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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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吧！当叶利钦下令以武力攻占议会大厦的时候，更多的苏联人既不支持议会也不站在叶利钦一边，便是他们对双方袖手旁观、丧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证。我想，无论是攻占下了议会大厦的叶利钦，还是失守并作了俘虏的议员们及其追随者们，内心里大约都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吧？
　　与许多国家刚好相反，他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现在，而我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将来。



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国高干备忘录
　　周北方乃是首都钢铁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儿子。
　　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国冶金系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自从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去首钢巡视了一次以后，他又似乎是一个有着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说的“通天”人物了。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非同小可的巡视，不过就是走走，看看，说了些话而已，却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无意地传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扬扬的，在当年的中国，仿佛成了一件莫测高深的大事。
　　巡视的结果，据说是使我们的一位副总理，不得不被动之极地亲率十来位部长，也在邓小平巡视后去首钢“现场办公”，对周冠五直言相问：“那么你对中央还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吧！”
　　——我的首钢的朋友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于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时已是首钢的什么对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首钢对外贸易的完全的实权，也是首钢的一大块最重要的权力。能够直接“领导”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周冠五。恰如大邱庄的禹作敏才有资格“领导”自己的也当什么总经理的儿子一样。
　　周北方当年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世人统称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几年，我认识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后，具体说来，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发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顾展”。我是组委会成员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顾展”，当然需要资金。资金要靠向社会各方面拉赞助。我至今并不清楚当年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在这方面毫无能力。我只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审定与策划，绝大部分解说词是我写的，而北方的贡献则大概在拉赞助方面。当然也非是他个人赞助，他当时已是首钢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已经可以个人做主批一笔赞助款项了。
　　北大荒知青们因为当年精神上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而且按军队建制组编，故彼此视为“战友”。不管当年认识的不认识的，间隔着团或间隔着师的，都特别看重当年的一份“战友情”——便是那种常被世人羡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热讽的“知青情结”。
　　当年，组委会中不止一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北方很够意思。一听要搞‘回顾展’，二话没讲，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为难的事，绝不推诿。”
　　故在我还没见到他之前，已受着“战友”们的影响，对他颇怀好感了。
　　“回顾展”结束以后，我终于在组委会的一次答谢活动中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个不善言谈的男人，而我在那种场合也往往话不多，我们之间没单独交谈什么。
　　答谢自然少不了吃饭。饭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议我郑重其事地说几句。我想，我说什么呢？非要说，无非就是再重复别人已说过多次的对赞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话，也的确是心里想说的话。经济是基础，没钱办不成“回顾展”。
　　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干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
　　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公务缠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心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干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钢地盘内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荡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他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文人小说下载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重考虑再做答复。
　　北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
　　第二，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考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这部“系列报道电视片”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婉谢，深表歉意。
　　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
　　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
　　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这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所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吗？——我为你一叹再叹。
　　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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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都曾跪下去过——“三资”企业备忘录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发生的那事件，似乎没见过有哪家报转载，甚至没见过哪家报间接地报道过。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吧。就我的读报范围而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有影响的报，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电台和电视台，据我所知，概无评说。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国的一切媒体，对那事件，一时都装聋作哑起来。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许都收到了“新闻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的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韩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职工尽是中国人。那韩国女人，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个工时。平均每天八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者，即刻开除。那韩国女人，性情暴戾乖张，动辄对中国职工大加训斥，甚或打骂。数百中国职工，竟无敢抗议者。一次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一星期内，不分昼夜，除了吃饭，不许停止。即使吃饭，也不许离开工作台，只能守着工作台吃盒饭。一个星期内，包括每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全体中国职工只获准了不足十小时的休息时间。说是非人的对待，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就连他的双膝，当时也屈软了一下。却毕竟他没有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默默地终于双膝跪下去。他环顾着跪下在他周围一片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由这羞耻而从内心里产生的被严重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
　　他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嚣张，说你认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
　　没有一个跪下的中国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当时处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我们无从知道，他离去时内心里怀着怎样的想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国人，低垂着他们的头，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个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面前，长达十几分钟……
　　那是一种怎样的沉默啊！
　　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的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地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尼古丁没能立刻使我镇定如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远在北京，但我——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韩国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个在那淫威嚣张的韩国女人面前驯服如羔羊的同胞们，间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过，曾在美国人面前跪过，曾在英法联军面前跪过。
　　但那往往是被洋枪、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枪、被屠刀逼着，也有宁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观念，已被近年来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净化”得相当“灵活”了。
　　我已很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了——倘被洋枪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实是不打紧的。保命为重。若脑袋掉了，命都没了，其他的一切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们的同胞们的跪，并非像当年一样，是被洋枪、被屠刀所逼啊！他们面对的不是当年的日寇！不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不是英法联军！只不过是一名韩国女人啊！而且我们的同胞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的城市里啊！
　　想韩国人，当年也曾被日本人残酷地奴役过。同处亚洲，韩国和中国，当年曾同是患难兄弟国。
　　而现在，一名韩国女人，竟似乎认为，自己有特权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国人“没商量”了！
　　想来想去，那特权，还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给的吗？我说“我们自己”，既包括我们的某些软弱可欺的民众，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媚外威内的大小官员。而且，细想起来，首先是后者们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变得软弱不堪了，才导致我们的某些民众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细一想，前者们的不争，未见得不是后者们一向“威内”的结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