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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微微,我的天堂 作者:祁又一-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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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再管了祁又一
我坐在微微身旁，吻了她，这时候微微醒了，她问我：“写完了？”
我说：“写完了。”
微微迷迷糊糊地撑起上身，左右张望着，她问我：“几点了？”
我告诉她时间，微微闭上眼，她说：“快上课了，睡会儿吧。”
我跑去厨房刷牙洗脸，然后躺到我们的小床上，微微用胳膊和腿搂住我。我闭上眼睛，睡意立刻袭来，后来我就睡着了。
稿子交上去之后，我就没再理这事，直到年底收到复赛通知书。
那些卑微的虚荣祁又一
这期间，除了学习以外，我最在意的是微微组织的新年联欢会。审节目那天，除了微微那帮学生会的家伙以外，年级组长洪老太也在。我抱着吉他站到台上，看了一眼洪老太的表情，立刻就觉得没戏了。
那天雨伞和方格都去了，李琳也在，几首歌下来，我把自己唱得热泪盈眶。他们又尖叫又鼓掌，现场气氛被煽得十分好，说来也奇怪，洪老太问了微微的意见之后，竟然让这个节目通过了。
于是，晚上不嗑书的时间，我全部用来练琴。零零碎碎的时间凑起来，一个晚上大概能练两个小时。那几天我的特征有三个：眼睛红肿；嗓音沙哑；手指生茧。后来正式演出的效果确实不错，我至今对那次演出津津乐道，因为，那是我灰色生活中少有的亮点，我那会儿过得真是挺不好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可怜啊。
第七部分
张楚祁又一
临近期末考试，老阴生病了，据说有点严重，已经拉到医院打吊瓶去了。
那天丽丽小姐来代课，我们都很高兴，像是老朋友重逢一样。——比较实际的原因是，老阴上课不许睡觉，这让我们十分无奈；现在丽丽小姐回来了，我们至少可以睡个好觉。
可惜的是，那天她讲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有趣了。我竟然一秒也没睡！——她讲了张楚流浪北师大时的遭遇！以下文字均属道听途说，本人对真实性概不负责：
张楚80年代中期流浪至北京，他身无分文，途中没有饭吃，就随便找间小饭馆，告诉老板自己是唱歌的，并且当场端出吉他献唱一曲，如果老板心情好的话，就能吃到一顿饱饭。（同志们，看看吧，这就是流浪艺人的窘困生活，我相信张楚一定看过那本臭名昭著的《在路上》。）
后来张楚到了北师大，住在西北楼4层某宿舍，和他那个中文系的朋友共宿一床。当时他们整个宿舍都很穷，大家为了帮助张楚，就在宿舍实行共产。他们是这么干的：每月初，所有人把饭票放在同一个抽屉里，谁饿了就去抽屉里拿，有钱的话就买些饭票再放回去。——他们用这个方法坚持了一年多，直到毕业。而当这些人各奔东西之后，张楚也离开师大了。
据丽丽小姐说，当时张楚在中文系十分知名。他经常在课间的时候抱着吉他跑上讲台，告诉大家：“我又写了一首新歌，现在想唱给大家听，愿意听的朋友可以留下听。”
那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留下听他的歌，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丽丽小姐。据丽丽小姐说，她当时极为同情这个瘦小的男孩，几乎听过张楚在教室里唱的所有歌，场场不落。而且，最神奇的是，在80年代末期的某个上午，张楚穿着破烂的衬衫，坐在师大的讲台上，第一次唱了他那首著名的《姐姐》。当时张楚对教室里的人说：“这首歌，是我刚写好的，送给我的姐姐们。”——这个“姐姐们”竟然就有丽丽小姐一份！
丽丽小姐说：“当时张楚特别可怜，引得中文系的女生们母性泛滥，所以张楚在中文系特别招人，系里好多姑娘都愿意帮他，他又比我们都小，所以他认了好多姐姐。”
这事听得我惊诧不已。想想吧，张楚，这个在90年代影响了无数小青年的家伙，在80年代时，竟然是丽丽小姐的干弟弟，看来命运这种东西真是没法琢磨。
捎带说一句，我现在也住在西北楼4层，并且常常在中文系的各个宿舍之间来回转悠。我曾经在430房的床板上看到过这样几句诗：“在漫天的星河下，想你/晚风拖过忧郁/一道玻璃的大墙”。
这几句话被刻在床板上，后来有人用圆珠笔描过，十分鲜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张楚老兄所为，我只知道，这话与张楚某首歌的歌词十分相象。如果这不是后人所为，那么，这应该是张楚留在北师大的最后痕迹了。
我几乎可以看见，在一个夏季的夜晚，夜深人静之时，瘦小的张楚掏出随身携带的圆珠笔，在头顶的床板上写下这些诗句。他不知道，在90年代，这些句子被一代又一代的小青年传唱；他应该也不知道，当他走后，这些句子被人用小刀刻下，又被人一笔一笔地描绘，直至今天。
和谁去祁又一
丽丽小姐讲完了张楚，大多数同志已经睡醒一觉了。于是丽丽小姐改变话题，开始讲她的高二·5班。我从她那里知道，原来小露也进复赛了。
——我一直忘了说一件事，小露也特别喜欢写东西。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好多诗和小说，并且给自己的文学社起名叫“冰蓝”。
她曾经送过我一本她们自己的诗集，那是一打B5的复印纸，用钉书器钉在一起，上面打印着她们的诗——这打复印纸就是她们的诗集。我到现在依然留着这些诗，因为我觉得她们写得确实不错，请读读这一首：
《尤里西斯（摩莉的自白）》
不远的地方跳出一点光亮
那也许是
一出戏刚刚开场
拉开红色的幕布
背景上全是线条
而舞台上是一锅颤动着一点肥胖的肉汤
“啊哈，摩莉我的乖”
（博伊兰唱着塞满袋子的黑羊）
她心不在焉地搅动一把大勺
舀起来的东西飘着浓香
那分明是处女的鲜血和荡妇的洗脚水
她把它们浇到博伊兰身上……
她还在煮
天花板上不停掉下男子
个个脸上堆满了对汤的渴望
最后人人都在喝
人人都夸着“摩莉心肝”直到
头顶上传来一声巨响
她天真地大笑“瞧他没有嘴
我们不要为了他浪费快活的时光“
（布鲁姆的苦笑在脸上绽放）
我已被这异香熏得头晕
（茫然中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床）
我只好匍匐在地
可怕的气体弄得我发呛
猛然间
我看到爱尔兰大门
悚然进入悠远都柏林的走廊
宙斯化成鹅大叫
“来吧！1904叫做‘肉欲的流淌’！”
这大概就是诱惑
我不懂诗，可我觉得小露写得真是很不错。
我看了一眼微微，微微正在写数学作业，她看见我在看着她，就用很奇怪的语调说：“看什么！可以和小妹妹一起去上海了，高兴吧？”
说完还瞪了我一眼。
这时候丽丽小姐正好问到：咱们班有没有谁进了复赛？
微微很夸张地说：“有！齐——天——！”
丽丽小姐说：“这是好事啊，齐天站起来，大家给他鼓鼓掌！”
我站起来，醒着的人鼓掌，雨伞他们还怪叫。结果睡着的人被吵醒，纷纷抬起头，睡眼惺忪地四处看看，而后继续睡去。
下课之后，丽丽小姐把我叫过去，问我准备的情况。我告诉她没准备。我还问她：“考作文还能准备？”
丽丽小姐说：“当然能了，至少看看上一届的考题和获奖文章吧。”
老阴就没给我说过这些，我拿到复赛通知书之后，打了个电话给她。她只是一般性地祝贺了一下，第二天在班里也没提这事，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这事肯定没戏。老阴大概觉得这是歪门斜道吧，毕竟她最擅长的是让学生在高考中得高分。
后来丽丽小姐给了我一本“新概念”的获奖作品选。是那本厚一点的A卷（也就是高三组），B卷她说要留给小露。
期末考试我考得不太好，只比上次稍稍进步了一点。
这个结果让我很绝望。因为，我已经把能用来看书的时间都用上了，自认为准备充分，谁知结果依然不令人满意。
出发啦祁又一
去上海之前那几天，微微不大高兴，也不知是觉得小露讨厌还是觉得我把她扔下不管了，总之她就是不高兴。出发前一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火车的时间，她的态度冷冰冰的。
出家门的时候，我没给微微打电话，以为她一定会去送我。我心情很好，DISCMAN里放的是Joe satriani的《Engines of creation》，而且整个世界阳光灿烂。踏出家门，一脚踩进阳光里，恰好音乐在这一瞬间进入高潮——长时间的沉闷之后，我终于有了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我简直成了King of world——如果当时面对大海，我也会站到泰坦尼克号的船头怪叫两声。
后来到了火车站，微微不在那儿，我找到阿迪他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进候车室，到时间后上车。
在火车站，我一刻不停地寻找微微的身影，小露问我：“微微不来送你？”
我告诉她今天微微上补习班。
刚上火车那会儿，我心情不大好，还换了Portishead的专辑听，结果心情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于是我谁也不搭理，借着坏心情写诗。写好之后，小露拿去看，说是要学习学习。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她把那几张写着歪诗的纸还我，并且十分关切地问我说：“你没事儿吧？”
竟是这样的旅程祁又一
小露坐在我旁边，我们年级文科试验班的两个哥们——阿迪和老李坐在对面。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远行，从北京到上海，总共14个小时，可是我们谁也睡不着。
我拿出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另一本是石康的《晃晃悠悠》——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文集和小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两本书不可不读。一开始，我拿出《我的精神家园》看，小露问我还带什么了？我就把《晃晃悠悠》拿出来给她看。
后来，我们发现火车上才真是“晃晃悠悠”，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疼。就改为听CD。再后来，连CD都听烦了，我们就把车上的意见薄摘下来，在上面写小说接力，规定一个故事的框架和人物，一人写一段。
我们一边写一边聊天，聊天令我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我、老李和阿迪，我们这三位高三学生都没做寒假作业，我们都想——万一中了大奖呢？那就不用再写那些该死的作业了。
后来，写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李突然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啊！”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想想这段时间的遭遇，老李的话让我十分惆怅。
再后来，我们相继睡去。
醒来时，已经快到上海了。窗外晨曦微芒，树木不停向背后掠过，带着冰凉的色彩消失。小露偎在我怀里——这个惹人喜爱的小妹妹，她的模样像只小猫。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阿迪他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司机老张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住处。那公司在浦东，是一座小塔楼的4层，有两个房间专门用来接待客户。
我们看了房间，两人一间，有点像宾馆里的标准间，能洗澡，有带暖风的空调，还能看电视，只是没有电话。老张建议我们三个男孩挤一间，只要在两个床间搭个地铺就行。后来，老张看了看我和小露，又说：“要不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下火车之后，小露就一直挽着我的手，看上去十分亲热。
阿迪嘻嘻哈哈地说：“成，您别管了。”
阿迪把老李拽进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不一会儿又打开，挤眉弄眼地对我和小露说：“不打扰二位了。”
我说：“操你妈，阿迪，你这不是逼着我犯错误么。”
小露则抱住我的胳膊说：“阿迪，算你识相！”
小露冲进房间，把书包和羽绒服扔在地上，像鸽子一样飞到床上，打了一个后滚翻叫道：“齐天！放马过来罢！”
我脱下大衣，坐到另一张床上，笑着说：“等会儿不要喊疼，你这个小处女！”
不一会儿阿迪和老李也过来，我们一起商量了这几天的安排。大家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决定上午先休息，下午再开始玩。
我们先玩了两天，逛街，吃东西，四处转悠。第一百货楼上的烧卖特别好吃，人民广场也很漂亮；最让我惊奇的是，在上海最大的那家书店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北京文学单独有一个展柜，王朔、石康、刘绍棠都有——甚至王小波的遗作也摆在这里。他们大概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写的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全应该算作北京文学罢。
比赛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整个上午无所事事。
老张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不少了。
我们慌乱不迭地收拾了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跑上车——由于我是个提笔忘字的家伙，所以特意从北京背了一本字典准备比赛的时候用。结果，当汽车开动之后，我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字典忘在书包里了！
大家都不管我，纷纷说：到那儿找个书店现买一本吧。
等我们过了黄浦江以后，我又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学生证忘在书包里了！
这回事态严重，大家都很同情我。翻头回去很可能迟到，司机老张问我们到底怎么办？我想了想说：算了，用身份证证明罢，反正复赛通知书上有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坐的车子离开主干道，拐进拥挤的小马路。老张告诉我们说：前面不远就是南洋模范中学了。
这时候，小露问我：“你再检查检查，看通知书带没带。”
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我翻遍了全身口袋，哭丧着脸在老李几位的脸上巡视了一圈。他们都一脸惊诧地看着我。阿迪看了看老李，又看了看小露，最后问我说：“不会吧？”
我点点头说：完了，复赛通知书也没带。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复赛通知书、学生证和字典都放在一个小书包里，准备比赛当天拿上书包就走。结果那一天，我偏偏没把书包带出来。
要开始了祁又一
没办法，只好拜托老张帮我回浦东取一趟。
这个当作考场的中学对我来说很陌生。老李和阿迪在二楼，小露在旁边的考场。只有我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呆在这个朝北的教室里。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很兴奋，买了一瓶百事可乐，喝下去一半，于是变得更兴奋。我当时认为，周围这些家伙都是“自己人”——这让我特别高兴，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自己人”坐在一起。我和后面的一个女孩聊天，她竟然是从云南来的，而且坐的是硬座。听她介绍，更远有从东北和新疆赶来的。
人们基本上都在看书，我大概扫了一遍，觉得每个人都特别亲切，我甚至发现有个家伙看的书正是《我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最令我震惊的是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家伙。他先用手帕擦了擦手——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然后我看到，他从书包里毕恭毕敬地捧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本线装书，此君先用鼻子闻了闻，作出很陶醉的样子——和微微闻蛋糕的表情差不多——而后又擦了一遍手，小心翼翼地翻篇，摇头晃脑地看。
我偷偷眇了一眼，那上面的字全是竖着写的，而且有大有小，直看得我眼花缭乱。
当然也有败风景的家伙，在我右面不远有个姑娘，她在桌子底下看书——我猜她是不好意思——她在看的书叫《XX名人名言录》。后来她发现了我，脸上立刻表现出愤怒，并且毫不犹豫地白了我一眼，那本小册子也被塞进座位里去了——现在想想，我确实有点讨厌，人家爱看什么书我管得着么。
可爱的老张祁又一
比赛一点钟正式开始，监场的人发下题目和稿纸，我十分苦恼，可是又没有办法。正如我前面所说，那天的阳光非常好，我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听着周围的“自己人”们“嚓嚓嚓”爬格子的声音，感觉十分慌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就要到一点半，而我闲坐着，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嗟！天亡我，非战之罪。
基于这样沮丧的心情，当司机老张拎着我那个该死的书包冲进教室时，我简直被他感动了——要知道，他的到来太富有戏剧性了，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当时我冲上去接过书包，差点拥抱他——如果他不说后来的话，我会认定他是当代活雷锋。——其实说了也没什么，他依然是当代活雷锋。
当时，老张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书包递给我，但是并不撒手，而是在安静极了的考场里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说：“书包我给你拿来了，我这是帮了你的大忙罢？”
我打赌，所有人都听见老张所说的话了。老张的严肃认真教我目瞪口呆。我狠不得立刻开始写我的文章，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一秒钟写下一万个字。可是老张却拽着书包不撒手，而那个书包里装着我的复赛通知书啊！
——总之，时至今日，老张的表现依然叫我无法理解。他如果干脆把书包给我的话我会更感谢他。其实，即便雷锋叔叔再世，干了这样的好事，大概也希望被人心存感激吧？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这样说来，倒是老张的方式比较直接。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直接的勇气，实在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也太戏剧性了祁又一
比赛完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当时的情况是，评委们连夜审稿，第二天下午就颁奖。最关键的问题是，谁会被各大学的招生办主任看上，就看颁奖前——也就是今晚的电话。
回到浦东，我们在陆家嘴转了一圈，天还没黑，我就开始怂恿同志们打道回府。一开始阿迪他们还不愿意，待我晓以利害，告诉他们今晚的电话是多么重要之后，老李连说有理，并且说，万一错过北大招他的电话就不妙了。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到住处，爬上楼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电话铃响。老李大喝一声——“有电话！”
我和老李东奔西跑，在房间里一通好找，像两个撞来撞去的电子。只有阿迪故作镇静，慢慢地东看西看，还作出一副老大的样子说：“急什么，急什么！”
最后小露站在楼道里说：“别找了，电话在这屋呢。”
我和老李冲出去，电话铃声也停了。
小露指了指办公室，说：“喏，电话在里面。”
老李扒在门口听了听——当然什么也听不见，他问小露说：“你肯定？”
小露说当然，亲耳所闻。
我们回去找阿迪要钥匙——房间的钥匙都在他那里——结果这小子说：“那是办公室，我怎么会有钥匙。”
“阿迪，你这鸡巴，少装出无所谓的鸡巴摸样！”我踹了他一脚说：“你想想，万一北大的来找你，可是电话老没人接，人家就想：招谁不是招啊，换一个人吧。——那怎么办？鸡巴，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老李搡了阿迪一把，说：“对，你这个鸡巴，快想办法！”
阿迪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也着急，我有什么办法！”
小露出主意说，可以把老张叫来，他应该有钥匙。
我说：“对！是他让咱们留这个电话号码的，让他跑一趟，来把门打开。”
阿迪说：“你好意思麻烦人家！？”
我一想，是不太好意思，几个小时之前刚麻烦过。
我们聚在办公室门口，一筹莫展。
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倒霉透了。我是指，对于我来说，长时间的沉默和压抑之后机会好不容易来了——甚至可以说，机会和希望近在眼前，我和它的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两米。可是，就因为这扇木制的门板，我，以及阿迪和老李，我们完全可能丧失这些——对我来说，丧失这个机会，简直等于丧失一切。
我敢打赌，如果电话不再打来，我现在绝不会坐在我的小窝里，喝着咖啡，一边听RADIOHEAD一边写这部小说。我猜，我大概正在学校里画图纸，再不然就是做线性代数作业。谁知道呢，没准旁边也能有一杯咖啡，不过那绝对是为熬夜准备的。
——人生，命运，上帝的想象力，这些玩意儿真让人心惊肉跳。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一脚把门踹开；还有，从厕所的窗户爬过去。
前一种方法不太好，毕竟那是人家办公室的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踹门而入有失斯文，而且第二天见到老张也不好交代；后一种方法倒是值得一试，因为那边的窗户是开着的，和我们这边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如果纵身一跃，跳到那边的窗台上，并且在失去重心前打开窗户，就可以成功地钻进去了。
这个方法是我提出来的，可是我自己不敢跳，因为这是四楼，我恰好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个从四楼跳下的老头，摔得半死不死，十分痛苦。
掉下去祁又一
有关这个跳楼的老头，我禁不住想要讲一讲，因为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跳过去。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住在姥姥家。那天早晨，我被三姨叫醒，她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快起来看，有人跳楼了。”
我当时刚醒来，正迷糊着，没明白三姨的意思，跑到阳台上我还问三姨：“怎么了，怎么了？”
三姨指着楼下说：“有人跳楼了。”
我从阳台的窗户看下去才明白：有人跳楼了。
那个老头躺在海洋局大院的小马路上，七窍流血，四肢的摆放也不正常——大概是骨折了罢。我还听见他哼了一声，这说明他没死。
当时天已经亮了，时间非常之早，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安静。我说：怎么没人呢？咱们打个电话叫医生吧。
三姨说不用，他们家里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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