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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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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爱米里亚·美娜·美娜死了。她的尸体是在尤卡坦克斯大街附近的地下垃圾堆里发现的，那条大街通向科林多兄弟砖厂。法医报告上说：她被强奸过，刀砍过，火烧过，没有具体说明致命原因，究竟是刀砍还是火烧；也没有具体说明在火烧的什么时刻毙命。在发现她尸体的垃圾堆处，经常有人报火警，大部分是自己点火造成的，少量是意外火灾，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尸体被烧应该归咎于这类火灾，而不是有人故意焚尸灭迹。这个垃圾堆没有正式名称，因为是秘密堆积而成的，但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辣椒”。白天，“辣椒”上看不见人影，包括附近的荒地——即将被垃圾堆吞食的地盘。夜里，会出现一些穷光蛋或者次等穷光蛋。首都墨西哥城称穷光蛋为懒虫，但是“懒虫”往往是好吃懒做的少爷，是无耻之徒，可以比做“辣椒”上云集的单个或者成双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说着一口难懂的黑话。警方准备在发现美娜尸体后的第二天夜里进行大搜捕。结果只抓住了三个在垃圾堆翻找纸壳的男孩。在“辣椒”那里过夜的人寥寥无几。生命很短。在垃圾堆上最多待六个月就会死亡。那里的人无论食物还是性生活都是一个秘密。说不定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吃饭和性交。或者说食与色对他们已经是不可及和不可言说之物，是言行之外的东西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病。剥掉“辣椒”上一具尸体的衣服等于剥掉一层皮。垃圾堆上稳定的住户，从来没少于三人，也从来没超过二十人。
杀害美娜的主要嫌疑人是她未婚夫。警方派人去他家寻找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跟父母和三个兄弟住在一起。根据他家里人的说法，他是在美娜尸体发现的前一两天走的。他父亲和他两个兄弟在牢房里蹲了两天，从他们嘴里掏不出任何相关的情况，只了解到嫌疑人的叔叔住在古斯曼城，估计他躲到那里去了。古斯曼城警方得到通报后，立刻派人去相关地址带着追捕令搜查，结果连所谓嫌疑人兼未婚夫的影子都没看见。案子挂起来了，不久便被人们遗忘了。五天后，美娜的案子尚在调查中，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看门人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尸体被抛弃在一块空地上。学生们有时在那里玩足球和棒球。从那里可以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这一侧加工厂的外壳以及与柏油路连接的土路。公路两侧有铁丝网隔离。这一侧就是预科学校的校园，里面有两座楼群，每座三层，楼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预科学校创办于1990年。看门人从开办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发现女尸那天早晨，看门人在从校长办公室拿出各个教室和房间的钥匙时，有群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弄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走进勤务室后，他才闹明白那东西原来是一群黑兀鹫。一群黑兀鹫在校园旁边的空地上盘旋呢。但他要办的事情很多，决定稍后再去查看。不久，女厨师和帮厨的来了。看门人就去厨房跟她俩喝咖啡了。三人说了一阵家长里短，最后看门人问她俩是否在进门时看到那群黑兀鹫在学校上空盘旋。二人说没看见。于是，看门人喝完了咖啡，说他要去空场上转一圈。看门人担心会遇到死狗。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得返回学校，到工具仓库里拿上铁锹，准备挖掘一个比较深的土坑，免得学生把死狗重新刨出来。可结果他看到的是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黑衬衫和黑凉鞋，裙子被卷到了腰间。没穿内裤。这些是看门人一眼看到的。接着，他注意到了她的脸色，知道夜里她还没死呢。一只黑兀鹫落到了栅栏上。看门人挥挥手把它给轰走了。女子留着长头发，发梢至少落到半腰。有几缕发丝粘有凝固的血块。腹部和阴部也有干血。看门人连连画着十字，慢慢地站了起来。回到学校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女厨师。帮厨的小伙子正在刷锅。看门人压低声音说话，不让小伙子听见。看门人从办公室给校长打电话。但校长已经离开了家门。看门人找到一条毯子，去把女尸遮盖上了。到了这时，他才发觉尸体已经僵硬。他一面回学校，眼泪一面流个不停。他看见女厨师在校园里坐着抽烟。她招手问他怎么了。看门人也招招手，但意思不明白，他去校门口迎接校长。校长一到，便和看门人前往空地。女厨师从校园里看到校长如何掀开毯子，从不同角度看地上的什么东西。不久，两位教师也赶到了空地。在距离他们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群学生。中午十二点，来了两辆警车，第三辆没有标志，第四辆是救护车。他们把女尸拉走了。女尸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在几天前，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致命的主要原因是胸口被刺，但头骨有裂痕，因此法医不能排除打击头颅的因素。她身高一米七二。
1993年6月最后一名女尸名叫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她已经失踪四十多天。她母亲在女儿失踪的次日就去第二警察局报了案。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在K&T加工厂工作，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附近就是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和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的最后一排住宅。她失踪那天是上第三班：晚上九点到清晨五点。她的同事们说，她一向上班准时，因为玛卡里达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堪称楷模；为此，她失踪的时间应该是上下班交接的时候。可是，这个钟点没人发现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清晨五点或者五点半，周围一片漆黑，因为路灯坏了。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北部没有电力供应。这个工业园区的出口处，除去诺加莱斯公路的一处，其他出口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也没有下水道；结果，园区内的全部废料都丢进玫瑰花小区的泥坑里，太阳一照，泥坑发白。这样说来，玛卡里达·洛佩兹下班的时间是清晨五点半。这是可以确定的。后来，她走在园区黑暗的道路上。也许她看见了一辆小型卡车，每天晚上都停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旁边是WS…Inc。 加工厂的停车场，小卡车出售牛奶、咖啡、冷饮和各种玉米饼给上下班的工人。多数工人是妇女。但是，她不饿，或者她知道家里有饭吃，所以没有停下脚步。她离工业园区越来越远，离开加工厂的灯光越来越远。穿过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随后进入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小区的第一条街道。走过这样的街道用不了她半小时。然后，就可以出现在她居住的圣巴尔托罗梅区了。走路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五十多分钟。但在途中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出了永久性偏差。后来，有人告诉她母亲：你女儿可能跟什么男人跑了。母亲说：她才十六岁，是个好闺女。四十天后，几个孩子在玛依多雷纳区的一间破屋附近看到了她女儿的尸体。她的左手下面有瓜柯叶。由于尸体腐烂，法医无法确认死因。有个参加运送尸体的警察却辨认出她手下的瓜柯叶。那警察弯腰捡起几片尖矛状的绿叶。
7月没有女尸。8月也没有。
那几天，首都《消息报》派遣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去报道关于“忏悔者”的消息。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三十五岁，刚刚离婚，急需挣钱。按照正常情况，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因为他不是警务方面报道的记者，而是文化版面的编辑。他撰写哲学类图书评论文章。不仅这类文章没人看，就是这类书籍也没人读。他时不时地也写关于音乐和画展的文章。四年前他就是《消息报》的在编人员了，他的经济状况不算拮据，过得去；但是一离婚，可就处处缺钱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有时他用化名写文章，免得让读者发现整个文化版面都是他一人的手笔），已经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了，于是去其他三个部门给主任们施加压力，请他们派点外差，这样可以让他平衡入不敷出的状况。于是才有了这个让他去圣特莱莎的建议，请他撰写完关于“忏悔者”的报道再回来。给他提供这份差事的是报纸周刊的主编，因为他看好塞尔西奥·贡萨莱斯，认为贡萨莱斯有了这份差事可以一箭双雕：一是可以赚外快；二是可以去北方玩三四天，那里有美味佳肴和新鲜空气，可以忘记前妻。于是，1993年7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飞机到了埃莫西约，然后登上了开往圣特莱莎的公交车。说真话，换空气让他感到美妙无比，心旷神怡。埃莫西约的天空清澈湛蓝，几乎有金属的闪光，从下到上熠熠生辉。这让他立刻情绪振奋起来了。无论机场的人们，还是城里街道的行人，都让他感觉和蔼可亲，无忧无虑，好像身在外国，只看到了居民好的一面。在圣特莱莎，他的印象中这是个工业城市，失业人口很少。他下榻在市中心一家便宜的旅馆，名字叫“绿洲”，地点在一条还是改革时期留下的石板路上。不久，他访问了《北方使者报》和《索诺拉之声》编辑部。他跟经手“忏悔者”案子的几个记者进行了长谈。他们告诉他如何去那四座被亵渎的教堂。他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看了四座教堂。陪同的只有出租车司机，每次在教堂外面等着他。他跟圣塔德奥和圣卡塔里娜两座教堂的神甫谈了话，他们提供的材料对他的调查帮助不大；但是，圣卡塔里娜教堂的神甫建议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因为按照他的看法，亵渎教堂的那人和凶手并非圣特莱莎最坏的恶疮。警方为他提供了口述画像的复印件。他跟办理这个案子的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约好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下午，他与市政委员会主席谈了话。主席邀请他在机构大楼旁边的餐厅吃饭。餐厅是石料建筑，试图模仿殖民时期的风格，但模仿不成功。不过，饭菜很好。主席和另外两名下属努力让他进餐愉快，讲了一些地方笑话和黄色新闻。第二天，他很想见见警察局长。但是，出面的是一名警官，大概是警察局的新闻发言人吧，是个刚刚法律系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他拿给塞尔西奥关于“忏悔者”案件的全部资料卷宗，足够新闻记者写报道用了。小伙子名叫撒穆迪奥，那天夜里他的头等大事就是陪记者说话。二人共进晚餐。然后，去了歌舞厅。塞尔西奥想起自十六岁以后就没有踏进过歌舞厅的门。他把这话说给撒穆迪奥。小伙子听了哈哈大笑。他俩邀请几个姑娘喝酒。她们来自锡那罗亚州。从她们的衣着打扮看，可以立刻发现她们是女工。塞尔西奥问陪伴他的姑娘喜欢不喜欢跳舞。姑娘回答说跳舞是她生活里最喜欢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他感觉愉快，可是又感到难过。姑娘则问他一个墨西哥城人跑到圣特莱莎做什么，他回答说自己是记者，正在写关于“忏悔者”的报道。这番话似乎对她没什么影响。她从来不看《消息报》，这让塞尔西奥难以相信。撒穆迪奥悄悄对他说可以带她们上床去。频闪仪摇曳的光线扭曲了小伙子的面部表情，姑娘说，她觉得这小子像疯子。塞尔西奥听了耸耸肩。
第二天，塞尔西奥醒来时一人在旅馆里，感觉看见了，或者听见了什么禁区里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吧，是不合适、不相宜的东西。他打算采访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到了检察员办公室，只看到有两人在玩掷色子，第三个人在旁观。这三人都是检察员。塞尔西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坐下来等候，因为他们告诉他胡安很快会来。检察员们身穿羊皮上衣，脚上是运动鞋。两个玩者手边有个装菜豆的杯子，每掷一次色子就从杯子里掏出几个菜豆，放到桌子中央。让塞尔西奥奇怪的是如此堂堂正正的汉子居然拿菜豆赌博，但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放到中央的菜豆竟然会跳起来！他注意观看。果然，时不时地有三两个菜豆在跳跃，跳得不高，两三公分，但真的在跳啊！两个玩家并不在意跳跃的菜豆。他俩把五个色子放入一个色子筒，摇一摇，再摇一摇，突然倾倒在桌子上。每倒一次，无论自己还是对方，都说上一句话。塞尔西奥听不懂。他俩说的是：打住！打住！或者说：碾住！秃秃！或者说：疯疯！或者说：斜斜！或者说：玉米甜球！或者说：叉叉叉！或者说：别费！别费！好像念念有词，在召唤神仙，或者什么神秘的脚步，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人人都敬重的话语。那个旁观的检察员时不时地点点头。塞尔西奥问旁观的检察员那些菜豆是不是喜欢蹦蹦跳跳的蹦豆。那检察员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塞尔西奥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蹦豆啊。说实话，一个也没见过。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来了。那两人继续游戏。胡安身穿灰色上衣，有皱褶，领带是深绿色的。他和记者在自己的写字台（整个办公室里最整齐的，这是塞尔西奥观察的结果）前坐下来。二人说起了“忏悔者”。根据这位检察员的说法（他要求记者不要发表这句话），“忏悔者”是个病人。记者一发现检察员不愿意他的同事们听见，就压低声音问：他有什么病啊？胡安说：恐圣症。记者问：这是什么病啊？胡安说：害怕和厌恶圣物。他解释说：“忏悔者”亵渎教堂，没有预谋杀人的动机。那些死亡事件是偶然性质的。“忏悔者”惟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圣像上释放自己的怒火。
“忏悔者”亵渎的几座教堂没过多久就先粉饰一新，接着永久性地修复了毁坏部分，只有圣卡塔里娜教堂除外，它在好长时间里保留原样，那个“忏悔者”留下的样子。新城区那位神甫说：我们缺钱的地方太多。他每天去牛背山小区一次：做弥撒，打扫教堂，以此说明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比修复圣像的急事多着呢。多亏了这位神甫，塞尔西奥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教堂见到神甫时，正如他在圣特莱莎得知的那样，除去著名的“忏悔者”亵渎教堂案，还有杀害妇女的命案，大部分没有破案。神甫一边扫地一边说话，他说到圣特莱莎这座城市，说到来自中美洲各国的移民，说到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每天来加工厂园区寻找工作或者越境去美国，说到买卖人口的走私贩子，说到工厂里支付的饥饿工资，以及就是如此微薄的薪水，还被来自克雷塔罗州、萨卡特卡斯州、瓦哈卡州绝望的人们所垂涎。神甫说：那是些绝望的基督徒啊！真是奇怪的说法，而这样的说法恰恰出自一位神甫之口。这些绝望的人们迁徙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单身，或者拉家带口，一直来到边境线上，只是到了这时方才或休息或哭泣或祈祷或酗酒或吸毒或跳舞到筋疲力尽。神甫的声音里有应答祈祷的口气。有一阵工夫，塞尔西奥在倾听的同时，闭上了眼睛，几乎就要入睡了。过了一会儿，神甫和记者来到外面，在教堂的台阶上坐下来。神甫邀请记者抽骆驼牌香烟。二人望着地平线吸着美国香烟。神甫问记者：你在首都除去当记者，还干点别的什么事情？塞尔西奥一面吸烟一面想如何回答问题。他一时还真想不出来答案。他说：我刚刚离婚。另外常常看书。神甫问：你看些什么书呢？塞尔西奥答：哲学书，特别爱看哲学书。他问神甫：你也喜欢看书吗？这时有两个女孩跑过去，脚步没停，说了一声“神父，你好”。塞尔西奥望着她们穿过一片开满大红鲜花的空地，然后过了马路消失了。神甫回答：当然看书。记者追问：看什么书？神甫说：关于解放神学的书。我喜欢看莱昂纳多·博夫［3］和巴西人的著作。但是，也看侦探小说。记者起身，踩灭了烟头，说了一声：幸会。神甫握住他的手，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公交车前往埃莫西约，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然后坐飞机去首都。两天后，他交给周刊主编一份关于“忏悔者”的新闻报道。随后，很快忘掉了那件事的全部内容。
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精神病院女院长：什么是恐圣症？请您指点一下吧。女院长说她叫爱尔维拉·甘波斯。她要了一杯威士忌。胡安要了一杯啤酒，看看周围环境。露天茶座上，有个手风琴手，身后跟着一个女小提琴手，二人极力但徒劳地要引起一个乡下人的注意。胡安估计，这人像个毒品贩子，虽然这家伙露出的是后背，他无法确认。女院长爱尔维拉解释说：恐圣症就是害怕或者厌恶圣物，尤其是他自己宗教的神圣器物。他想举吸血鬼为例，这东西总是能逃脱惩罚；可是估计女院长会笑话他。那您认为“忏悔者”得了恐圣症？女院长：我一直在这样考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胡安说：两天前，他捅死了一个神甫和另外一个人。那个拉手风琴的人很年轻，超不过二十岁，圆圆的像个苹果。但他的表情属于二十五岁以上的样子，微笑时除外，偶然一笑的时候会让人突然发现他很年轻，初出茅庐。女院长说：“忏悔者”随身携带的刀子不是要伤害活人的，而是准备打碎在教堂里遇到的一切圣物。胡安提议：咱俩说话用“你”，好不好？女院长微微一笑，点点头。胡安说：您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苗条、动人。女院长问他：您不喜欢苗条的女人？那个女小提琴手的个子比手风琴手要高，她身穿黑色紧身衣裤。头发平直，长及腰间，有时闭上眼睛，尤其是手风琴手在拉琴和唱歌的时候。胡安想，这一切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个毒品贩子或者说身穿西装、可能是毒品贩子的家伙，几乎不注意那对演奏的男女，而是跟一个像猫鼬的男子和一个像母猫的女子谈话。胡安问女院长：咱俩用“你”称呼，行吗？女院长：行啊。他问：您肯定“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女院长说，她一直在翻阅精神病院的病历，看看能不能找到某个老病号跟“忏悔者”的症候相似。结果是零。女院长说，根据您提供的他的年龄，可以肯定从前住过什么精神病治疗中心。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突然跳起踢踏舞来。从胡安和女院长的位置上听不见小伙子的声音，但是看得见他眉毛、嘴巴在乱动，然后用一只手弄乱了发型，好像哈哈在笑。女提琴手闭着眼睛。毒品贩子的后脑勺在摇动。胡安想这小伙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可能在埃尔莫西约或者蒂华纳的某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会有他的病历。女院长说：我不认为他的病情很怪。也许不久前他还一直服用镇静剂呢。可能他停止用药了。您结婚了吗？是不是跟什么人住在一起？胡安问道，声音细如丝线。女院长：我独自一人生活。胡安：可是您有子女啊。我看见了您办公室里的照片。女院长：我有个女儿，她已经结婚了。胡安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笑了。您不会已经当上了外婆吧？警官，这话可绝对不应该问一位女士！女院长问他：您今年多大岁数？胡安：三十四岁。女院长：您比我小十七岁呢。检察员：您的样子不像超过四十的。女院长笑道：我每天锻炼。不吸烟。喝酒很少。只吃健康食品。从前早晨还跑步。如今不跑了？如今不跑了，因为买了跑步机。他和她都笑了。我用耳机听着巴赫，每天要跑五到十公里。如果我告诉我的同事们“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那我肯定要赢。这时，那个长相像猫鼬的家伙站起来，在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耳边说了些什么。“猫鼬”重新坐下。手风琴手站在那里不动，嘴边露出不快的表情。好像一个要哭的孩子。女提琴手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毒品贩子和“母猫”的脑袋贴在一起了。贩子的鼻子很大，很尖，有贵族气质。可是，他高贵在哪里呢？而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除去嘴唇，其余的部分都变了形。陌生的声波穿过了检察员的胸膛。他想：这个世界真奇怪，真迷人啊。
女院长说：有的事情可比恐圣症奇怪，尤其是考虑到咱们是在墨西哥。实际上，这里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个问题。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比如，你想想一种典型的恐惧症吧，恐桥症。很多人有这个毛病。胡安问：什么是恐桥症啊？就是害怕过桥。胡安说：我认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男孩；他一过桥就害怕桥会坍塌，所以就跑着过去，其实这样更危险。女院长说：这是典型的恐桥症。另外一种典型的恐惧症是幽闭恐惧症：害怕封闭的空间。另外一种是恐旷症。害怕空旷的空间。胡安说：这种病人我认识几个。女院长说：另外一种更加典型叫恐尸症。胡安说：就是害怕死尸啦。我认识这种人。他们若是当警察，那可惨啦。女院长：还有恐血症，害怕鲜血。胡安说：完全正确。女院长：恐罪症，害怕犯罪。可是有些恐惧症就比较奇怪了，比如，恐床症。知道这是什么病吗？胡安：一点也想不出来。女院长：害怕床铺。胡安：难道会有人害怕或者厌恶床铺吗？女院长：有，有这样的人啊。不过，只要睡在地上、永远不进卧室，病情可以缓解。还有恐发症，就是害怕头发。胡安：这可有点复杂，对吗？女院长：复杂极了。有些恐发症的病例，最后竟然是自杀。还有恐言症，就是害怕说话。胡安：既然如此，那最好保持沉默。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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