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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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我认为是有人花钱杀害了他。那个时期，马里乌斯在与居民区的贩毒集团斗争。有人不高兴了。有这种可能。那时我在监狱里，不十分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自己的解释，很多种解释。我只知道马里乌斯死在圣克鲁兹，我没在那里住过，以前去过几天，很难想像凶手会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凶手一直在跟踪马里乌斯。我惟一能想到马里乌斯出现在那里的理由，就是他想去圣克鲁兹看大海。他去看海和呼吸太平洋的空气。杀手循着马里乌斯的气味跟踪到圣克鲁兹。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时，我想像着马里乌斯的情形。更多的是猜想他内心深处的打算。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加州一处海滩上。比如说，在大瑟尔，或者在蒙特雷海滩，在渔人码头的北边，沿着1号公路向上走。他扶着瞭望台，背对着我们。那是冬天，游客很少。我们黑豹党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我们人人携带武器，虽然武器是放在车里的。我们的表情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快。大海在咆哮。于是，我走到马里乌斯身边，对他说咱们马上离开这里吧！就在这个时候，马里乌斯转过身来看看我。他在微笑。他在阴间。他用手指着大海望着我，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害怕了，虽说他是我哥们儿，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大海就是危险啊。

金钱。在西曼看来，金钱简言之，是必要的，但必要的程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开始讲所谓的“经济相对论”。他说在福尔瑟姆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相反地，在索莱达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三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而在沃拉沃拉，一支香烟相当于一小盒草莓酱罐头。在诸多原因中，有个原因是沃拉沃拉的囚犯，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食物中毒，或许是烟瘾越来越大，瞧不起甜食，打算整天往肺里吸烟。西曼说，就本质而言是个秘密；由于缺少研究，他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是，他有话要说。第一句话是：他不赞成穷人花钱的方式，尤其不赞成美国黑人花钱的方式。他说：我一看见给妓女拉皮条的无赖开着豪华轿车或者林肯大陆在居民区兜风，就热血沸腾。我忍受不了。他说：穷人赚钱应该更讲尊严。穷人有了钱应该帮助邻居。穷人很有钱以后，应该送子女上大学，还应该收养孤儿。穷人赚钱时，应该对外承认只赚了一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应该告诉他们总数，因为将来子女们会要全部家产，而不愿意与收养来的孩子分享财产。穷人赚钱后，应该秘密储蓄资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在美国监狱里挣扎的黑人兄弟，而且要做小买卖，比如开洗衣店、酒吧、录像带租售商店，赢利后全部归还给社区。发放奖学金。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变坏。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因为听嘻哈音乐太多而自杀，或者哪怕最后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师和班上五名同学。赚钱的路上布满了尝试和失败，这不应该让发了财的穷人或者我们社区里的新贵泄气。这一点要注意。不仅要从岩石里而且要从沙漠里取水。西曼说，尽管没有忘记金钱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一开始，我是个黑豹党员，与加州警察对抗，后来漫游世界，再后来美国政府掏钱让我活了几年。从监狱出来，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时黑豹党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是老恐怖组织。另外一些人还对60年代黑人的奇特追求有模糊记忆。马里乌斯已经死在圣克鲁兹了。有些同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有些同志公开道歉，改变了生活方式。如今，不仅警察里有黑人。有的黑人还占据着政府要职，有黑人市长，有黑人企业家，有黑人大律师，有黑人影视明星。黑豹党已经碍手碍脚了。因此等我出狱时，大街上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所剩无几，只有少年时进去和如今老朽时出来的噩梦炊烟的残余，没有什么未来的可能了，因为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已经忘记了，而在牢里我们什么也没学会，除非是狱警的残暴和某些囚徒的虐待。这就是我那时的处境。因此，在我假释的开头几个月里，过得非常悲惨和灰暗。有时，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吸烟，长时间地看着街上的灯光闪烁。我不否认：我脑海里不只一次盘旋着要命的念头。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那就是我大姐，祝愿她享尽天福！大姐让我住她底特律的房子，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位欧洲公主为我让出了她的城堡，让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但是已经有了今天随着经验积累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幸福”的感觉。那个时期，通常我只能见到两个人：我大姐——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以及我的假释官。他是个胖子，有时请我在他办公室喝威士忌，他经常问我：巴里·西曼，你过去怎么会是那样一个坏蛋呢？有时，我想，他说这种话是挑衅。有时，我想：这家伙是加州警方豢养的，他要挑衅，然后给我肚子一枪。他会说：巴里，说说你的男性……他指的是我的性功能；要么就说：谈谈你干掉的那些家伙吧！说吧，巴里，说吧！说着，他拉开抽屉，我知道那里有枪，他等着我开口呢。没办法，我只好说话。我对他说：好吧，罗乌［1］，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还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美国人。甚至可以说，为基辛格和尼克松铺平道路的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在罗乌的办公室里待上三小时，其间他要我谈谈我暗杀的家伙，我就给他讲讲我见过的政治家和了解的国家。直到最后我凭借极大的耐心甩掉了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罗乌后来可能死于肝硬化。我的生活继续向前，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有得过且过的感觉。于是，有一天，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没忘记。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在我大姐的帮助下，她真是个仙女，喜欢说这些事情，我就把她记得的菜谱、我母亲的菜谱、我在监狱里做的菜肴、周六在家中阳台上给我大姐做的菜（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吃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本子记满以后，我去纽约找出版商，其中一位有兴趣出版，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了开来。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我首先要感谢我大姐，然后是许许多多好人。这里，请允许我说得准确些。我说不知所措，意思是说，惊奇。是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叫人拍案惊奇。比如，金盏花、杜鹃花，或者千日红花。但我也意识到这点本事还不够。我不能永远依靠这猪排名菜过日子。猪排解决不了一辈子的问题。应该变革。应该改革，创新。应该善于寻找，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因此，凡是有兴趣的人们，赶快拿出笔和纸来，我要口述另外一个菜谱了。就是橘味鸭。不提倡天天吃橘味鸭，因为不便宜，再说加工起来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月吃一次，或者过生日吃一次，还是很不错的。四人份的配料有这些：三斤鸭子一只，半两黄油，四瓣蒜，两碗汤，几根香草，一勺西红柿酱，四个橘子，一两糖，三勺白兰地，三勺醋，三勺雪利酒，黑胡椒粉，油和盐。接着，西曼说明烹调的各个程序，刚一说完，他只说了句橘味鸭是一道佳肴，就结束了。

星星。西曼说人们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或者说以为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他谈起人们夜间看到的星星，比如说，你沿着80号公路从德梅因到林肯城，车子中途抛锚了，不严重，输油管或者散热器问题，也许是轮胎扎了；于是，你下车，从后备厢拿出千斤顶和备胎，换轮胎，最慢也就是半小时，完工后，抬头看天，上面布满了星星。那是银河。西曼说起了体育明星。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星星。他把体育明星与电影明星作比较。他明确地说，体育明星往往比电影明星的寿命短。一个体育明星在最佳状态下，职业生命也就是十五年，而一个电影明星，也是在最佳状态下，如果年轻时从业，那艺术生命可以持续四五十年。与此相反，如果你沿着80号公路一侧开车时观看随便哪颗星星，它的寿命可能有几亿光年，也许就在你观看时，那颗星星已经死了几亿光年，观星人丝毫不会发觉。那可能是颗活星，也可能是死星。他说，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这事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夜间看到的那些星星，是生活在表象王国里的。它们是表面现象，同样是表面现象的还有梦境。因此，那位由于轿车爆胎而站在80号公路上的游客，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浩淼夜空上的东西究竟是星星，还是自己在做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停车的游客也是梦境的一部分，是从另外的梦境分离出来的梦境，如同水滴从浪花里分离出来一样。西曼说到这里，提醒道：星星是星星，陨石是陨石。他说：陨石与星星毫无关系。一块陨石，尤其在它的轨迹是直接撞击地球的话，那与星星毫无关系，与梦境也无关联，但或许可能与分割论有关系，那是一种逆向分割。接着，他说到了海星。他说马里乌斯·纽厄尔每当游历加州什么海滩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颗海星，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的。但西曼又说，出现在海滩上的海星通常是死的，是海浪送上海岸的海星尸体，当然，总有例外。纽厄尔说，他能区别死海星和活海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区别的，但是他会区别。纽厄尔把死海星留在沙滩上，把活的放回大海去，丢进岩石下面的海水里，让海星至少再有一次生还的机会。有一次除外，他把一颗海星带回家了，放进了鱼缸里，里面是海水，太平洋的咸水。这事是在黑豹党诞生时发生的，那时党员们忙于监督、疏导居民区的交通，避免车辆超速行驶、撞倒儿童。其实只要安装红绿灯就行了，可是市政府不愿意安装。这是黑豹党初次露面的活动之一：当交通监督员。与此同时，马里乌斯·纽厄尔在照看海星。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鱼缸需要一个泵。一天夜里，纽厄尔拉着西曼和小纳尔逊·桑切斯去偷泵。三人没带武器。他们前往科尔切斯特阳光城位于白人区的金鱼专卖店。三人从店铺后面进入。泵已经拿到手中的时候，有个人端着猎枪出现了。西曼说：我那时想，这回可要完蛋了。但是，那时，马里乌斯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为了我的海星啊！端猎枪的人没动弹。于是，我们后退。他就前进。我们停步。那人也停。我们再后退。他就跟在我们身后前进。终于，我们到了小纳尔逊开车的地方。那人在距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轿车启动后，那人端起枪瞄准我们。我喊了一声：加速！马里乌斯说：别！慢点！慢点！开始倒车，车子倒向主干线。那人在后面走着，用猎枪瞄准我们。马里乌斯说：好，现在加速！等小纳尔逊踩油门时，那人一动不动，逐渐变小，直到我看见他从后视镜里消失为止。当然，那台泵对马里乌斯毫无用处。一星期还是两星期后，尽管马里乌斯细心照料，海星还是死了，最后进了垃圾袋。实际上，你说星星的时候，用的是转义。这叫做隐喻。你说这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使用了隐喻。你说天上布满星星。更是隐喻了。如果你下巴上挨了一记右拳并且把你打昏了，人们会说他两眼冒金星了。又是隐喻。隐喻是咱们迷失在表象里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表象的海洋纹丝不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就是救生圈。别忘了：有的救生圈漂浮在水上，有的救生圈直沉海底啊。这话最好终生别忘记。说实话，只有那么一颗星星，它不是什么表象，也不是隐喻，更不是从什么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它就在外面天上。那就是太阳。它是惟一可以为我们制造灾难的星星。惟一的星星。年轻时，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一艘宇宙飞船脱离了轨道，向太阳飞去。宇航员开始头疼了，这是刚刚开头。接着，人人大汗淋漓，纷纷脱下航天服，即使这样仍然疯狂地出汗和脱水。阳光开始熔化飞船的外壳。电影观众坐在位子上，也不由得感到酷热难挡。我不记得影片的结尾了。我估计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们方才得救，因为及时纠正了方向，再次对准了地球；于是，太阳留到了身后，像一颗硕大的星星，疯狂地悬挂在无限的太空。

用处。西曼说：但是太阳有它的用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离太阳太近，那是炼狱；但离它远一些，那可是有用处，又美丽，只有吸血鬼才不承认这个。随后，西曼说起有些事情从前有用处，大家有共识，而现在却让人怀疑了；他说：比如，50年代的微笑，人们会满面笑容地为你开门。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开路，但是肯定会为你开门。如今，笑容令人怀疑。从前，假如你是卖东西的，走进了什么地方，那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人们笑容可掬地请你进门。无论你是服务员还是经理、女秘书、医生、电影导演还是园丁。惟一永远不笑的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永远板着面孔。但别的人，大家都努力微笑。那时是美国牙科医生的黄金时代。当然了，黑人永远有笑容。白人有笑容。亚洲人有笑容。拉丁美洲人有笑容。如今，咱们知道了，这笑容后面可能隐藏着最凶恶的敌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咱们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首先不信任那些有笑容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他们打算从你这里捞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满了笑容和越来越完美的牙齿。这些节目是要咱们信任他们吗？不是！这些节目是要咱们相信他们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吗？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从咱们这里捞到什么。他们只想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容而无求于咱们，只想换取咱们的赞美。对，赞美。他们希望咱们看看他们。对，这就是全部要求。他们完美的牙齿、完美的身条、完美的举止，仿佛他们始终是与太阳脱离的，是火焰的碎片，是炼狱的碎块，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地球上仅仅是服从表示敬意的需要。西曼说：我小时候不记得孩子嘴里打过舌钉。如今，几乎我认识的孩子人人有舌钉。无用的东西流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是当成时尚，或者是区别他人的标志，而无论时尚还是阶层的标志，都需要别人的敬意、赞美。当然，时尚的预期寿命很短，一年，最多四年，然后进入降级阶段。阶层标志则相反，只有携带标志的尸体腐烂了，标志才腐烂。接着，西曼说起身体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首先需要均衡的食物。他说：我看见这教堂里有很多胖人。我估计你们中间吃蔬菜的人不多。或许现在应该给各位开个菜单了。这道菜肴的名称叫“柠檬抱子甘蓝”。请大家记录！配料是给四人吃的：八百克抱子甘蓝，一个柠檬的汁和末儿，一个洋葱头，一束欧芹，四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