一开始差几分几秒不算什么，但这种历法用的时间长了，就能差出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去，直接影响到春播秋收。所以历代王朝经常会编定新的历法，一方面调整误差，一方面也越算越精细。
　　对于历法这种大事儿，汉武帝可不敢轻慢，当即准奏，并且叫来了御史大夫兒宽，说就由你牵头，带着那三位好好商量商量、计算计算吧，看看新历该怎么编，正朔该怎么定。
　　于是兒宽和司马迁几个人碰面一合计，觉得咱还是别再学商、周、秦三朝，一个月一个月往前推正朔了，这得多麻烦啊，干脆恢复夏朝正朔。于是他们编定了新的历法，定名为《太初历》，武帝全盘接受，并且根据新历法的名字，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太初元年。从此以后，两千多年过去了，历代王朝都说定正朔、定正朔，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的改变过一年的开端，所以咱们现在所用的农历，都还有着“夏历”的别名。
　　《太初历》的编定，跟咱们这本书的主题关系极深，因为兒宽、司马迁等人编历的时候还夹带了一笔“私货”进去，那就是彻底“拨乱反正”，把假学术权威张苍一棍子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上奏汉武帝，重提当年贾谊和公孙臣的建议，要求抛弃水德，改奉土德。武帝跟他太爷爷刘邦不同，是个有文化的君主，也觉得当初张苍那套鬼话实在编不圆，就此准奏。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儿。当时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曾经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全新的“三统说”，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一章中，他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朝是白色的国统，周朝是红色的国统，按照《春秋》的说法，如今该有新王朝，是黑色的国统。”
　　咱们更详细一点来解释这个“三统说”吧。按照这种理论，一年分十二个月，对照着天地间的十二种颜色，而其中有三个月最为关键，相应的三种颜色便被称为“三统”。哪三个月最关键呢？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
　　说到这儿，大家伙儿要问了，无论农历还是公历，一年都只有十二个月呀，那第十三个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原来所谓十三月，是指去除正月（因为夏、商、周、秦，各朝所规定的正月都不相同），而从二月起算，所以十三月其实就代表了一月。这三个月正当冬季，正是万物蛰伏，即将复苏的时候，象征着新的正统王朝即将诞生，所以各代的历法，就都从这三个月里挑一个当成一年的开端，定为正月。
　　拉回来说，十一月的颜色是赤色，所以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天统，尚赤；十二月的颜色是白色，所以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地统，尚白；董老宗师没提夏朝，但他说了十三月的颜色是黑色，黑色是正统轮替的开端，也就等于承认以一月为正月的夏朝为人统，尚黑。最后他说，根据研究《春秋》所得，新王朝应该正黑统，以一月为正月，尚黑。
　　就正朔问题而言，他的话跟司马迁等人的一致，但就德性问题而言，这个三统说天然地跟五德说存在矛盾——黑是水的颜色，“黑统”云云，那就是说汉朝还该是水德呀。估计董老宗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压根儿不清楚贾谊或者公孙臣要求改德性的文章，或者虽然清楚却不赞成，所以他是按着当时官方说法来套用的标准答案。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无非是两部奇幻小说的设定不同罢了，但在那时候可是了不得的、有关根本路线方针的大事儿。
　　要知道汉初尊奉的是“黄老学说”。黄就是黄帝，这位神压根儿就不存在，其实是指尊崇黄帝的方士、阴阳家一脉；老就是老子，其实是指楚地传统的原始哲学。到了汉武帝这儿，他觉得“黄老”不给力，不能给他好大喜功的开疆拓土提供理论依据，于是就把本来在朝堂上没多少影响力的儒家又给翻了出来。
　　武帝先是把儒家的平民政治家公孙弘提拔为丞相，接着又搬出了正在河北乡下写书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把他请去都城长安。董仲舒一番高论，不仅清楚地阐述了从孔子、孟子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学正统，还夹杂了大量自己才编出来的冒牌货，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当场就把武帝给听傻了。说白一点儿，孔子之儒是空想，孟子之儒讲王道，董仲舒之儒则彻底把儒家绑在了统一王朝的战车上，为天子统治全天下编造理论依据。对于这种实用理论，武帝哪有不喜欢的道理呢？
　　于是汉武帝当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对于董老宗师的奇幻设定，汉武帝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他怎么也得给老先生留点儿面子，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阴阳家的五德说是对的，儒家的三统说就错了。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没关系，武帝雄才大略，他既能接受人为编造的理论，也能自己编造理论，干脆玩儿一把中庸，把三统说中的正朔和五德说中的服色给糅合起来，编成一门边缘学科，从此定为官方理论。他在泰山封禅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诏告天下，这才总算使得长时间的争议告一段落。
　　说句题外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也提到过这个三统说，还半开玩笑地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总之，从汉初就延续下来“汉应水德”的大笑话终于在一百零二年后收场，在汉武帝的威光普照下，确定了汉朝应土德，汉人终于可以脱下保安服，换上黄马甲了。而儒家的“三统说”终于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合二为一，标志着方士、阴阳家们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给了也逐渐变得神神叨叨的儒生们。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