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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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恭手让给他们，凭什么啊？我就是不肯信，离了红萝卜还真的不成席了！你现在是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这个项目的所有事情都应当由你负责，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签名吧。”袁平最后自然是签了名，不但签了名，还按照王俊签名的时间写上了相同的日期。

　　　　这一次又会是什么事呢？走在去厂办公大楼的路上，袁平心里有一股隐隐地冲动。“不会是合作有消息了吧。”袁平在心里对自己说。十二月的天气，天空灰垢累累，一副哭丧相。很冷，有点要下雪的味道。袁平故意底头缩劲，靠路边走着。袁平不想碰见任何人。厂里渐起的谣言，和“明升暗降”的处境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刘淑珍及其家人的几次大闹，让袁平在厂里丢尽了人。其实什么都不为，只是那天晚上袁平去外招楼找王俊谈事，刘淑珍生气反锁了门，袁平没有像以往那样在门外死守苦求，通宵达旦，而是跺了起来（谁知道你去哪里鬼混了一夜！——刘淑珍语），令刘淑珍蓄了半夜的势落了空。不但如此，第二天，当刘淑珍赌气搬回娘家住后，袁平仍然执迷不悟，没有像以往那样赶快赶到老丈人家赔礼道歉，请刘淑珍母女回家；更没有像以往那样，如果刘淑珍一时消不了气，想在娘家住几天，就每天清早买好早餐和菜送到老丈人家，而是一个人在家里悠然自得，不闻不问（成何体统，真个是翅膀硬啦？——老丈人语）。这就使刘淑珍心里的火势越积越旺，以至于很快超越了事情本身，变成了为面子？为尊严？或者为其它不知道的东西？总的来说肯定不是为事情本身而必须决一雌雄的地步（我刘淑珍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这叫我今后还怎么做人？！——刘淑珍语）。而袁平心里更可气，刘淑珍在王俊面前忘形失态，令他大失体面不说，还无理取闹将他反锁在门外，还搬回娘家，还串通娘老子上门吵闹，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闹吧，你们就一次闹个够。说不定哪天我就会消失，到时候你们就没机会了——袁平语）！

　　　　袁平灰头土脸地走进何厂长的办公室。何厂长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让他坐下，然后又倒了一杯茶给他。

　　　　何厂长坐回大班椅，边从烟盒里摸烟边笑着问：“怎么样，看你没精打采的，是不是小两口的矛盾还没有搞顺溜？”

　　　　袁平苦笑一下，说：“我已没办法啦。”

　　　　何厂长先给袁平点上烟，然后给自己点上，吸一口，说：“两口子之间闹点小矛盾，你不要太认真。”

　　　　袁平说：“不是我认真不认真的问题。他们是合起来要把我往死里逼！”

　　　　何厂长一笑，说：“没这么严重吧。”——

　　　　沉默了一会儿，何厂长等把手里的烟抽完，才说：“今天叫你来，还是为合作的事。你知道的，王俊走了已经一个半月，厂里还没接到他的任何消息。我们不能再等了。你赶紧给他写封信，追一追这事。”

　　　　那封信（快件）十天后被邮局退了回来——理由是查无此人。
第十五章
　　　　16

　　　　“回想起来，也不能怪那封信。”袁平说。“事实上，即使没有那封信，也一定会有其它的事情来排除迷雾，将事实真相揭露出来。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嘛！”

　　　　袁平是我大学时代同系不同班的校友，一二年级时常在一起上大课。他那时的形象非常独特，因此，虽说毕业之后一直未听到过他的消息，虽说隔着十年的岁月，我还是很容易就想起了他当初的样子：他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学生，性格腼腆，生活朴素，学习刻苦用功。我还记得他的外号叫“老转”——即复转军人的意思。原因是他春夏秋三季，上身总是穿着两个兜的黄军装；下身要么是黄军裤，要么是发白的劳动布裤；脚穿军用胶鞋。冬天只稍作变化，上身加一件扎成条状的军用棉袄，脚上是一双三节头军用棉皮鞋。加上他高挑的个子，给人的感觉绝对是一个刚复员不久的军人。

　　　　我是一周前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得知袁平来了深圳的，今晚是我们毕业以来首次见面。我们坐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处于二楼的酒吧里，座位临窗。看着窗外繁花似锦的夜市，霓虹灯下往来如梭的车辆，行人，尤其是那些非常时尚的美女，回想十多年前的旧事，一切真的如在梦中。

　　　　我给袁平添满啤酒，说：“你那时的形象很特别，我估计很多同学校友都会记忆终生。”

　　　　袁平脸红红的，不知纯粹是啤酒的原因，还是有一点害羞。他说：“其实那不是故意的。只是那时候我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穿，刚好我二哥从部队上复员回来，所以我就将他的衣物全部接了过来。”

　　　　我说：“原来如此。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复员军人呢。”

　　　　他一笑，说：“真是天大的误会啊！”

　　　　我突然想起来问他：“你找的人有眉目了吗？”

　　　　他收住笑，露出迷惘的神情说：“我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开张的公司，做广告的，好象叫天意什么的。又找到楼主，问他以前是否有个S公司租过楼，他说有过，老板是香港人，公司在三个月前破产了，人现在不知去了哪里。问他是否有一个叫王俊的在里面做，他说不知道。”

　　　　我说：“这是个骗局。你们上当了！”

　　　　他说：“是啊。前天我打电话给我们的何厂长，把这个情况给他讲了一下。他给我说现在厂里风声很紧，叫我不要回去。还说要是可能的话，就干脆在外面先找个单位干着，能调动更好，他保证在那边把一切手续给我办妥。这件事的一切后果由他担着，反正他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无所谓。如果我回去，就彻底毁了。另外他还告诉了我他家里的专线电话号码，说以后有事就在晚上打到他家里去，不要往厂里打电话，也不要跟厂里的任何人联系。”

　　　　我被他倒来倒去的说法给倒糊涂了，说：“这样一说，情况还蛮复杂的嘛。”

　　　　他说：“是呀，越想越复杂。”

　　　　看他伤感迷惘的样子，我说：“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在倒卖国有资产？你们说来说去不过几张图纸而已，相比之下太小儿科了。况且测绘的是七八年前的汽车，现在早过时了。你值得再为它难过吗？”

　　　　他说：“我不是为那几张图纸难过。我是为我自己。这十年的工作、生活，好象突然被抽了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了空中。想想，真不可思议！”

　　　　我给袁平再添满啤酒，邀他碰杯喝下一半，说：“这没什么，在深圳，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酒一直喝到下半夜。袁平醉了。架着他遥遥晃晃地走出酒吧，早春的夜气潮潮的，打在脸上，感到丝丝的微寒。街上，霓虹灯空空地亮着，除了偶然像流星一样打着红灯闪过的汽车，和酒吧周围散布的小姐的身影，整个城市已沉伏在了暗处，沉伏在了霓虹灯的背后。袁平醉得太厉害了，已完全丧失了意识，1。8米的身体就像一坨烂泥，从我肩上只往下溜，搞得我顾首顾不了尾。等把他塞进的士，我已出了一身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