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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文集-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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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吴为没有勇气开口。
吴为其实是个非常懦弱平庸的人，既不具备人杰的大德，也不具备宵小的大恶。
如果她的道德观如铁打的江山也好，不，她的道德观相当虚伪。如果没有私生子这个实物为证，就是和十个男人睡了，只要神不知鬼不觉，还不是一个正人君子？那她还会忏悔吗？她的忏悔是逃遁无术——是社会舆论所迫，还是良心所迫？
那么有种就将偷人养私生子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行。可又马上懊悔不及，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一千人马，如果投身革命，肯定像胡秉宸领导下的那个李琳。她没有白帆那样的气魄，几十年来隐秘着私生子的问题，如果不是审查干部的政治运动，如果对方不交代出来，如果没有DNA技术的应用，白帆可能就一直隐瞒下去了。就像禅月说的那样：“您总是这样！不管做什么，结果都是自己的错。即便没做错什么，也永远不会理直气壮。有人找您凋查、找您了解情况了吗？没有！您总是自己主动跳出去说个清楚。好比这件事，为了您良心上那点儿安宁，您不但牺牲了姥姥和我，也牺牲了枫丹，还有您自己。坦诚没错，结果却未必如您所愿。”当她这样想来想去的时候，惟独没有想到她的坦诚将给叶莲子、禅月和枫丹带来怎样的遭遇，或缄口不言，她们另一种命运的可能。直到枫丹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她的存在之后，才逼得吴为刻不容缓作出抉择。助产士抱着枫丹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吴为对那张小脸匆匆瞥了一眼，只瞥了一眼，好像再瞥一眼或是稍有迟缓，就是对禅月更大的背叛。
那时吴为只知自己罪孽深重，不像后来经反复清算后那样清楚。而且她的思路很怪，觉得自己伤害最多的是掸月和禅月的将来。于是躺在产床上，将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对韩木林交代出来：“枫丹不是你的孩子。”韩木林问：“还有呢？”她不说话了。又何必说仅此一次！
难道一次就不是背叛？一次和若干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何必说得那样凑巧！
凑不凑巧反正是既成事实，有了私生子。
那一刻，吴为的良心真获得了安宁。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一个逆来顺受、没脸见人、苦行生活的开始，坚信在那种生活中，定会熬煎出一个纯净的她，并将赎回偷人养私生子的罪恶。
哪里懂得一个人为爱情，哪怕是自己虚拟出来的爱情犯下的过错，算什么错？！
不论怎样，韩木林是个大度的男人，只说事到如今，吴为当然没有了对禅月的抚养权，他不能把禅月交给这样一个母亲——他没有说“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母亲”。
他还答应，如果吴为痛改前非，还可以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但必须在禅月和枫丹之间作个选择。
如果选择枫丹，他们只得离婚，禅月归他抚养；如果选择禅月，就必须抛弃枫丹，只有这样，才不会留给她的旧情一个纠缠不清的理由。
并非韩木林多虑，几十年后，吴为与前情人邂逅于某家电影院，对方竟写信要求她到公园一会。
——在经历过诉诸法律，遭遇过这个社会和公众所能给予一个下贱女人的最残酷、最不留：情的践踏之后！
——在他们子法律面前驹咬狗之后！
也许男人可以如此？
既然吴为不得不在禅月和枫丹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为了禅月，她不能一错再错。为了禅月，她只能再犯一次大错：她不可能选择枫丹。
吴为就这样可耻地逃避了一个母亲的天职。韩木林拿出拟好的字据：吴为自愿将亲生女儿枫丹转送他人……
最让吴为没齿难忘的是，韩木林让她在字据下方，用最古老的办法按了手印，——签名都不作数。
她就这样狠心地把枫丹扔进天连地、地连天的茫茫一片浊水，不见树木，不见房舍，不见河岸。从此孤零零的一个小人儿无头无绪地漂流起来。
吴为从未停止对自己的审问：为什么对枫丹没有半点眷恋？日后，当她成了作家，不论知道或不知道她过去的人，不但不再在她身后吐唾沫，扔石子或往她身上扔破鞋，甚至开始尊敬她，可是她对自己说，这笔账永远不会了结。
同样是自己的骨肉，为什么如此不同对待？
她必须回答。因为枫丹是社会不承认的私生子。她对枫丹应有的母爱，被不得不面对社会和舆论的恐惧杀死了。
吴为不过是自私而懦弱的胆小鬼。至于后来那套下三烂的生活勇气，不过是落水狗、癞皮狗被人打急眼时一种自欺欺人、虚张声势的哀吠，正像诗词所道“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还要等上几十年，这几声哀吠，才能变为知耻而勇的大气。
吴为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更深的良心谴责。
她并没能以这样的代价，从韩木林那里换回家庭的苟安，韩木林还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律行为使文学而不是爱情显示了它的不堪风雨。爱情的不堪风雨该是顺理成章，滑稽的是吴为所迷信的文学之不堪风雨。所幸吴为碰到了一个很人情的女法官，多少年来，她一直记得那位叫做杨柳的女法官。事情过去多年，她一直想要探访那位女法官，可是一直没有成行，或许往事不堪回首。
文学根本就不待见吴为，文学拒绝了她，所以给了吴为这样一个严重的警告。可是她并没有迷途知返，最后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并再次受到文学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她不成为作家，还是胡秉宸麾下一个小职员的话，胡秉宸还会钓她这条鱼吗？
人们并没有因吴为的举手投降就饶过她们母女三人。叶莲子和禅月这无辜的一老一小，马上跟着她一起下了地狱，人们给她的惩罚有多重，给叶莲子给禅月的伤害就有多深。一辈子没让人戳过脊梁骨的叶莲子，为了吴为让人戳了脊梁骨。
叶莲子也无从知道，党小组已经全体通过，只等上级组织审批，眼看就要成为共产党员的她，突然被拒之门外的真正理由。
零雨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叶莲子…：夜之间，从顶替某个教师、只能领半工资、随时可能被解聘的“黑人”，变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不再流落天涯。
将那另一半工资据为已有的朱校长，不知何处去了；李老师也再不敢将她对学生讲的“土豆是茄科植物”当做笑柄；“二校长”马文忠，不但不敢再找这个教师中最穷的叶莲子借钱不还，还于零雨村解放的第二天，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两年后马文忠回到学校，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英雄平叛四川残匪》的报告。那时候叶莲子还没离开零雨村，回想当年马文忠“借”钱的往事，只能是一片迷茫。
叶莲子的脸上，终于有了那种真正可以叫做笑的玩意儿。既不是顾秋水赏给她的，也不是为求一口饭吃强做出来的，而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她在那位女军代表身上，看到了如她一样无依无靠的穷人的希望；认定那宽大的灰军装，就是她的护翼，以至每每看到那种宽大的灰军装，就想跑过去抓住它，放在脸上贴一贴。
特别是吴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军代表马上和医院联系，让吴为住进医院，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直到治愈出院，叶莲子也没有为一分钱操过心。她老是说：“要是不解放，吴为早就没命啦！”叶莲子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也以叶家翻身的事实教育着吴为。在她退休前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她拼却全力奔向那个目标。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必得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奋斗，说是脱几层皮也未尝不可。不像二十一世纪，就是有的拥有个人资产在脱了几层皮的追求奋斗之后，叶莲子确实接近了她的目标，但在最后的冲刺中被拦在界外，将叶莲子几十年追求毁于一旦的人，正是她亲爱的女儿吴为。她那几层皮是白脱了！
那一夜大雨滂沱，因为幽会吴为很晚才回到家。小学校的大门紧闭，她进不了门、回不了家，本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更不好麻烦吵醒校工开门，只能翻墙而过。
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
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
4
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
“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
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
有好几次韩木林还给她酒喝，那些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各个拍手叫好。
要是她没让开水烫着，要是她没拉肚子，要是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只能说她运气好。
可她就是要回到妈妈和小姥姥那里去。幸亏韩木林背对着她。禅月继续在那堆衣物下找，终于找到了她的帽子，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没有什么特别，不会惊动那伙儿打扑克的人。
现在只剩下把大衣从箱子上拽下来了。禅月用力一拉，大衣就从箱子上滑了下来。她也就势蹲下，以为韩木林一定又得大吼一声：“禅月，你干什么呢？”可是韩木林没有吼，他们正在算得分。她抱起大衣，打开房门之前又回头看了看打牌酌人，他们还在算分，在那张小桌子上，四个男男女女的头差不多顶在了一起。禅月轻轻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她得把门关好，不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
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
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
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
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
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
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
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
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
“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
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
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
“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
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
“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
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
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
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
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
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
火车开过去后，又跟着人们一起向前拥，有一条腿绊住了她，她侧歪了一下，撞在另一条腿上，可是她没有摔倒。
等到看见胡同口卖豆浆油条的小铺，禅月就觉得不那么累了，等到又在胡同里看见虎子，她觉得一点也不累了。
她就这么回到了家，看到了她想念的小姥姥和妈妈，那时禅月只觉得这一趟经历挺好玩，并不懂得这是她与小姥姥和妈妈的一份缘。更不要说禅月渐渐长大、越来越懂得羞耻之后，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不称职、多么丢人现眼的母亲。但她无怨无悔地伴着吴为，把自己的生命、尊严和吴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但用她的小手搀扶着吴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荆棘之路，并勇敢地捍卫着她。
这样的女儿世上怕也难找。如果没有叶莲子那副老肩膀和禅月的这副小肩膀保护着吴为，为吴为分担那些凌辱的伤害，吴为怕是走不过这条路了。所以当韩木林委托朋友到学校看望禅月，对她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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