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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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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请教过一道函数习题，只因为有了这道习题，我们才有了接触。他说他早就认识我，因为我批判过他。有这么回事，那时候我刚进大学不久，学校里批判“白专”道路，他在系里是“只专不红”的典型。我代表我们新入学的同学，作了个发言，可那时候他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他当时肯定也在会场上。后来我才知道，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迟到，躲在会场最后哪角落里，也许就是那次批判大会以后他养成的习惯。可他在系里的同学们中间挺有名气，因为他学习特别好。有一次，在去食堂的路上，我们都吃完了饭，他才挎着个书包，挟着饭盒子，低着头，迎面匆匆赶来，要不是我们让开路，他差点碰着我，同我擦肩而过。我们班上的几个女生都笑了，说，就是那个书呆子。他那时候，还像个中学生，一个很不显眼的男孩子。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去向他请教。平时，我不同男同学往来，免得招惹闲话。我觉得我比他大，虽然，我们同年，他还比我大好几个月。他坐在阅览室窗前，背着阳光，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阳光中那么纤细，细得仿佛透亮似的。那次以后，我时常去问他功课，一起谈学习，谈科学，并没想到会产生那种感情。他也很单纯，甚至津津有味地同我谈他同他的好朋友公鸡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墨水瓶子的颜色进行过的争论，我不记得公鸡是否还记得。可我就喜欢他对科学的那种热情，也许就是这种热情吸引了我……
叙述者的话
公鸡当然记得那次争论，他说那是在快快家里，他们一起在做功课，快快用钢笔吸墨水的时候，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瓶子装的是蓝墨水还是红墨水？”
“当然是蓝墨水，”公鸡说。
“不对，也许它既不是红颜色的，也不是蓝颜色的。它只不过是种谁也不知道的什么颜色。可是由于我们见到这种色时，大家都说它是蓝的，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和你所看到的那个瓶子的颜色，双方是无法沟通的。只不过，由于共同的语言，从你童年起，当引起你这种印象的时候，人们总称之为蓝颜色，于是你就也把你所得到的这种印象的颜色也称之为蓝颜色，可它究竟是什么颜色，谁也无从知道。”
公鸡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就是说，这墨水瓶子和墨水的颜色，实际上是不可知的。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关系，给了它一个大家所通用的词，才把各自的认识，通过这个词沟通起来。这不就是不可知论吗？这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
快快说：“不，这同时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他们沉默了。
“听，贝多芬的D大调！”公鸡说。
收音机里正播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快快把旋钮转到了最大音量，他们便立刻淹没在音乐的洪流中。琴弦上那个热情的主题在各种器乐的交响中，痛苦地、执拗地重复着……快快家有一部留声机，他们经常放的就是这个D大调。公鸡说，那套唱片已经磨损得失去了光泽，可唱针的沙沙作响却湮灭不了这股音响的洪流。墨水瓶子的争论唤起了那种怀疑的痛苦之后，从收音机里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旋律，它在你的心上敲打着，搏击着；它询问，它追求，它要在否定之后去重新达到肯定，这是怀疑的苦恼和将要获得的自信的甘甜之间的搏斗；它在你心上敲打着，搏击着，它震撼着你的灵魂，那个热情的主题，要证实自身的价值；就是它，就是这个逐渐强大的旋律！我同意公鸡的话，这个旋律就是快快，快快离开了人世，可贝多芬的这个主题却是不朽的……
快快和公鸡他们就这样走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在科学上如同在爱情上一样，探索着那不可知的领域。但是爱情毕竟更容易感知，公鸡朦朦胧胧地爱上了肖玲。公鸡高中毕业那年，肖玲正初中毕业，女孩子在爱情上比男孩子成熟的要早。他们的爱情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七年那个新年晚会上。
肖玲的话
我那次就爱上你了？你真坏！我对你那时候还没一点印象，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新年晚会上，罗老师扮的新年老人多逗。棉花做的那么大的胡子，戴着一顶尖尖的老高老高的帽子，还贴了好多飘带，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彩带一直拖到地上。他走进礼堂的时候，同学们都一起叫呀，笑呀，那时候我哪里注意到你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他从礼堂门口进来，径直走上舞台说：“同学们，我给你们带来了新年礼物。我祝福你们又长大了一岁，可我只是更老了，但我并不悲哀，我希望看到你们快快长大，将来为人民做出贡献，你们之中将会出现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也许会有同学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未来的冠军，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的群英大会。那时候，我就是再衰老，我心里也是高兴的呀！你们说不是这样吗？”你看多逗！大家都猜是谁？可当时谁也猜不出来。他把嗓子压得那么低，后来他把胡子一除，摘下帽子，嗬！你瞧大家那个热闹的劲呀！都喊：“罗成老师！罗成老师！”这小老头多有意思，真是个老小孩子。
那时候我才没有注意到你呢！我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后来音乐开始了，新年舞会多热闹呀！唉，我真希望再过一个那样的新年。可以后，在大学里这些年，却再也没有这样的舞会了。你说，是我叫你跳的？你这个人真赖皮！明明是大个子，你们班的文娱委员走到我跟前来说：“你为什么不带他跳一个呢？他也想学跳舞。”他就把你推到我跟前。我说：“好吧，我教教你。”我带着你，可你多笨，连节奏都踩不准！这种舞可是最简单不过了，我一看就会。你问我参加过多少次舞会？我告诉你吧，除了在我们班上女生之间一起跳，我还从来不参加舞会呢！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我不跟大男生跳舞，整个晚会我都是跟我们女生跳的，谁让你插进来了？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你的。你窘得耳根都红了，我好意思不带你跳吗？那时候我无忧无虑，可真没有想到爱你，我只觉得挺好玩的。新年都过了，你在路上突然塞给我一张贺年片，你说是谁？是你追求我，要不，我心里根本没有你。你生气了吗？别这样，我是爱你的，真的，爱你。你就是这样闯进我的生活中来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令人痛苦的爱情。我们为什么要爱呢？
公鸡的话
爱情萌发于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信任，而再要好的朋友也并不总能达到这种极点，这就是友谊与爱情之间的分界吧？
春天来了，临近毕业，忙于准备高考。我第一次面临着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我和快快，我们是从来不屈服于命运的。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哪怕再艰难，我们也得一直走下去，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选定的。
我和快快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喜欢自然科学。我们也喜欢音乐，不过谁也没有想成为个音乐家。可我们都夸过海口，要成为像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同时，我又爱好文学，偷偷地写诗，也想成为个诗人。后来，我发现历来的大诗人都是饱经痛苦的，而我们的时代太平静，大幸福了，我们的国家又在建设中，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创造，还是科学家大显身手的时代。于是，中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和快快就在一起准备高考了。
我们买了各种数学竞赛的试题和从旧书店收罗来的纸都发黄了的各种难题解，也开始啃微积分。因为功课好，老师对我们甚至都有些偏爱。有时，明明看见我们并没有听课，却在那里演算什么难题，也听之任之。
到了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记得那是开春之后，教室外面，满校园都飘的是柳树的花絮。白杨树的新叶像碧绿的缎子一样，在令人发困的阳光下闪烁。那是一节数学课。快快递给我一道习题。这是一道看来似乎非常简单的几何题。圆中间有一个三角，大约是要求求证一条什么定理。整整一节课，我不停地画来划去，用去了好几张纸，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又持续了一节课，我的思路已经枯竭了。柳树的花絮从窗外飘了进来，在我们课桌上滚成绒毛般的一团。我一吹，它们又腾起飞散开来……我突然觉得解这样的习题多么枯燥乏味，而我一辈子将要同无穷无尽的这样的难题打交道，把自己禁闭在试验室和书本里，这将是恼人的。我撂下笔，凝望着窗外，迷漫在阳光下的是点点柳絮，而碧绿得透明的杨树叶闪着缎子一般的光泽，招惹着我。我觉得我的秉性并不适于搞科学。我醒悟到我爱春天，爱生命的气息，爱生活胜过于书本和那些抽象的思维逻辑。下课铃响了，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躲开了快快，到操场旁边的小树林里，踱来踱去。
上课铃响了，我回到教室，把习题交给快快说：
“这道题我不解了，以后我再对你说。”
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们从来没把对方出的题目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整整一个下午我没有和快快说一句话。一上完课，我就到图书馆去了，图书馆专为住校的毕业班的同学开辟了一间准备高考的复习阅览室，是低年级同学不能进去的。阅览室里很清静。我在阅览室里随手翻翻往年的高考复习提纲和各高等学校的专业介绍，这我都很熟悉了。我转了一圈，正准备出去，看见墙上有一幅俄罗斯画家的风景画，那是一条幽静的小路，铺满了金黄的落叶。一只喜鹊刚落在小路上，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翘起尾巴。望着落叶覆盖着的通向林间深处的小路，那只正落在路上的喜鹊，更增添了这份寂静中的诗意。而在宁静的寂寞中的人们的足迹，不正在呼唤一种对美的追求？这较之枯燥的习题、公式、抽象的逻辑思考对我来说，更为诱人，更为神秘！去探索这个领域，不仅是理智，而且是心灵的悸动，我应该去学文学，学艺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份感受和激情。我走出了图书馆，便拿定了主意：从明天起，我就要和快快分手了。这一晚，我非常平静，又带着一种快意，清算了数学、物理、化学和那些难解题，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快快的话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公鸡递给我一张纸条，写道：“我不同你一块复习了，我想改学文学。而且，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立刻转过身问他：“我们已经复习了这么长时间，准备了将近一年的高考，现在就要考试了，你却突然改变主意，你是发疯，不能这么办！”
“以后我给你解释，”他说，“这不能再改了。我当然很可惜不能和你一块复习功课了，可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可以——”
“你是不是因为那道题做不出来就泄气了？我一点你就会明白，我也有做不出的时候。”我安慰他说。
“根本原因不是在这道题，我不像你，我不适合搞科学。”公鸡说。
“是你的畏难情绪在作怪。”我想刺激他。
“我并不是怕做难题，上千道题都做了，我还在乎这一道题？”他反驳道。
“你是怕我越过你，你大小心眼了。”我知道他非常要强，便故意将他的军。”
“我现在不想解释！”他恼火了。
“得了，我是替你惋惜。”
“我不要谁替我惋惜。”他脸都红了。
“算我说得不对。”我只好和解地说。
“我们又不是女孩子。只不过各走各的道路，我们的交情不会受到影响的，你相信我吧。”他说。
“你会后悔的，等你再回头来准备，考试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说。
“我经过深思熟虑，你说服不了我！”
教师走过来了，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便不作声了。这之后好几个月，一直到高考发榜前，我们再也没有多交谈过，那很不是滋味。
公鸡的话
那是一个雨天，我们毕业班已经停课了，我到学校来取复习提纲。校园里的林荫道上，两旁长着粗壮的梧桐树。肖玲打着雨伞迎面过来了。我从她走路的样子就看准了是她，虽然向前撑着的雨伞挡住了她的脸。她若有所思，走了过去，我叫了她的名字，她侧过脸看见了我，扬起眉头，朝我笑了笑，在哗哗的雨中，那副笑容特别美。我同快快有两个月不见面了，我感到孤独，我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本来是可以同他解释得清楚的，我没有去做这种解释。再说，大家都忙于复习，等考完了，以后再说吧。可我需要人了解，尤其是友谊的温暖，因为我拿不准我这样的选择将给我一生带来什么结果。肖玲的笑容给予我的正是这种温暖。我对她说：
“你知道吗？我改变志愿了！我不考理科了，决定学文学。”
“当然考文科好，理科多枯燥，我将来也要学文学。”肖玲毫不为奇地回答。
“我那好朋友快快不同意，”我说。
“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好朋友也不必都学一样的专业。”她的回答就这样干脆。
“就是准备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不表现得很郁闷的样子。
“我相信你考文科也一定会考得很好！”
我期待的正是这样的话。
伞外是哗哗如注的大雨，鞋子和裤脚都被雨水湿透了，雨伞下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才想起必须回家了，奶奶要着急了。她没让我送她。
快快的话
同公鸡那场争执之后，我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需要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复习课。只不过隔一段时间到学校里来一趟，问问有什么消息。考试的前两个星期，我到学校里来，已经放暑假了，校园里没有往常那种喧闹。空荡荡的球场上，正凡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打篮球，浑身是汗。他一个劲地投篮，拍球，运球，投篮，又投篮……一个人玩个不歇。我向他打招呼。正凡见我来了，抱住球，停了下来。我问他：
“你功课准备得怎样了？填写了哪些志愿？”
他没有回答我，抬手把球扔进篮里。我觉得奇怪，察觉到他心里烦闷。我接过了球，也扔了两下，然后把球踩在脚下。
“怎么回事？你——”我问。
“我不准备考试，可家里要我考。我随便填写了几个学校，我并不希望考取。”他说。
“为什么？”我又问。
“我不愿意再上五年大学，让我母亲再供养我。我现在需要工作，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那你干吗还要参加考试呢？”
“她一心希望我上大学。我不考一考的话，太伤她的心了。可我如果考不取，那她也就没话说了。”
他又拍球、运球、投篮……
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话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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