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时代的杀人事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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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屋前长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老孙和老婆常常静静地坐在树下想儿子，沉默无语。偶尔有阳光透过枝叶繁茂的梧桐树叶，斑驳地倾洒在他们的脸上，阴晴不定，但充满幸福的感觉。树梢上的天空中有大朵大朵的云急速掠向南方，云之外是纯净无邪的蓝。

　　　　老婆是老孙在赣北乡下插队时认识的，房东家的女儿，老实巴交的。老孙与她相识到结婚，并没有演绎出任何轰轰烈烈的爱情方式。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冲动的、盲目的。老孙出生在旧社会，但在红旗下茁壮成长，二十岁那年，含着饱满的热情，唱着语录歌儿，随着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以一名无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崇高姿势，占领了那个贫瘠的小村庄。小村庄窝藏在一片汪洋的大山林中，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周而复始地砍树，或者种树。甚至，这竟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目标。

　　　　与其说是占领，不如说是改造，“改造”一词是那时的流行元素。他被小村庄改造了，被小村庄的贫穷和麻木改造了。他被改造得终于可以和村民们一样，铁青着脸，掮着木头在树林中走来走去，看不出一点本质上区别。后来，好像是某个莫名其妙的黄昏，他扛着锯子和斧头疲倦地归来，看见暮色苍茫里等待着房东的女儿，手里捧着一枚热气腾腾的水煮鸡蛋。在那个几乎无任何多余物质生活的岁月里，他无任何预兆地被那枚水煮鸡蛋收编了。再后来，生活好像透出一点曙光，一纸红头文件流离失所地飘泊到小山村，他可以回城了。

　　　　当年知青大撤退，不知上演出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国大地平添千万陈世美和秦香莲。但老孙没有故事，或者说老孙的故事一点都没有背叛传统道德路线。他携着妻，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拖着一麻袋就可以收拾完毕的家什，怀着复杂的心情，星夜启程，狼狈地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愚城县。回到城市，他才从骨子里领会到陈世美们的苦衷。呵护他天真无邪童年的那个老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供工人阶级们打太极拳的公园，公园里有一方小小的荷塘，盛开着一池洁白的荷花。也许点缀在荷塘中的那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就是他小时候常趴在上面玩耍的石凳呢。

　　　　他进了国营愚城县平板玻璃厂当总帐会计。厂子分给他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位于离厂不远的红旗胡同，原来是水房，后来废弃不用，隔成一室一厨，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但老婆的农村户口，使她在这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城市里，几乎无法生存。而且，孩子的户口随母亲走，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没出生就会被贴上农民的光荣标签，那怕这个孩子的祖宗十八代都没看见过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铁打的政策，好像这个社会还滞留在母系氏族似的。但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种属性，从积极方面看问题，我们发现妇女的地位显著提高了。真是奇怪的家庭，城市的屋檐下，栖息着两个贫下中农，光凭老孙一月三十二斤粮票，如何填得饱一家三口的肚子。所以老婆日渐消瘦。因为她不敢多吃那怕一粒米饭，她认为老孙的不幸，都是她这个农村女人造成的。能生活在从小就向往的城市里，她已幸福得不敢有任何过份的物质要求，多想一下都是奢侈。

　　　　好在儿子已经幼儿园毕业了，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按政策当然是没有资格在城里读书的，老婆就把他送到赣北乡下外婆家，在一所破旧的山村学校里从一年级一直读到初中毕业。这是好事，至少家里少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吃饭，可以省下许多粮票。老孙是干会计的，当然是很有办法的人，家庭财务收支总能实现盈余。每月六十块钱的工资，穿衣吃饭水电费等固定成本消灭掉四十元，红白喜事和生病等变动成本消灭掉十元，实现净利润十元，且是百分之百的净现金流，没有一分钱变成永远收不回来的应收帐款。儿子到乡下上学后，一切管理费都是外婆出资，算是边际贡献的最大化吧。因此省下四斤粮票，三毛钱一斤卖给开包子店的老王，又可以实现营业外收入一块二毛钱。

　　　　好了，有钱了，可以搞点长期投资了。老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捣了一个独轮车，解决了老婆的就业问题。每隔几天下乡一次，拖回二百斤大白菜或红萝卜，让老婆推到地下菜市场叫卖，每月得到投资收益约十五元左右。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收入，对像老孙这样的家庭，有着重要的现实主义意义。从此，每一个晚上，老孙和老婆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从赣北吹来一掠而过的风声，思念着儿子，安宁，满足，警惕，像两条被人追逐了很久的老狗，疲惫而又彼此守望。

　　　　但随着儿子一步一个脚印地长大，外公外婆却逐渐衰老，整天躺在床上，几乎不能下地行走，再也不能奉献出任何边际贡献。那个小山村里，也没有比初中更高级的学府。儿子必须回来。老孙和老婆到赣北乡下接儿子时，远远地就看见儿子静默地站在一座石头和木头垒成的农舍前，才十七岁的一个小男子汉，高大，黝黑，沉默无语，并没有出现期望中那种久别重逢时欢愉的情节。多年远离父母的生活和大山里纯净的阳光，使他守侯的姿势像一棵不食人间烟火的树，但不屈不挠。在这座农舍里，他们又见到了外公外婆，他们卧在床上的姿势，就像躺在棺椁里，依旧沉默无语。然后吃饭，然后就是离别。离别总是黯然的，外公外婆很少说话，好像每多说一句话，就会有一分生命的元素挣扎着脱离他们残败如落叶的身体，在空气中灰飞烟灭。

　　　　儿子回来了，城里人的农民儿子回来了，上学又成了老孙面临的最大难题。每一天，老孙在老婆和儿子饱含希望的目光注视下走出家门，在这座三十平方公里的小城里四处奔走，回到家时，依然是一无所获的疲惫。托关系、走后门、打通关节都要靠人民币说话，但老孙没有人民币，或者说老孙有限的人民币说不出动听的话儿。他无法像别人游说时那样潇洒地拎着中华香烟和五粮液酒，他顶多只有大重九和洋河大曲，每一次，他都只能悲伤地看着那些沦陷在高大威严的真皮座椅里的胖子或瘦子们将他的大重九和洋河大曲鄙夷不屑地扔进废纸篓内。然后他重新捡起它们，交纳百分之十的折旧费，将它们退回到百货商店的架子上。儿子一天天沉默，老婆一天天消瘦。在沉默和消瘦就要达到极点的时候，忽然有了春的消息。

　　　　愚城县政府财政紧张，抢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使出了极有政策前瞻意识的一招：卖户口。一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本货真价实的城市户口薄。那是一种薄薄的蓝皮小本子，薄得只有四五页粗糙的纸张，打开来一眼就可以看到一枚血一样鲜红的大印。每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蓝皮小本了，所不同的是，若你生长在农村，这个本子第一页户口性质栏内会印上“农业”两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是个勤劳勇敢的农民，国家供给你田地，你必须辛勤耕种，并养活自己，你吃的穿的都藏在那一块块散发出青草味的泥土里。若你出生在城市，在相同的一栏内会印上“城镇”两个字，同样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用不着像农民一样通过种田养活自己，你可以在工厂内制造产品，也可以在政府机关内喝茶看报，可以领工资，可以每个月领三十二斤粮票和七斤半猪肉票。

　　　　这个小本子的第一页，印着户主的名字，后面的若干页，印着与户主关系亲近的人们的名字，可以是老婆，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女儿。老孙也有这样一个小本子，静静地躺在箱子里最安全的角落。但老孙的小本子里，只有老孙一个人的名字，像一只失去同伴的孤独的鞋子躺在第一页，后面几页全是一片苍凉的空白。好像是中国山水画技法中的“留白”，等待着生花妙笔的勾勒。这支生花妙笔，现在已递到老孙手里，只要一万元人民币，他就可以用这支笔，在空白处填上儿子的名字，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的求人，像狗一样摇着尾巴看人脸色。儿子也从此可以在这座城市里，与别人一样沐浴阳光和雨露。

　　　　可这一万块钱从哪里来呢？儿子在赣北乡下读书的日子里，老孙千辛万苦地积攒了一笔钱，六千块，还不够啊。此时恰巧又有了个天大的好消息，外公外婆终于死了，死在一个风雨如晦的黄昏。“好消息”和“终于”这两个词在这里用来描述老孙夫妻的心情，好像被赋予了贬义色彩，明眼人很容易得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老孙夫妻身上已经缺失的结论，因而对他们的命运不再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孝吧。其实对外公外婆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死是无比幸福的，再也用不着耕那块永远耕不出名堂的一亩三分地了，再也用不着为儿女们操那份操不尽的心思了。老婆哭着喊着奔回了老家，将他们葬在大山里。他们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当他们血肉与大山冰凉的岩石融为一体时，就注定永远走不出大山，身后只留下一座栖息了一辈子，仍是集体所有制的石头小屋。于是老婆将小屋卖了，卖了一千块钱。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又能卖多少钱呢？虽然这财产是他们亲手创造的，并且住了一辈子，但所有权注定是集体的，他们永远只有使用权，卖一千块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外公外婆对女儿最后的边际贡献。他们生的卑微，死得其所，仿佛他们的死，是他们在女儿最需要最困难的时候，所能做出的最正确、最及时、最决绝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并不是主动的，但已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已经有七千块钱了，还差三千。老孙开始融资。融资是艰难的，因为现代社会流行的融资基本条件是：一、债务人要有还款来源。二、债务人要有财产抵押。老孙完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债权人不需要深入调查和研究，只要扫描老孙一眼，就可以作出准确的评估。评估结果是：债务人老孙，现年四十五岁，某国营工厂会计，收入微薄，没有前途，不具有管理者气质，不能通过侵吞国有资产获得还款来源；更不具有商人潜质，不可能通过偷税漏税获得还款来源。此外，老孙除了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信用外，在债权人眼中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财产可供抵押。所以，融资给老孙的风险是巨大的，不可控制的。所以老孙的融资行动失败了。

　　　　但幸好老孙干会计工作所掌握的技能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决定开始盘活不良资产。家里有哪些不良资产呢？首先想到的是老婆的金戒指和金耳环，那是老婆嫁给他的那个晚上，外婆悄悄塞进她手里的。老婆曾经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娇嗔地要他为自己戴上。那一刻，这名皮肤灰暗、粗手大脚的农村女子竟然美丽如花。但金戒指和金耳环毕竟不是粮食，不是衣服，不能用来吃，不能用来穿，在没有变成现金之前，它对这个家庭没有一点实质上的帮助，符合不良资产的核心定义。

　　　　第一笔不良资产很快被人收购了。那时黄金价格是每克一百零二元，老婆的金戒指和金耳环净重十七克，本可卖到一千七百三十四元人民币，但收购人居心险恶地提出要扣除百分之二十的加工费，虽然老孙为此与收购人激烈地较量了好几个回合，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以现金一千三百八十七块二毛成交。

　　　　第二笔不良资产是家里的棉被。赣北盛产优质棉花，老孙和老婆回城时，外婆知道女儿身体弱，经不起风寒，临别时特别缝了三床针线眼密密麻麻的大棉被让他们带着。老孙对老婆说：“我们家本来有两床棉被，加上你从老家带来的三床，一共有五床。我们家只有三个人，哪用得着五床被子。儿子盖一床厚的，我和你老夫老妻的，挤挤算了，盖一床就行，这里的冬天还挺暖和。还有三床我看就卖掉吧。”第二天老孙就用自行车背着三床棉被上街了，回来时是走着回来的，兜里捂着滚烫的三百块钱。原来他连自行车也一起卖掉了。老孙说：“没有自行车更好，反正我离厂子近，跑跑还锻炼身体呢。”

　　　　老孙家的被子从此丧失了替补队员。失去自行车并没有对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但少了三床被子却平添了不少麻烦。如果被子脏了，他们全家都必须四点钟起床，老孙负责煮早饭，老婆承担洗被子的任务，儿子以读书方式负责家庭的未来。洗完被子，老孙和老婆一人执住被子的一端，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它拧干。由于对太阳的蒸发能力没有信心，所以还要进行深加工。老孙和老婆各执一把蒲扇，手上捏着剑诀，脚下踏着凌波微步，分别从若干个不同的方向对着晾在绳子上的被子猛扇一个小时，这样可以加速水分子的挥发，确保晚上仍然有一床温暖干燥的棉被在等待他们疲惫的身躯和灵魂。

　　　　当所有的不良资产都被盘活后，老孙的户口薄上终于印上了儿子的名字，那只孤独的鞋子找到了同伴。从这一天起，儿子从农民阶级变成了工人阶级，就像青虫进化成蝴蝶一样，可以在城市的天空下自由地飞舞。生活开始充满希望。虽然老孙家的有效净资产只剩下两间空空荡荡的破房子和三个潦倒的人。

　　　　以后的一切顺理成章。老孙依旧一如既往地在国营工厂里上班，老婆周而复始地推着小车在菜市场叫卖，儿子以一个工人子弟的身份，上高中，后来又考上了大学。老孙屋前那棵高大的梧桐树，宽大的叶子依旧静静地生长又落了。如果生活始终这样延续下去，必定像流水一样平淡而幸福。
第二章
　　　　每次想到儿子，一股温开水般的暖意，就会从老孙身体内某个角落汩汩地流淌开来。是的，儿子挺能为老子争光的，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名气虽不算十分响亮，但在地处偏僻的愚城县，让人听起来还是觉得如雷贯耳。有段时间，老孙非常渴望能在别人脸上搜索到某种羡慕的表情，仿佛有些上瘾。

　　　　大学毕业前，儿子打公用电话问老孙：“爸，留下还是回来？”儿子至今没有手机，这在尘嚣日上的校园内，几乎成了那个什么的代名词。注：我一直没想好这里该用什么词表达，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帮我想想。老孙心里清楚，儿子这学上得不容易，学费要钱，吃饭穿衣要钱，交朋友也要钱。但儿子非常懂事，知道家里底子薄，在校四年间，从没向老孙多要过一个铜板。要知道那是个物质生活极其猖獗的城市。老孙说：“你自己拿主意吧，我和你妈都不会反对。”话虽这么说，老孙还是很矛盾。儿子显然很想留在南方，南方的光怪陆离，繁华喧嚣，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但老孙确实快要老了，老婆身体又不好，若儿子能回来，其意义不仅在于晚年好有个照应。

　　　　的确，关于儿子留在南方还是回到愚城县这个问题，老孙是矛盾的。留在南方呢，对儿子将来的发展会好一点。老孙也听说，南方那座城市，遍地黄金，机会多多。倘若你走在街上，不小心撞倒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是某家大公司的总裁，正满大街地物色总裁助理。某著名台湾电视制片人说过：机会只有三秒。你要抓住这三秒钟的机会，彬彬有礼地扶起这位总裁，替他擦干衣服上的灰尘和鼻涕，说：“先生，您真幸福，您真……。”注：这里为什么用省略号呢？主要又是因为我没有想好这句话该怎么说，总之应该是一句非常智慧非常令人激赏的话。嘿嘿，多么老套的情节。如果这位总裁胸怀大志，用发展的眼光看你，一定会欣赏你的机智、幽默，你的机会就被你在第三秒钟紧紧抓住了。如果这位总裁是个俗人，不欣赏你，我们只能嘲笑他没有眼光，自毁前程。除此之外，又能拿他怎么办呢？倘若你在愚城县的大街上撞倒了一个人，而你并没有练过国术，身材也算不上高大威武，那就必须赶快像免子似地跑掉。如果你稍稍迟疑了一下，错过了第三秒钟，很可能就插翅难飞了，一定会被修理一顿，尽管修理你的人很可能也是名公司总裁。

　　　　但从潜意识讲，老孙是希望儿子回来的，这里面包含着两个特别重要的现实主义问题。第一个问题与老孙的老婆也就是儿子的母亲有关。这几年老婆的健康状况一年下一个台阶，最近更是经常无缘无故地头痛或眩晕。老婆是农村户口，没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老孙又是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看病的钱始终没有下落，所以至今仍采用大自然疗法。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对这个三口之家来说，无异于三条腿的凳子又断了一条腿。这个家庭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眼看着就要纳入社会主流轨道，突然发现这条轨道有改道的危险。现在老孙非常需要儿子回来，巩固这个家庭本已经萌芽的良好发展前景。老孙很担心，常常半夜里忽然醒来，打开电灯，忧心忡忡地察看老婆那张在睡梦中仍然蹙起眉头的脸。

　　　　第二个问题是老孙下岗了。老孙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曾经是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下过乡，插过队，国家一纸落实政策的红头文件将他落实到这座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愚城县，在国营愚城县平板玻璃厂当总帐会计，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一晃就是二十年。但坏就坏在老孙自以为生活在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不禁有恃无恐，因而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没有与时俱进。而会计学偏偏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在老孙当会计之前，工厂生产出产品只要还堆在仓库里一律称为“库存产品”。在老孙当会计之后的某年某月某日，突然换了个名词，称为“存货”。但老孙不知道，这不全是老孙的责任。因为这事情上级部门没有发文件。厂长问老孙：“老孙，查查看我们还有多少存货？”老孙听了只发愣，存货？存货啥玩意？难道是上个月李供销员送给自己的那两瓶老陈货被厂长发现了？他胆战心惊翻箱倒柜地只找出一瓶老陈货，拱手奉献给厂长，老老实实地说：“就一瓶了，还有一瓶我喝了，李科长也喝了两口。”厂长气得一口气喝光了老孙的老陈货，怒气冲冲地走了。八个月前，厂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实行未位淘汰制，全厂员工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无记名投票，将那些不与时俱进的家伙揪出来，立即淘汰。这一招是中国当代企业文化的结晶，民间的说法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老孙不幸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被开除出群众队伍。他收拾包袱离开厂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名字贴在厂门口的宣传栏里。宣传栏本来是专门用来表彰先进的，老孙在厂里干了二十年，名字从未进过宣传栏。现在终于破天荒地进了，刊登在首页，还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

　　　　这一切老孙都没有告诉儿子。他只对儿子说：“我现在跑外勤，整天不在厂里，有事晚上打马大姐家里吧，她会叫我们的。”电话虽然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但对于老孙来说，仍然是个奢侈品。老孙住在红旗胡同，马大姐是他的居委会主任，也是红旗胡同为数不多装得起电话的人家，她的电话费可以全额报销，因此几乎成了公用电话。当然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无突发事件，每晚六点到九点，马大姐将电话对外开放，过时不候。

　　　　儿子终究没有回来，只打来个气势磅礡的电话。儿子在电话那一头气壮山河地说：“爸，我现在很忙很忙，先留南方找到工作再说，咱老孙家能否改天换地就在此一搏了，恐怕春节前才能抽出空儿回来。”儿子又说：“爸爸，告诉妈妈，弄点好吃的，等我回来吃年夜饭。”那头话筒在千里之外“咔嚓”一声挂了，只留下一声声“嘟嘟嘟”在空气中回响。老孙久久握着话筒不肯放下，听见窗外传来马大姐家锅碗瓢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和小孩子的吵闹声，目光潮湿。

　　　　准确说，老孙老婆被查出患有松果体细胞肿瘤的准确时间是在国务院查处江苏“铁本事件”后五个月，人民银行上调存贷款利率前一个月。我这样表述纯粹是瞎扯，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不致于误以为我说的是上个世纪的事。如果有谁因此认为老孙老婆的不幸遭遇与国家宏观政策有关，那是他误解，不是我的错。就好比我告诉别人，某人是在文革期间去世的，并不表示某人一定是被文革迫害致死的，他是失恋自杀的，完全与文革无关。

　　　　那是九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老孙和老婆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老孙说：“孩子说春节要回来。”老孙说：“不知孩子现在找到工作没有。”老孙说：“听说他谈了个女朋友，也不知长的啥样。”老孙说：“该想法子给他汇一点钱了，他现在需要钱。”老孙说：“发什么呆，我讲话你没听见么？”老婆说：“嗯。”那天，老孙一共说了五句话，老婆只回答了一个字，然后就休克了。至于老孙如何大声疾呼，如何用比刘翔一百一十米跨栏还快的速度将老婆送到医院的全过程，我就不说了，我说后面的事。

　　　　在愚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人来人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