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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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个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
　　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
　　“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地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
　　“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陷害、相互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她们也往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阻挡她们实现目的道路上的几乎一切男人。哪怕他们并非成心阻挡她们，哪怕他们仅仅被她们主观想象为绊脚石，而实际上他们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们视为障碍的是女性，则她们“踢开绊脚石”的方式更加卑劣，往往使对方们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具有袭击的性质。并且，往往对准人的政治要害，企图一击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当年我听说过不少这类可怕的女人的行径。她们常使我联想到后来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她们当年的相互倾轧、陷害、打击报复以及出卖好友的行径，具有以下特点：年轻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轻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发难的现象多，专业弱的向专业强的比专业强的向专业弱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问题的比后者向前者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专业、同领域甚至互为邻居者之间突然发难的现象多……
　　所有这些发难现象，有的放矢，直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纲。所谓“该出手便出手”，所谓“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则来势凶猛，又准又狠。
　　有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时，目的其实与政治无关，可能仅仅因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场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项并不高级的科研中为骨干？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次活动中任组织者？取得成绩后应上报嘉奖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还是别人的名字在前？……
　　通过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艺、文化、科研、教育等领域攫取名利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而且，往往奏效。
　　“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了，工人们开始促生产了，知识分子之间，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却依然利用政治进行明争暗斗的现象，继续演出着种种小品和戏剧。
　　这一种演出直至“文革”结束才不得不落幕。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四、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更敏感
　　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于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仅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
　　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
　　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
　　喜欢欣赏绘画的我，不知怎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几乎一切我所见过的女性的裸体画或雕塑，其面部的神态都是呆板的。即使秀色可餐，即使妩媚，即使风情万种，也似乎总缺少活人的气息。
　　这乃因为，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人们，目光一专注于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唯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花朵没有我们称为“心灵”的东西，故花朵没有所谓“内在美”。女性则不但有心灵，其心灵的敏感和丰富，要远比男人们的心灵还细致、还有层次。
　　托腮凝思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女性们在这些时刻或类似的时刻，心灵之窗一般是无戒备地敞开着的。即使仍处于关闭状态，也每每是很透亮的。仿佛她们自己擦了几遍，为吸引别人的目光向她们的心灵窥望。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即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栩栩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当然，成为艺术品的裸体女性们的脸，也不全是呆板的。有些也表情生动，也不难使人由她们的表情而目光直驱入她们的心灵。但这些画或雕塑往往是有情节的，以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神话传说、宗教传说为最多。
　　其实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
　　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
　　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
　　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或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国的中青年画家们、摄影家们、雕塑家们，都曾将中国青年女性与书的关系表现在自己不同的艺术领域内。
　　在同一个国家里，在短短的几年内，女性与书这一题材，被不同门类的艺术纷纷表现，这种情况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闲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夙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夙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色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
　　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
　　那一幅画的名字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
　　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入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老母亲们，到了八十年代初，除少数极高龄者，皆已辞世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中年母亲，到了八十年代初，除少数早逝者，皆在不经意间变成老母亲了。
　　她们的许多长子长女，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一页，早该是父母了。可八十年代初，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返城，还居无定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年轻的母亲们，到了八十年代初，都由“大嫂”而“大婶”而“大妈”了。她们中，有的人的儿女也是知青，只不过“上山下乡”的时间短些，返城时的年龄也小些，可称之为“后知青”。
　　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降生的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同一种竞争中——升学。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著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两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众多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都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排队购买的人群中。她们的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排队购买人群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漾漾细雨，在前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儿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于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鲜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单纯追求知识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批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
　　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
　　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wén　rén　shū　wū¨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几年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