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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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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后来编辑《消息报》）。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革命学派或者反对派学说的代表）都感到处于自发的、宿命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对于这种力量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识进行控制和指导。通常，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团体能溶为一体，有时我甚至主动地说，我是歧异的和疏远的。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也没有感觉到和任何团体的任何联系的需要。 当革命爆发时，我感到自己是异已的和不需要的。 我体验到了更大的孤独。 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临时政府中竭力往上爬，并轻易地变成了达官，这使我十分反感。 思想的扭曲——我的生活中最受折磨的现象之一，现在在战败之后的法国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 在二月“热爱自由的”革命中很多人已经与我发生了冲突。在１９１７年那个可怕的夏天我内在地感觉到了最糟的事情。 我参加了那时的大多数大会，在会上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强烈地感受到布尔什维克力量在增强。 我完全意识到，革命不会停留在二月阶段，不会停留在不流血的和热爱自由的阶段。 这是如此的奇怪：在十月变革以后的苏维埃时期，我的内在感受比１９１７年夏秋时要好。当时我已经体验到内心的震动，思考事件对我的意义，开始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读了很多的报告、讲话，写了很多东西，进行争论，在作家协会里很活跃，着手建立“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俄国军队从前线溃败时我感到很沉重。大约我身上的传统感觉突然发生了，这种感觉与这一情况有关：我属于军人家庭，我的先辈是英雄的勋章获得者。 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激动，甚至准备声援我一般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旧军队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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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们。 在这以后，我产生了大的深化过程，我体验的事件更加是精神性的。 我意识到，俄罗斯正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进行体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命运的因素，是它的存在主义辩证法。 不能恢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所有的复辟企图都是无力的和有害的，即使是恢复二月革命的原则。 可能的仅仅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体验之后把运动推向前进，可能的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下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不过，这种深化了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我还在调整过于感情化而精神性不足的情绪。 不知什么缘故，我在一个短时期里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在那个被称为“预备议会”里，我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和愚蠢，我在那里看到了革命的俄国的全部色调，那里有很多的老相识，看到那些过去受迫害的、处于地下状态或侨居国外的人们在政权中起新的作用，我感到很苦恼。 我一直厌恶所有的政权。 我有好战情绪，不想和某些老相识打招呼，因此我站在了所有这些人之外。１９１８年初我写了《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我并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包含了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没有表述出我的真正思想。 一些人为这书本指责我，另一些人则因我“放弃”了这本书的思想而指责我。 但是，应当说，在这本充满激情的书里（它表现了对那些日子的强烈反动）
，我仍然忠实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 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素来了解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对我来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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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美学与伦理学上是不能接受的。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我生活了５年，在这整整５年之中我了解了道德之不可调和性。 可以说，在过了这困难的５年之后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 我甚至珍惜这些年的生活，承认它在自己生平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再说一遍，人们的改造——我的生活中最沉重的感受之一。 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显要地位的革命者中看到这种形象的更新。 我想起Ｘ。，当他还处于地下状态时我就很了解他。他是很令人喜爱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忠于自己的理想，宽容，很令人喜欢，过着清心寡欲形式的生活。 为了逃避追捕而到处藏匿、挨锇。 在他那里出现了令人悲伤的事情。 。与。在Q B过去的年代里很了解这个人，。甚至帮助他从西伯利亚逃出Q来，而在苏维埃时期，他则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 按。看B见他以后的话来说，他完全改变了面孔，他发胖了，表现了残忍性和傲慢态度。他作了苏维埃的官，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委员。 这个人的改变是惊人的，这很尖锐地提出了个性问题。 个性是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力量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从人的早先表现到新的面孔出现的现象。 出现了某些过去了解的人的质变，出现了早先在俄罗斯民族中遇不到的全新的人物，出现了新的人类学类型，其中已经没有善良，它是模糊不清的，以往俄罗斯人的概貌成了不确定的。这些人按其表现来说是被剃得光滑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 他们和准备革命时的老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相似之处。 新的人类学形式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战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带来的。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写过。 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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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中产生了奇怪的质变。 对我来说，这是新的和折磨人的体验。 后来，那样的质变在德国产生了，现在在法国也产生着。 我回忆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年代就如同生活在非常紧张的时代。 在共产主义环境中是惊心动魄的，我甚至说，像彼岸世界一样。 俄国革命的灾难被神秘地体验着，这种体验在法国的灾难中是没有的。 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存在很大的积极性，尽管它没有政治的性质。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在人们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侨民中是完全没有的。我和俄国或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斗争，这是反对它的精神的斗争，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我完全不是赞成复辟者，我完全希望旧世界的终结，认为任何复辟都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成功希望的。 我和侨民及他们的情绪是冲突的。 在俄罗斯命运问题上，我敌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少数外国人。 我坚信革命灾难所造成的罪过和责任首先由代表旧制度的人们来负，他们决不能成为这种灾难的裁判。 我后来意识到，２０世纪初俄国文化复兴活动要对俄国革命的反东正教仪式派的、敌视精神文化的性质负责。 俄罗斯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妨害社会利益的，是过于贵族式封闭式的。可能，最要对此负责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尽到自己职责的基督教。 我把共产主义了解为关于难以实现的基督教职责的揭示。 后来这已经成为我在西方的基督教活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对我来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这是我思考的主要题目之一。 我十分集中于历史哲学问题，并且想到：时间很有利于历史诡辩论思想。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发生证实了我的很多思想。 俄国革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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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作了准备，但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它将所有古老的俄国文化（实质上俄国文化一直是反对俄国历史上的政权的）打入深渊。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早先已经提出的思想，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 起义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了解这个，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证实了这个，他们站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旗帜下为了面包而拒绝精神自由。在俄国革命中，威力意志比自由意志更有力量，在当时欧洲共产主义中，帝国主义的因素比革命——社会的因素更有力量，与我发生的最大的冲突正好是这个帝国主义因素。
G G G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那些年，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自发力量中，给了我生活中最尖锐、最紧张、最大反差的感受。 我完全没有感到沮丧，我不是消极的，好像遭到意外惨祸似的，我在精神上是积极的。甚至当执行必须的劳动义务，去铲雪，到城外进行体力劳动时，我都完全没感到沮丧和不幸，尽管因习惯于脑力劳动而感到身体疲劳。我甚至视此为当然的事，尽管干起来迷迷糊糊。 一个时期里，生活是半饥半饱的，但是所有的食品却比过去丰盛的年头里更加可口。 我仍然住在我原来的住宅里，那里有世代相传的家具，墙上挂着先辈的将军们的肖像，他们还带着绶带、星章、英雄十字勋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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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室和我的图书馆原封未动，这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虽然我对于苏维埃政权是相当不能接受的，并且不想和它有任何的联系，但我有保护的证书，这个证书可以保护我的房屋和我的图书馆。 在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公文都具有神圣的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公文官僚制度的王国。 这个时期很多的作家都前往克里木，在那里可以经常遇到艺术的保护者卢那察尔斯基，他参与艺术与戏剧部。 我对此是反感的，我不想遇到我年轻时的同志卢那察尔斯基。 我与老朋友依万诺夫和格尔申宗断绝了来往，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看风转舵和妥协主义的行为。 现在，我想我是不完全对的，特别是对待格尔申宗。 当时苏维埃制度还没有完全制定好和组织好，还不能称它为极权主义的，在它内部还有很多矛盾。 首先，它规定了科学家的一份配给品，很多的人都得到了。 还给２０名最著名的作家（人们戏称这些作家为不朽的）以配给品。我是这２０名不朽者之一，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为这２０名当选者（也就是在食物方面享有特权地位者）之一。 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给我配给品的时期，我曾被捕并在契卡那里呆过。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里还有旧俄知识分子的代表：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梁赞诺夫。 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代表、作家、学者的态度与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不相符的，是另一样的。 比起肃反委员会来，他们在排挤俄国知识分子方面显得不好意思和腼腆。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５年里我表现了各种形式的积极性。在１９１８年我参加了以大牧首为首的教会游行。这种教会的游行规模很大。人们在行进，不是坚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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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人流，但是没有祭品。 通常，我仍写得很多，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版。 我写完了４本书，顺便地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和从哲学上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两本书。 从我的演讲和课堂讨论中产生了这些书。 我很多地思考了历史哲学问题。 历史悲剧和转折对此产生了促进作用。 我写作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主要是在《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的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 我很积极地参加全俄作家联盟的理事会，是联盟主席的副手，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代理主席（按策略能力而不是根据选举担任）。
当需要替作家联盟的成员斡旋，从监狱中拯救他们或者保护他们免遭迁出住宅的威胁时，那么通常我都去请求加米涅夫，当时他住在工人代表莫斯科苏维埃里，在一个过去莫斯科的将军——总督的房子里。 应当说，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的加米涅夫，一直是很关心并且保护学者和作家的。 为了保护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作了很多事情。 不过，我去找他则是一种牺牲。 虽然他很客气，但是他已经具有了达官的样子，穿着带有海狸领子的大衣。整个环境都是官僚制度的，从而引起我的反感。有一次，我和作家联盟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找加里宁，为的是从监狱中解救奥索尔金（他因为帮助饥饿者和生病者协会的事情而被捕）。
我们与卢那察尔斯基达成了协议，但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了一段有名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信没有任何用处。 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正如如果我给了一张带有我签名的介绍信，同样没有任何用处一样。 但是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的介绍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１９２０年我是莫斯科大学的系选教授，讲了一年的课，在那时这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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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是由于我参与了作家书屋才能有一些钱。 书屋的主要人物是奥索尔金。 这个书屋变成了文学中心，成为一个类似俱乐部的东西。在苏维埃俄国整整５年的生活中，在我的位于小弗拉西叶夫斯基胡同的房子里，每周二（我记不准确了）举行集会，进行演讲、座谈。 在这些年里我在很大的教室里公开地发表演说。 有一次集会我记得特别牢。 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他们在当时是被允许活动的）
宣布举行关于基督的公开辩论。这吸引我去参加了。 它同样吸引了主教们和神甫们，但他们没有出席。 出席的有托尔斯泰主义者，有费多罗夫的继承者（他们将费多罗夫关于礼拜日的思想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有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有很多的红军战士、水兵、工人。 当时还存在着革命自发势力的氛围，也还没有完全定形和完全组织起来。这时是１９１９年初，也可能是１９１８年底。 一个工人作了关于福音书的报告，报告认为，可以科学地证明，圣母是妓女，而耶稣基督则是罗马士兵的私生子。 讲堂里疯狂地鼓掌，很多人讲到福音书中的矛盾。 当你和很肤浅的和很少文化的对手讨论时，那是很困难的。 以后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发言，他对教会的指责异常尖锐；后来是费多罗夫主义者发言，自称是“生命宇宙神秘论者”
，他胡说福音起源于母马，纯粹是难以想象的奇谈。最后提出，社会最高纲领已经实现，现在应当把死寂的宇宙星期日列入日程。 这使听众大笑。 后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应当说，他是最好的，比起其他人来，他的发言是相当好的（一个时间里，我在当时富有特点的苏维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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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语言研究所”作报告，讲语言伦理课程，有很多的听众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还和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们十分令人喜爱，能够提出智力很高的问题）。
听着这一切讲述有关基督的讲演，我感到说话异常的困难。 在那种为情感所充满的环境中，在那种智力浅薄的情况下，能够说什么呢？但是我作了很大的精神努力，集中自己全部力量，作了讲演，在那个时刻我感到了很大的灵感，我感到比我在生活中任何时候讲得都好。 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讲述了和我后来的小册子《论基督教的优点和基督徒的缺点》大约一样的话。 开始，听众是敌视我的，响起了口哨声、喊声、嘲笑性的叫声。 但我逐渐地掌握了听众，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后来很多人拥向我，与我握手，表示谢意。 我的另一次演讲是在政治博物馆的大厅里讲《科学与宗教》，也是同样的，那次有１５００或者２００听众，工人和红军战士占大多数，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讲演之后听众请求公开讨论，我则声明，演讲准许不讨论。 在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大学生，十分不高兴的样子，走出来并说：“我以全俄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论是公开的。”
在听众中我感到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 气氛是紧张的，正如当时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演讲后的讨论，那时我已经步行回到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家中去了。 赞成我的有听众中整整一个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集团。 有一个工人，我觉得他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兴趣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宗教和上帝。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去听像我作的那种演讲？”他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我想是为了驳倒反对信仰上帝的证明。”
在那时的苏维埃俄国的听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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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自我认识
我发现了比后来在年轻的俄国侨民中对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加集中的关心。 我感到了俄罗斯的广袤性，自发力量的巨大。
G G G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性中，在它的创造（它大于破坏）中，我很快就感觉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险。 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奇怪的是，当全俄作家协会需要注册时，没有可以把作家的劳动列入其中的劳动部门，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工人的范畴进行注册的，这完全是荒唐的。 世界观（革命象征性地渗入其中）不仅不被承认为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主动性，而且把精神看作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障碍，看作反革命。革命推翻了２０世纪初俄国的文化复兴，转变了它的传统。 但是与俄国精神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人依然故我。 我萌生了这样想法：必须把过去精神文化的活动家集中起来，并且创立一个中心，以便继续进行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 这不应当是宗教—哲学学会的恢复，联合应当是更加广泛的，包容不同派别的人们，而且承认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 我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的发起人，它存在了３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
，我是它的主席，在我出走之后它也就关闭了。 这个特别的创举是从在我家举行的座谈中产生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的意义在于，在那沉重的年代它是自由地思想和提出高质量文化问题的唯一地方。我们坚持讲演课、课堂讨论、公开辩论。 A o U（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处所，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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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自由的，而不是国家机关。 我们在高级女子培训班进行公开的报告，讲演和课堂讨论在不同的地点，在某个苏维埃机关里（那里的管理人是我们所熟识的）。
一段时间里我在“酒精中心”的房子里作报告和进行课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报》曾经写道，在苏维埃机关里作关于宗教——精神问题的报告是不能容许的。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他无疑是进行告密）想用俏皮的语言结尾，说什么在宗教与酒精之间永远存在着联系。结果，我作为的代表被契卡传唤，A o U同时，“酒精中心”的负责人也被传唤。 我出示加米涅夫的条子，条子上说已经在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了注A o U册。 最大的困难是给契卡的侦察员解释，精神文化是什么意思，它与物质文化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过去了，但是，准确地说，这为将我逐出苏维埃俄国提供了口实。 我作了关于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演讲，进行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堂讨论。这些演讲与课堂讨论为我的书提供了基础。我的演讲和课堂讨论的出席率是很高的。 常有共产主义者出席。第一排通常坐着年轻人，他们毫无疑问是契卡的间谍。我一直讲得很自由，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 在公开报告后的讨论同样是自由的。 最后一年的公开报告特别有成绩。 有三次报告（论施本格勒的书、论魔法和我的论神智学）来了异乎寻常多的人，一群人站在街上，形成了人墙，我费了好大劲才走进屋子（应当说明，我是主席）。有一次，作为主席的我在报告时收到女子培训班负责人的一个条子，说过多的人群会使场地倒塌。 在这里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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