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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任何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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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在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账，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地记着，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丽丝·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克丽丝？”他说。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我没有回答。“这是安全病房区。”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我再也出不去了。
我吞了一口唾沫。“我知道了。”我说。里层的门正在打开，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准备好了吗？”他说。
一道长长的走廊。我们经过时，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有的叠了被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人睡，大多数却是空的。“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纳什医生说，“有很多是精神分裂，不过也有双相障碍、急性焦虑、抑郁的。”
我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赤身裸体地盯着电视。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前后摇晃着，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似乎在抵御寒冷。
“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我说。
“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精神健康法》关起来的，也叫做隔离。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
“为了他们自己好？”
“是的。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要么会威胁到别人，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眼睛一直看着我，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下定决心左右两边都不看。
“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我说。
“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跟本在一起，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
“难管？”
“你会走丢。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坚信他伤了你，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
“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我们走过去，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他请我们坐下，我瞄了瞄他的脸——歪鼻子、金色耳钉——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什么也没有。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
“对了。”纳什医生说，“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警察找到了你，在一条运河旁，你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袍子。本不得不去警局接你。你不肯跟任何一个护士走，他们没有选择。”
他告诉我那以后本马上着手张罗给我换病房。“他认为精神科病房不是最合适你的地方。他是对的，真的。你对你自己或者其他人都没有危险，整天跟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在一起甚至可能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他写信给医生、医院院长、你的下院议员，可是没有别的去处。”
“接着，”他说，“有个给脑部受重伤的人开设的住宿中心成立了。他努力游说，有人对你进行了评估而且认定合适，不过费用成了问题。本不得不暂时离职来照顾你，因为付不起钱，但他没有放弃。显然他威胁要把你的故事向媒体公布，于是就此开了一些会议、有了一些申诉，不过最后他们同意支付费用，你作为一个病人进入了中心，政府同意只要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便会为你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你是在大约10年前搬到那里的。”
我想到了我的丈夫，努力想象他写一封封信、四处张罗、拉起声势。似乎并不可能。今天早上我遇见的男人似乎非常谦恭。不是软弱，而是随和。他不像那种兴风作浪的人。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我的伤改变了个性的人，我想。
“中心相当小。”纳什医生说，“只是在康复中心的一些房间，住户并不多。很多人来帮着照顾你，在那儿你多了一些独立性，处境很安全，情形也改善了。”
“但我没有跟本住在一起？”
“没有。他住在家里。他需要继续工作，他没有办法兼顾照顾你和工作两样事情。他决定——”
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把我拖回了过去。一切都略微有点模糊，笼罩着一层雾，图像亮得耀眼，我几乎想要把目光挪开。我看见我自己走过跟这里同样的走廊，被人领回一个房间里，我隐约知道这间屋子是我的。我穿着拖鞋和一件后背系扣的蓝色长袍，跟我在一起的是个黑皮肤女人，穿着制服。“去吧，亲爱的，”她对我说，“看看谁来看你了！”她放开了我的手，领着我向床边走去。
床边坐着一群陌生人，看着我。我看到一个黑发男人和一个戴贝雷帽的女人，却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没有进对房间，我想说。弄错了。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孩子——大概四五岁——站了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床边上。他向我跑过来，喊着“妈咪”，我发现他在跟我说话，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谁。亚当。我蹲下身，他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吻了他的头顶，接着站了起来。“你们是谁？”我对床边那群人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悲伤起来，戴贝雷帽的女人站起来说：“克丽丝，克丽丝。是我。你知道我是谁，不是吗？”她向我走过来，我发现她也在哭。
“不。”我说，“不！滚出去！滚出去！”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站在我背后——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到那儿的，我开始哭了起来。我跌坐在地板上，可是那个小孩还在，抱着我的膝盖。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一直在叫我妈咪，叫了一遍又一遍。妈咪，妈咪，妈咪，而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为什么抱着我……
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赶紧往后缩，仿佛它刺痛了我。有人在说话。“克丽丝？你没事吧？威尔逊医生来了。”
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面前。“纳什医生。”她说着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
“是的。”我说。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我是希拉里·威尔逊。”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比我的年纪稍大一些；头发开始发白，脖子上吊着一副系在金链上的半月形眼镜。“你好。”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确信以前曾经见过她。她向着走廊点点头。“我们走吧！”
她的办公室宽阔，摆着一排排书，堆着不少盒子，纸从盒子里摊了出来。她坐到一张办公桌后面，指了指桌子对面的两张椅子，我和纳什医生坐了下去。我看着她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里取出一个卷宗打开。“现在，亲爱的，”她说，“让我们来看看。”
她的形象凝固了，我认识她。躺在扫描仪里的时候我见过她的照片，虽然那时我没有认出她，但现在我认出来了。我来过这里，来过很多次，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就在这把椅子或者类似的一张椅子里，看着她一边优雅地举着眼镜透过镜片读着，一边在档案上做笔记。
“我以前见过你……”我说，“我记得……”纳什医生扭头看看我，又看看威尔逊医生。
“是的。”她说，“是的，你见过我。不过不是太频繁。”她解释说我搬出去时她才开始在这里工作不久，而且最初我甚至都不是她的病人。“当然你记得我非常令人高兴，”她说，“你住在这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纳什医生向前靠了靠，说如果看看我以前住的房间可能会有些帮助。她点点头，眯着眼睛查看着档案，过了一分钟她说她不知道是哪一间。“有可能你轮着换了不少房间。”她说，“很多病人都这样。我们能不能问问你的丈夫？档案上说他和你的儿子几乎每天都来看你。”
今天早上我已经读过关于亚当的事情，在听到他的名字时我感到一阵开心，同时心里也觉得有点宽慰：他越长越大时我还是见过好几次的。可是我摇了摇头。“不。”我说，“我宁愿不给本打电话。”
威尔逊医生没有坚持：“你的一个叫克莱尔的朋友似乎也常来。问她怎么样？”
我摇摇头：“我们没有联系了。”
“啊。”她说，“真遗憾，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当时的情形。”她瞄了瞄她的笔记，握起了两只手，“你的治疗主要是由一名精神科顾问医生主持的。你接受过催眠，不过恐怕效果有限，而且不能持久。”她又继续读档案。“你接受的药物治疗不多，有时候会有镇静剂，不过主要用于帮助你入睡——这里有些时候很嘈杂，你应该可以想象。”她说。
我想起了刚才我想象中的号叫，好奇我自己是否一度是那副模样。“当时我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开心吗？”
她露出了微笑。“总的来说，是的。你人缘不错，似乎跟一个护士特别要好。”
“她叫什么名字？”
她扫了扫笔记：“恐怕这上面没有说。你经常打单人纸牌。”
“单人纸牌？”
“一种纸牌游戏。也许待会纳什医生可以解释给你听？”她抬起了头。“根据笔记，你偶尔会有暴力行为。”她说，“不要惊慌，在你这种情况下在所难免。头部受过严重外伤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暴力倾向，尤其是当大脑中管理自我约束的部分受损时。另外，像你这样患有失忆症的患者常常有一种倾向，我们称为‘虚构’。周围的事情似乎对他们来说没有道理，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虚构一些细节，细节可能是关于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人，关于他们的经历或者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据推断是因为他们希望填补记忆的空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可是如果失忆者的幻想发生矛盾时，往往会导致暴力行为。生活对你来说一定十分迷惑，尤其是有人来看你的时候。”
来访的人。突然间我怕我打过自己的儿子。
“我做了什么？”
“你偶尔会打工作人员。”她说。
“不是亚当？我的儿子？”
“笔记上没有说，没有。”我叹了口气，并没有完全放心。“我们有几页你当时记的日记。”她说，“看看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你有点帮助？你可能会更理解当时的困惑。”
这感觉有点危险。我看了一下纳什医生，他点了点头。她把一张蓝色的纸推到我的面前，我接过来，刚开始甚至怕得不敢看它。
我开始读那页纸，上面写满了凌乱潦草的字迹。纸面顶端的字母写得清清楚楚，规整地排在纸上印着的一条条线里，可是在接近底部的地方字迹变得又大又乱，一个字足有几英寸高，一行只写了几个。尽管害怕可能看到的东西，我还是读了起来。
早上8点15分，第一条记录写着：我已经醒了。本在这儿。在这条记录正下方我写着：早上8点17分。不要管上一条记录。那是别人写的。在下面我写着：8点20分，现在我才醒了。刚才没有。本在这儿。
我的眼睛又向页面下方扫过去。9点45分，我刚刚醒了，这绝对是第一次醒，接着在几行之后，10点7分，现在我绝对醒了。所有的记录都是骗人的。我现在才醒。
我抬起头：“这真的是我吗？”
“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似乎一直感觉刚刚从很长很深的睡眠里醒来，看看这个。”威尔逊医生指着我面前的纸，开始念上面的记录。“我一直在睡。就像死了。我刚刚才醒过来。第一次，我又可以看见了。显然他们鼓励你记下你的感觉，以便让你记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担心你只不过是确信所有以前的记录都是别人写的。你开始认为这里的人在拿你做实验，不顾你的意愿把你关起来。”
我又看了看那张纸。整张纸上写满了几乎相同的记录，每一条的时间差只有几分钟。我觉得自己身上发凉。
“难道我的情况真的这么糟糕？”我说。我的话似乎在自己脑海里回荡。
“有一段时间，是的。”纳什医生说，“你的笔记表明你只能将记忆保留几秒钟，有时候一两分钟。这么多年来，这段时间逐渐变得越来越长。”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写了这个。这似乎是某个头脑完全混杂、一片凌乱的人写的。我又看了一遍那些话。就像死了。
“对不起。”我说，“我不能——”
威尔逊医生从我手里拿走了那页纸：“我了解，克丽丝。让人难过，我——”
这时恐惧涌了过来。我站起来，可是房间已经开始旋转。“我想走了。”我说，“这不是我。它不会是我，我——我不会打人的，永远不会。我只是——”
纳什医生也站了起来，还有威尔逊医生。她走上前撞到了她的办公桌，把文件碰飞到了地板上，一张照片落到了地面。“上帝啊——”我说，她低头蹲下来用另一张纸盖住了它，不过我看见的已经足够多了。
“这是我吗？”我说，声音拔高了，变成了尖叫，“是我吗？”
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头部。她的头发向后梳，露出了脸。刚开始看上去她好像戴着一副万圣节面具，她睁着一只眼睛看着相机，另外一只却闭着，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紫色淤痕，两片嘴唇都肿胀着，是粉红色，上面有割伤的裂口。她的两颊肿胀，让她的脸变成了一副奇形怪状的模样。我想到了压碎的果子，腐烂胀破的李子。
“那是我吗？”我尖叫道。尽管那张脸扭曲肿胀，我能看出那是我。
我的记忆从那里分开，裂成了两半。一半是平静的、心平气和的，它看着另一半的我乱窜乱跳、尖叫着，纳什医生和威尔逊医生不得不强行抓住我。你真的应该守规矩，它似乎在说。这太丢人了。
但另一半更加强大，它成功地掌控了身体，变成了真正的我。我喊出了声，一次又一次，转身向门口跑去，纳什医生跟着我追。我拉开门奔跑，虽然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一道被闩住的门出现了。警报声。有个男人在追我。我的儿子在哭。我曾经做过这些，我想。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切。
我的记忆变成了空白。
他们肯定是让我安静了下来，说服我跟着纳什医生一起离开；我接下来的记忆是在他的车里，他开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天空开始集起了云，街道变成了灰色，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平展起来。他在讲话，但我集中不了精神，仿佛我的脑子绊了一跤，跌到了什么东西上，现在跟不上来。我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购物和遛狗的人，看着推婴儿车和自行车的人，想知道这一切——苦苦地寻求真相——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是的，它可以帮我好转，但我能希望得到多少？我不期望有一天像个正常的人醒来知道一切，知道对以后的日子有什么计划，知道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才达到此时此地，才变成现在的我。我所能期望的是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将不再结结实实地吃上一惊，会记得我嫁给了一个叫本的男人、失去了一个叫亚当的儿子，我不需要看到一本自己的小说才知道我写过一本。
但即使要求这么少，却仍然似乎遥不可及。我想到了在“费舍尔病房”看见的一幕幕。疯狂和痛苦。完全混乱的头脑。我离那里比离康复要近，我想。也许，对我来说学会带着种种病情生活是最好的。我可以告诉纳什医生不想再见到他，可以烧掉日志，埋葬掉我已经了解的真相，把它们跟那些未知的事实一起彻底藏起来。我可以逃离过去却不会后悔——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后我甚至不会知道自己曾经有过日志和医生——然后我可以简单地活着。一天接着一天，互不相关。是的，偶尔关于亚当的回忆会浮出水面，我将会有悲伤和痛苦的一天，会记得我错过了些什么，但它不会持久。不久我会睡着，悄悄地忘记一切。那会是多么容易，我想，比这容易得多。
我想到了刚刚见到的照片。那副模样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是谁那样对我？为什么？我想起了关于酒店房间的记忆。它还在那儿，隔着一层，够不着。今天上午我在日志里读到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过外遇，可是现在我发现——即使这是真的——我也记不起那个男人是谁。我只知道一个名字，在几天前刚醒的时候记起来的，以后却不知道还能不能记起更多东西，即使我想要回忆。
纳什医生还在说话。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打断了他。“我在好转吗？”我说。
有一会儿他没有回答，接着说：“你觉得你在好转吗？”
我怎么觉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的，我想是的。有时候我能记起过去的事情，记起一些回忆中的片段，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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