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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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能是正统的怀疑主义者。　怀疑主义在我这里完全是另一定规定，是更加深层次的规定，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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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改变——不知道在我的书里我能否提供这种感觉。　我用全部生命寻找真理，我从一开始就寻找它。　真理在我的精神道路之前就存在着（ａ

ｐｒｉｏｒｉ）。

存在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不像世界，也不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　它应当揭示出来，并呈现人形。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大约要回忆起我的许许多多的罪过、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将可能幸福地回忆起：我属于“渴望真理的人”。这是与我有关的无上幸福的诫律中唯一的一条。需要补充一点，我面向的不是明天的日子，而是未来的世纪，理解我的思想的前提是改变意识的结构。　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完全不是学者的年轻人中，但不存在于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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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年的补充）

我的自传中断了，它需要补充，这种补充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些沉重的年代里（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发生了很多意义重大的外部和内部的事件。　由于经历了痛苦状态而使我的很多感受深化了，我最深的怀疑体验是宗教深处的产物。　这样的领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事件，从一开始，它的起源就是不清楚的和黑暗的。　这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是十分巨大的震动。　我一直等待着新而又新的灾难，不相信世界的未来。　我们进入残酷——灾祸时代的所有事情，我都不感到意外。　警笛和轰炸的时代开始了，对轰炸我是冷漠的，没有体验到任何的可怕。　夜里，当听到非常近的轰炸声时，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堵上耳朵。　我并不走下地窖。当天空很晴朗时，我观看空战的壮美景色。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人进入法国之前的事。　以后又面临着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国包围法国和德国对俄罗斯的战争。　这不仅是外在的事件，而且是对精神生活有着影响的内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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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们离开巴黎，来到阿尔卡雄的皮瓦，和我们一起走的有穆利，我们不想在德国人的统治下生活，但这是幻想。　我们到达皮瓦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比在巴黎更多的德国军队出现在皮瓦。　皮瓦是个美妙的地方，那里把松树林与大海结合起来，空气令人陶醉，对人十分有益。　然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被占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　我们丝毫没有受到强制，而是完全平静地在森林中不大的别墅过了３个月。　在阿尔卡雄生活着一些俄国的朋友。　当时美国更加紧地邀请我，我拒绝到美国去。　但是，我不能平静地看到德国军服，它使我发抖。　当时，反俄战争还没有进行。我用全部时间写我的哲学自传。当我于１０月初回到家中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地位不是安全的，我写过反对希特勒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们知道我是思想上的反对者。　开始了对俄国人的拘捕，在俄国人的圈子里有些难以相处的人是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拥护者。　当反俄战争开始时，情况更加紧张起来。　德国人侵入俄罗斯土地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的俄罗斯遭到死亡的威胁，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　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到达了高加索，在被占领的俄国部分，他们的举止如野兽一般，他们对待俄国人就如同对待劣等民族一样。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思考德国人战胜了什么。　我一直相信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到危险的体验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感到自己与红军的成就溶在一起，我把人们区分为希望俄国胜利的和希望德国胜利的两种，我不同第二种范畴的人们交往，认为他们是变节者。　在巴黎的俄国人中有亲德分子，他们期待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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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俄国。　这引起我深深的反感。　从１９２年被驱逐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苏维埃的国际目标和武装干涉者的国际目标都是违法的。　我任何时候也不崇尚暴力。　但是，当暴力表现为红军保卫俄罗斯时，我认为是符合天意的。我相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在巴黎是很艰难的，我的朋友开始受到拘捕，一些朋友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驱往德国，在非常凄惨的环境中死去，盖世太保的代表一次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也没查问我的活动的性质。　某些直接反对我的指控者不能提供证据。　但在瑞士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被捕的消息。　过了一些日子出现了盖世太保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是两个人，他们要了解为什么出现关于我被捕的传闻。我用德语同他们交谈，这是为了简便。　他们告诉我，从柏林来了质问：报纸上关于拘捕如此著名的和珍贵的（在德国的）哲学家比如别尔嘉耶夫的消息，意味着什么？按盖世太保代表的话说，这引起了惊慌，当然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说法。　但是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捕，尤其是当拘捕是很草率、没有充分的根据的时候？我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人们夸大我的知名度和我的意义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种自大感觉与我格格不入。　但是，我在欧洲和身国，特别是在德国的大的知名度是原因之一。　在没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拘捕我被认为是不利的。　我开玩笑地说，这表现了德国人对哲学的尊重。　后来我又说，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高层中有人自认为是我（作为哲学家）的敬仰者，他不准许拘捕我。　在这些可怕的年代里，我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积极性。　我呆在自己的家里，偶尔到巴黎去，在被认作危险地方的巴黎咖啡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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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是不回忆过去的。　在２０年中我可能到咖啡馆去过三次。　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仿佛是个封建主，住在自己的有升降桥的城堡里。　对发起任何事情，尽管与德国人的联系很松，我一概拒绝参与。　因此，我不能作报告和演讲，我用这些时间集中精力于写作，进行哲学创造。　但是在我家里星期天还是集中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俄国人，有时甚至作报告。我们的家是爱国主义感情的中心之一。也常有法国人参加。在被占领的年代，有意思的集会是在莫列举行的主要讨论神秘主义和精神问题的集会。　我作了两次报告：关于弥赛亚说和关于尼采的宗教悲剧。　除了在莫列家里的集会外，还有在达维小姐那里举行的集会，她是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女人，我们的新朋友。　这是致力于精神探索的学习班，在那里我就以下题目作了一些演讲：“弥赛亚思想和历史问题”。这主要是左派天主教徒的学习班，但是有新教徒、东正教徒和自由的探索者参加。达维还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庄园里举行集会，第一次集会只是讨论我在法国出版的书《精神与现实》。

在这次会上我与某些天主教徒，特别是马赛尔（他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存在着思想冲突。在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罗曼。　罗兰，他有一个俄国妻子。　在罗曼。　罗兰身上我感到道义上的个性的重要意义。　他对苏俄和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好感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好感。　相反，他是唯灵论派。　他带着很大的好感读我的书《精神与现实》，并且对于我的书中论佩吉部分写了很好的评论，他在我关于客体化的思想中发现了与佩吉的某些同源关系，尽管他只部分地相信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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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这些年代是艰难的与痛苦的，这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　这是内在的精神斗争、矛盾、怀疑探询的时代。　我已经说过，按自己的素质说，我完全不是怀疑论者，对我而言，体验怀疑完全是特殊情况，而且怀疑具有道义上的而不是知识性的性质。　我不想在我这里出现简单地否定上帝存在的时刻，但是存在这样的时刻，那时我排斥上帝；存在那样的痛苦的时刻，那时在头脑中出现的上帝可能是恶的，而不是善的，是比我、比罪孽深重的人还要恶的。　这些沉重的思想含有正统的神学理论、关于赎罪的审判学说、关于地狱的学说和很多其他的学说。　我在非创造性的自由的思想中找到了结论，但是并不想承认它。　永恒的宗教问题以完全新而又新的方式对我提了出来，我经历了与全部官方的正统学说相冲突的时刻，不过，这对我并不是新的事情，有时，我感到，比起那在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来说，我更信奉其他的宗教。然而，如果对的不是我，那么我在反对谁？当我自己说，这意味着上帝是恶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在永恒中想要的是恶、苦难和地狱。　上帝的预见同样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要知道，我反对上帝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是以对上帝更高的理解的名义进行的。　这是一种安慰。　不过，我是完全经历了被上帝遗弃的状态、不幸状态，被上帝遗弃的体验并不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存在，它甚至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上帝交往的存在主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是痛苦的因素。不仅是个别的人，而且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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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体验到被上帝的遗弃。　这种神秘现象完全不能用构成人的生活一般事实的罪孽来解释。　体验到的被上帝遗弃完全可能并不比体验不到和认识不了上帝的遗弃更不好。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精神内部斗争的时期完全没有触动我的基本的宗教——哲学观点，有时它们只是更加尖锐化。　在这里我无能地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神秘的东西，难以表述的东西。　在这个血腥的轰炸、杀人、集中营、拘捕、无数人的苦难的时代，我一直不断地思索恶的问题、苦难问题、地狱问题、永恒问题。　我的思索常常是矛盾的，在我所写的东西中已经对自己的内在斗争作出了结论，但是可能并没有指出最内在的斗争。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这些纳入我最后的著作《上帝的和人的辩证法》的实质性部分中。在１９４２年秋季，我作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四个星期，我没有想死着出去的可能性，我也没感到害怕，看护我的女护士、我的朋友Ｔ。Ｃ。　伦佩尔特都看到了。但我有一种很剧烈的感受。麻醉药是不充足的，只有下半身进行麻醉。　意识则是充足的，我完全能看清楚，没有感到任何的痛苦。　但是，我消失了任何运动的可能：身体陷入了完全被动状态。　我遇到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屏障，后来还有其他的束缚。我很难忍受完全被动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权力更可怕的了。　它威胁着我的生命。　只是在某一时刻意识能敏锐起来，这表明我们是自由的实体。　悲剧也正在于必然性的权力凌驾于自由的实体之上。　巴黎刚刚解放时，在生活中出现了使我最为痛苦的事件，我们的朋友穆利在折磨人的疾病之后去世了。　我像忍受所有有生命者的苦难一样地忍受穆利在死亡面前的痛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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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它，我感到自己和所有等待挽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在逝世的前一天，穆利病得已经非常沉重，但仍挣扎着到莉季娅的房间工作，忽然他走到莉季娅床前，低声地述说着什么。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很少也很难落泪。　但穆利去世时我大声地哭泣，作为一个上帝的神妙的造物，他的死使我体验了一次一般的死亡，谁都喜欢的死亡。　我请求给予穆利以永恒的生命，我需要与穆利一起永恒生活。　我很长时间不能谈论他，我所有时间都感到他在我眼前跳动。　现在已经没有朗读人莉季娅，没有穆利，只剩下我和若妮，只有她慰藉我的生活。与穆利的死相联系，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不死的问题。在我们花园的树下，有穆利的坟墓。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不死的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反对无个性的不死的思想，在那种思想里，所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内容都消失不见了。　这个问题是我体验最深刻和意义最重大的，它与我的生活中最不幸的和最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点前面已经说过。

G　　　　　　　　G　　　　　　　　　G外面的新生活开始于巴黎的解放，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但是战争的顺利结束可能已经有把握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法国人进行的报复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多俄国人被捕，根据是与德国人拘捕他们相反的理由。　逮捕有时有根据，有时则什么根据也没有。　气氛依然是很沉重的，在被占领的年代里，一部分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看风使舵，这种行为从性质上说属于背叛。　现在，又开始反方向地随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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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不好地理解的共产主义献媚，向苏联大使馆献媚。　一时这成了时尚。　只有很少的人是有尊严的和自由的。　我一直被认作具有“苏维埃的”倾向，尽管我一直大力批判并且不断批判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鼓吹自由。　我对苏俄的态度没有任何新的变化，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俄罗斯民族的政权，任何其他的“政权”都不能而只有它能在国际关系中代表俄国。　实际上，任何政权我都不喜欢，都不可能喜欢。　任何时候我都不喜欢伟大的政权世界。　能激起我同情的只有无政府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国家的功能在人民生活中的必然性。对于俄国侨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引起了很大的矛盾。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俄罗斯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态度问题，对作为俄罗斯民族命运中的内在因素的革命的态度问题。　应当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来体验。在坚持任何抽象的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度时，我不能站在自己民族的命运之外。　这并不意味着要使我的思想和行为与苏联大使馆管理处相一致，经常环顾它来进行思考与写作。　当爱国者联盟——起初是爱俄国，后来是爱苏联——宣称无保留地接受苏维埃政权和苏俄制度时，使我很愤怒。人不应当对任何政权都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奴才状态。人不应当在任何力量面前垂首，这不配作一个自由的实体。　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由作家联盟邀请，在俄国爱国者联盟的处所我作了题为“俄国的和德国的思想”的报告，报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我所有的报告中最好的。　这与爱国的高潮正相符合。　后来我在《俄罗斯爱国者》（青年作家团体加入其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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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变换》的文章，它使某些俄国侨民感到难堪。　与我接近的朋友的圈子有了大的改变。　在我的住所里开始经常出现青年（相对年轻的）的作家，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这些人过去并没有来过，过去来的一些年轻的俄国人接受了苏维埃专制制度。　我和神学研究所团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宗教的和政治的分歧。　我和苏联大使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感不到有什么这样的需要。但是，有些从苏联大使馆来的苏联人到我这里来，我以很大的兴趣向他们打听俄国的事情。　我与一些年轻的苏联外交官的会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最令人愉快的是和一位苏联作家的会面，这位作家经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招人喜欢和很有才干的人。俄国给了他很强烈的印象，俄国对他来说就是宗教。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他格格不入。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当他告诉我所有的俄国人民不仅阅读伟大的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而且具有对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真正崇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还有痛苦的感觉。　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几乎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断的标志之一。　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又回归俄罗斯文学，这个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也还不可能复兴俄罗斯文学，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阻碍着这一切。　哲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没有自由思想。　可能准许我回到俄国，但是在那里我能干什么呢？回归祖国问题对我是十分痛苦的。　正是哲学家回到俄国没有意义。　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　而我是常常想念俄国的。　关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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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的断裂，我想的很多，这些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存在某种痛苦的东西。　这种苦难只有到最后才能铲除。　在最后的时刻，俄罗斯的问题将把我折磨死，我处于诸多失望之中。

G在１９４５年行将结束的现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长，对我的评价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经常听见说，我有“世界的名声”。

经常有外国人来拜访我，我收到难以计数的信件。大规模的通信成了我的不幸，因为我不爱写信也不会写信。有时我陷入必须回答的大量书信的绝望之中。令我惊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这却意味着我几乎已经是生活的导师，智慧的指导者。这完全不适合我的自我感觉，我想使我的自传的读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导师，而只是真理和正义的追寻者，造反者，存在主义哲学家，应在这个意义下来了解我的哲学的集中的存在主义性，但我不是导师，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导者。　我的不断增长的知名度很少给我以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这个。我很少有虚荣心。我有很强的忧郁症因素，但是由于我的矜持和喜欢尖锐喜欢开玩笑而没有人发觉。　所有这些与我生活的很不幸时期巧合了。莉季娅病得很沉重，颈部肌肉麻痹，说话和吞咽食物困难愈益增加。　她对待这样痛苦疾病的态度是惊人的。她的力量衰退了。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底莉季娅逝世了，这是我的生活中最痛苦又具内在意义的事件之一。　莉季娅的死不是痛苦的，她是有崇高精神的人。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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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亡，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验。莉季娅有异乎寻常的信仰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我在别人那里没见到过。　由于她的精神的张力，她的死是高尚的。　她直到最后意识都是清醒的，说话很准确，几乎到最后她一直在写诗；写得很漂亮，我想出版她的诗，她自己对此并不热衷，她没有任何的虚荣心，而有很强的贵族气派。　她一直在读神秘主义的书并作读书笔记。　她最清楚自己属于未来的圣灵宗教，但一直保持着与教会的联系。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到她的房间去，我们进行关于精神——神秘主义的谈话。　我是如此地喜爱这段时间，全部时间都在回忆过去了的事情。亲人、喜爱的人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她一去不复返，不能接受她去世所形成的空虚，不能接受人的存在的终结。　基尔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是最后的真理，不可能没有会面和永远一起生活的要求。　在莉季娅死后，由于对她的全面的爱使我很容易动感情。　我讲了关于死亡的一个方面，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方面。　死亡不仅是最大的恶，死亡中也有光明。　在死亡中有爱的坦露，只有在死亡中存在最高的爱的坦露，爱成为特别热烈的并转向永恒。　精神的交往不仅继续着，而且特别强烈与集中，甚至比生时还要强烈。在莉季娅死前我告诉她，她是我的生活的巨大精神支柱。　她写给我说，这个支柱将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这时我还想到死亡的意义问题。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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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