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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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自己呢？再联想到那小伙子对自己做的那一种手势，以及出租车司机对自己说的那一番话，越发不安，进而疑神疑鬼。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到前台去退房。从迈出房间那一步，到迈入电梯，到退罢了房迈出宾馆，站立在人行道上，左顾右盼，神情惴惴，仿佛前后左右都会冷不丁冒出一个或几个仇人，以夺其性命为快事。
　　好在很快就拦了辆出租汽车，于是转往别一家宾馆去住了。因在前一家宾馆是预订的房间，已超过退房规定时间，白交了一天三百多元的房钱。但他那时已顾不上计较经济的损失，悠悠万事，唯保性命安全为大了。
　　虽然顺利地住入了另一家宾馆，一颗心却还是终日忐忑，草木皆兵，出入诡秘，不安并未稍减。业务之事，但凡能请对方到宾馆来谈，便不离开宾馆。心里的害怕，又不便向对方解释。结果那一次给对方的印象就特别不佳，使对方误以为他架子大了，摆谱了，对他也就不怎么待见起来。这年头，商机多着呢，都是商道上见过世面的人了，谁离开了谁不行呢？谁又非得把谁格外地放在眼里不可呢？
　　几天内双方在宾馆里见了几次面，来前原本有把握谈成的几桩买卖，到头来竟一桩也没落实。这令他大为失望；对方觉得他架子大了，对他的印象不好了，也感到不爽。
　　离开那一座城市的前一天，他要求对方派人派车送他到机场。买卖没谈成，架子又变大了，对方本已不爽；便将他的要求又误解为摆架子了，更加不爽，便随便地找了个借口，把他的要求挡回去了。
　　悸惧的他，为了安全起见，买的是最早的一次航班，六点来钟就离开宾馆去往机场了。唯恐在机场遭遇到那黑车司机及其同伙，一下出租车，几近逃入了机场。
　　回到北京后才安稳下一颗惊恐万状的心来。然而此后，一打算要去A市，立刻便会联想到那一名开黑车的司机对他所做的那一种威胁的手势，以及那一名正式的出租汽车司机对他的忠告，于是畏缩不愿成行。半年后，连在A市的业务也都荒废了。
　　唉，我早已听惯了许多人对社会险恶的抱怨和切身感受。但大抵是以自己的优点说事。比如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的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先言自己的大公无私，接着谴责别人的私欲膨胀；先言自己的与人为善，接着抨击别人的小人勾当和伪善行径……
　　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在某些时候陷于狼狈之境的。
　　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便是后种情况之一例。
　　而依我的眼看来，对并非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多得多。
　　是以为戒。


二、小城与古镇能拯救中国文化吗？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样。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国的小城和古镇，那些千百年来在农村和大城市间星罗棋布的小城和古镇。
　　仅以现代史为例，我们所敬重的众多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国的小城和古镇留下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镇，也都必然地以它们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濡染过他们。开一列脱口而出的名单，委实气象大观。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废名、苏曼殊、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艾芜、张天翼、丁玲、萧红……
　　这还没有包括一向在大学执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闻一多们；而且，也没有将画家们、戏剧家们、早期电影先驱者们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文化学科的学者们加以点数。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镇，不单是他们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们后来的文化作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镇，有德于他们，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国之近代的文化。
　　摇篮者，盖人之初的梦乡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声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会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为，“厚德载物”四字，中国许许多多的小城和古镇，是绝然当之无愧的。它们曾“载”过的不单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们还没成人物的时候，给他们以可能成为人物的文化营养。
　　小城和古镇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极具风味的那一种，大抵加了各种的作料腌制过的；比作点心，做法往往是丝毫也不马虎的，程序又往往讲究传统，如糕，很糯口的一种；比作酒，在北方，浓烈，“白干”是也，在南方，绵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面，小城和古镇，于地理位置上，即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只需年景太平，当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乡两种文化的滋润了。大都市何以为大都市？乃因它们与农村文化的脐带终于断了。不断，便大不起来。既已大，便渐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则往往对农村文化侧目而视了。就算也还容纳些个，文化姿态上，难免地已优越着了。农村文化于是产生自知之明，敬而远之。小城和古镇却不同，它们与农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一般远不到哪儿去，它们与农村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它们并不想剪断和农村文化之间的脐带，也不以为鄙薄农村文化是明智之举。因为千百年来，它们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与农村文化胶着在一起，撕扯不开了。正所谓藕断丝连，用北方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镇是大都市商业的脚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为这比伸到国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业的脚爪，不太有可能越过阻隔在它和农村之间的小城和古镇直接伸向农村并达到获利之目的。它们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得不与小城和古镇发生较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不得不对后者表示青睐。于是，它们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带给小城和古镇了。起初是物质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镇起先出现留声机的买卖了，随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镇有了知识的青年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质的，更向往文化的。他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而只有对事物有敏感反应的人，头脑里才会有敏感的思想。故一个小城和古镇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他在还没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经是相当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小城和古镇的文化立场；进言之，乃是站在一种较传统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狭，可能极端，然而，对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场和观点的自我矫正只不过是早晚之事。他们有自我矫正的本能和能力。他们一旦成为大都市中人，再反观出身的小城和古镇，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发酵、化合，或扬或弃，或守或拒，反映到他们的文化作为方面，便极具个性，便凸显特征。于是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景观纷呈。何况，他们的文化方面的启蒙者，亦即那些小城里的学堂教师和古镇里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里谋求过人生的人，载誉还乡也罢，失意归里也罢，总之是领略过大都市的文化的。他们对大都市文化那一种经过反刍了的体会，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哺予他们所教的学生们。
　　谈论到他们，才谈论到我这一篇短文的自以为的要点，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之文化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大都市到小城、古镇，原本有一条自然而然形成的链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归去来兮往复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学识治国平天下的，说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当不成官，他还有一条退路，即教书育人。在还有这一条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门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之中大多数后来也都成了“坐学馆”的人或乡间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学馆又往往开设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镇。小城和古镇，由此代代的才人辈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输送往大都市；大都市里的文化舞台，才从不至于冷清。古代的中国，一名文化人士，一辈子为官的情况是不多的。脱下官袍乃是经常的事。即使买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银子，通常也只能买到一届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却官职，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举家还乡。若他们文化人的本性并没有因做官而彻底改变，仍愿老有所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义的事，那便是兴教办学。而对仕途丧失志向的人，则更甘于一辈子“坐馆”，或办私塾。所谓中国文化人士传统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迷恋，而是在离农村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还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生，即授业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每朝每代，对文化人的这一退路，还是明白地给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国时乖运戾，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强寇逞凶，疆土沦丧——纵然在时局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之文化人士，稍得机遇，也还是要力争在最后的一条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条由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自然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便如此这般地被钳断了。受到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镇。从前给它们带来文化荣耀感的成囚，一经彻底破坏，在人心里似乎就全没了意义和价值。
　　碎玉虽难复原，断链却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气息著称的小城和古镇，正在努力做着织结文化经纬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些当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厌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许还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退居故里。并且，在故里，尽力以他们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风景。
　　是啊，那时，中国的一些小城和古镇，大概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吧？


三、寻找城市最优良的气质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属于的那一个国家的立体说明书。
　　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书写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乃是有气质的。而所谓城市的气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决定的。正如一个人的气质，肯定与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遗传和后天的文化教养关系密切。城市文化作用于城市的各个方面，也必然作用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怎样，是城市人居家有感，凭窗可望，出门面临，终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谁都承认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和生理影响，于是必须承认，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优劣，往往也从正面或负面决定着生活在一座城市里的普遍之人们的趋同心性，以及愉悦指数。而后一点，是在城市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谈到了文化，那么我愿在此坦言我的当代中国文化观。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之一。而此点，每使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于中国近当代文化状况，持有特别自以为是的心态。
　　我们承认我们在经济实力方面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科技方面显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全民文明素质方面亟待提高……我们常言要缩短这样的差距，要缩短那样的差距，需补上这样的一课，要补上那样的一课；但是，一论及文化，我们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们唯独没有什么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们唯独没什么课应该补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们在文化方面，决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优越着。
　　而我以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十八世纪末起，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史称启蒙文化。启蒙文化所要弘扬的，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影响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社会学思想。因而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类的思想。没有每一个公民特别觉悟和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实际获得，“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此点上，中国近当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宝贵的一课、基础性质的一课。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还处在晚清没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五四”启蒙。此后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五四”启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由当时的政治理念所决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排他主义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诸国，当时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亦取同样不屑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文化。到了“文革”时期，连水杯和枕巾上也体现着阶级斗争文化的强烈特征了。“文革”结束，新中国的文化史已然与它的政治史重叠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国当代文化，曾经本能地试图进行第二次人文主义的初级启蒙，然而同样是功亏一篑。当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的时候，中国始终没能较成功地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一课。而斯时的西方文化，早已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期。而斯时距离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时期过去了将近二百年。当中国文化准备抓住机遇实行第二次人文主义文化启蒙时，先是文化的商业时代席卷而至，后是文化的娱乐时代轰然到来……
　　诸位，我并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并没有过什么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径。我只不过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认为应该有人指出它的客观存在，应该有更多的人正视它，应该有更多的人齐心协力，来为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化补上那宝贵的一课。
　　前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我们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触。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长。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曾是我作为影视工作从业者的最高领导，也是我们极为尊敬的人。中国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内，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文化发展工作。但怎样尽快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重要一课，不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当是中国一切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我要进一步指出那宝贵的一课。
　　如若不以虔诚之心来热忱地补上，则我们必然总会在政治、经济、科技、商业、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养不良的种种缺失。同样，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两方面，每见急功近利的种种现象，也实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优良的气质，乃是人文主义的气质。它衬托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也必然体现在建筑和规划之中。
　　（二）
　　言说中国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往往无法摆脱一个大前提的困扰，即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众多的国家。十九世纪初，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过才十六亿多一点点。这么一对比，我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往往会使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根本不曾有什么城市建筑、城市规划的总体性业绩可言，而只不过仅仅有过一些个别的、具有时代标志意味的城市建筑物罢了。它们矗立在极少数的大城市里。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筑。以我的家乡哈尔滨市为例，上个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厦”，高八层或十二层，当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同时还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谊宫”，它是市里官员接待中央首长和会晤尊贵外宾的场所。以现今的星级标准来评定，当年它们大约勉强够得上“三级”。一个国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间没有更换过城市建筑，这在欧洲某些国家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的城市里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筑物几乎一律是坚固的砖石结构的；而且，他们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几十年内保持在一个不飙升的平衡上。但中国不同，从南到北，居民社区基本上是土木结构的。有些是“大跃进”时代的“突击成果”。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触目皆是的危旧房，解放后，大部分根本不曾获得任何改造和维修。每一座城市里，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十之七八要么是解放前大官僚、大军阀的豪宅，要么是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细分析起来，我们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实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们土木结构的、经得起百年以上风雨的建筑其实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性建筑物，却在我们的城市里坚如磐石；想想吧，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仅到过哈尔滨市一次，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处，却是沙俄时期驻哈铁路官员的俱乐部改成的“中央首长招待所”。哈尔滨市后来建起了“北方大厦”和“友谊宫”，我想与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开的。然而新中国的人口，却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五亿激增到了六十年后的十三亿。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们睡觉的地方，往往是厨房里锅台后，比公共浴池里的床塌还狭窄的几条木板拼搭的所谓“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被炉盖子烫伤了，煤气中毒身亡了……诸如此类的事我小时候真是听了一起又一起。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里，到处是比欧洲贫民窟更贫民窟的城市居民区，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实都是一个极为随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着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和周边几条主要的马路。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儿子，我少年时期经常做的一个梦是终于在哪儿偷到了一盆水泥。因为我多么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锅台抹上薄薄一层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岁了，已经离开我下乡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了，已经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两年了——我首次从北京回哈尔滨市探家时，那个梦想都没有实现。那时已经是一九八一年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关于水泥》，以祭我那少年梦。我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建筑业的群英会代表，他的一项发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种黏土再掺上煤灰、骨胶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曾将一块砖带进教室，放在课桌上，兴奋地指着它告诉我们：“看，我们新中国也造出了耐火砖！”而我和我的同学望着那一块砖，像望着一块金砖。一九八五年我又回到哈尔滨一次，那时我少年时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来的所谓的家，前接一点儿，后接一点儿，住着三个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个生精神病的哥哥，总计十二口人。因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单位借宿。我们全院一共九户，都是居住情况相差无几的城市人家。整条街都那样，前街后街也那样。全哈尔滨市有八九处少则数万人口多则近十万人口的、居住状况令人潸然泪下的如此这般的居民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城市，当年又有几座呢？
　　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建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国家建筑行为，还是民营企业的建筑行为，除了被列为重点工程重点要求的建筑物，仅就居民而言，标准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说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样，住进八十年代的楼房里的城市人家，却又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