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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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制作果汁的水不可靠。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英语中“自来水”的说法。凯瑟勒问大家：朋友们，各位喝点什么啊？警察们说：龙舌兰。然后，解释说这是一种只有在索诺拉才能蒸馏的饮料，使用一种只有本地才生长的特殊龙舌兰品种，墨西哥其他地方没有。凯瑟勒说：那咱们就尝尝龙舌兰吧。这时，一群儿童向饮食店里张望，看看警察，然后跑了。那中年妇女回来时，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了五个杯子和一瓶龙舌兰。她亲自给凯瑟勒斟酒，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听凯瑟勒的意见。美国大侦探说：真棒啊！与此同时，感觉热血上头了。女人问：凯瑟勒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那些女尸吧？凯瑟勒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昨天看见电视上有您。我还看过您的影片。凯瑟勒说：啊，您还看过我的电影。妇女问：您打算消灭这些杀人凶手？凯瑟勒说：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试试吧。只能这么说了。检察员为她翻译成西班牙语。从他们所在的蓝白条格帆布下面望去，星星山好像石膏模型。黑线条大概是垃圾。棕色线条大概是岌岌可危、勉强维持平衡的破旧房屋。红线条大概是被风吹雨淋的铁块。凯瑟勒说：这龙舌兰很好。起身时，他在餐桌上放下一张十美元钞票。检察员们赶忙把钞票还给他。他们纷纷说：凯瑟勒先生，您是我们的客人。凯瑟勒先生，您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别客气。跟您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很高兴跟您一起巡逻。凯瑟勒笑着问：咱们是在巡逻吗？那妇女站在饮食店深处望着他们远去，她像座雕像，半身被一道分隔厨房或者餐桌区的幕帘所遮蔽。凯瑟勒心里纳闷：是谁把那些铁块搬到山顶上去的呢？

记者问：克劳斯·哈斯，所有这些情况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克劳斯·哈斯说：老早就知道了。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克劳斯·哈斯说：因为我必须核实一下情况。《独立报》的女记者问他：你在监狱里面还能核实什么呀？克劳斯·哈斯说：咱们别回到老问题上去了！我有我的联络网，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线人。根据你的联络网，乌里韦堂兄弟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克劳斯·哈斯说：他俩失踪六个月了。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吗？克劳斯·哈斯说：对，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但有人说曾经在图森、凤凰城，甚至洛杉矶见过他们。记者问：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证实你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说道：设法弄到他俩父母的电话，一打听就行。

11月12日，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警察局的无线电频道里听说圣特莱莎又出现了一具女尸。虽然案子没有交给他办理，他还是去了现场——在菲利克斯·戈麦斯区，加勒比和百慕大两条街之间。死者名叫安海利卡·奥丘阿。封锁出事地点的警察们告诉他，更像算账，不像情杀。案发前，有两名警察看见一对男女在人行道上吵得面红耳赤，旁边是牛仔歌舞厅。考虑到这是典型的情人吵架，警察没有干涉。安海利卡·奥丘阿左太阳穴中了一枪，子弹从右耳穿出一个洞。第二枪打在她面颊上，从颈部右侧穿出。第三枪打在右膝盖上。第四枪打在左大腿上。第五枪也是最后一枪打在右大腿上。胡安·德迪约斯想：开枪的顺序可能从第五枪开始，到第一枪结束，致命的一枪。枪响时，那两个看见男女吵架的警察在什么地方啊？问及此事，两个警察说不清楚，只说听见了枪声后，转身返回加勒比大街。那个地方就剩下了地上躺着的安海利卡。好奇的人们纷纷从附近的街门向外探头探脑。出事的第二天，警方声称案子属于情杀；杀人嫌疑犯名叫鲁本·戈麦斯·阿兰西维亚，是有名的妓院老板，绰号“疯鹿”，不是说他长得像鹿，而是说他曾经疯狂“宰”过很多男人，就是说，像二三流妓院老板那样，暗中坑害男人，从中渔利。安海利卡·奥丘阿是他老婆，似乎“疯鹿”听说老婆要弃他而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坐在方向盘后面，车子停泊在黑暗的街角，心里想着这桩案子：可能杀人不是预谋的。起初，“疯鹿”打算恐吓或者警告老婆，所以开枪打了对方右腿；后来一看到安海利卡痛苦或者吃惊的表情，盛怒之下，恶意萌生，想给老婆来个对称，于是开枪打了左腿。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四个车门都是敞开的。胡安·德迪约斯趴在方向盘上，欲哭无泪。警方试图抓住“疯鹿”，无果。他失踪了。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我十八岁开始有情人。整个墨西哥都知道关于我的性爱传说。可传说终归是传说，在墨西哥尤其不真实。我第一次跟男人上床是出于好奇。可能你听说过。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因为爱情、钦佩或者害怕。我本来可以出于怜悯跟男人睡觉，因为我第一次性交的小伙子让我感到可怜。可是说心里话，我跟他做爱纯粹出于好奇。两个月后，我把他给甩了，找了一个傻瓜，他以为自己要去搞革命了。墨西哥盛产这种傻瓜。他们是些特别愚蠢的小伙子，狂妄之极，一遇到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这样的女人，他们就神魂颠倒，立刻跟她性交，好像占有我这样的女人等于十月革命里占领了冬宫。那可是冬宫啊！可是他们连俄罗斯夏季别墅的草坪都不会修剪！很快，我把他也给甩了。如今他是有些声望的记者了，每当喝醉酒的时候，就说他是我一生的初恋。后来，那些接踵而至的情人，或者是我喜欢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或者因为我喜新厌旧要换花样，而他们或者机智诙谐，或者活泼好玩，或者特别稀奇古怪，只能让我发笑。您一定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左派队伍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甚至访问过古巴。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我丈夫也是左派，是革命制度党成员。我开始进入报界工作。每到礼拜天，我就回家，我是说回老家，家族的人们在那里逐渐衰老，我转转走廊、花园，看看老照片，读读陌生祖先的日记——更像是弥撒书，安安静静地坐一坐，坐在院子里的石井边，胡思乱想，连连抽烟，不读书，不认真思考，有时甚至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说真话，我感到厌烦。我想干事，可是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才好。几个月后，我就离婚了。这场婚事不到两年。当然，我家族的人们都劝我别离婚；他们说，要是我离婚，就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他们百分之百地有道理啊；他们还说，我是艾斯基维尔家族里第一个破坏婚姻圣事的人。有位九十岁高龄的伯伯是神父，名叫堂·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要跟我谈话，要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让他们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我那指挥别人、驾驭别人、领导别人的怪才突然而至，我把他们每个人一一摆平了。一句话，在这个家族的大墙里面，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今后一直如此，到我死为止。我对大家说：假虔诚、假正经、两面三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说，今后我绝对不允许这个家里有二尾子。我说，艾斯基维尔家族的金钱和产业年复一年在减少，按照这个样子，我的子子孙孙就会饿死的。我说，我说话的时候，不想听到不和谐音。我说，谁要是不同意我的话，请走开！大门是敞开的，墨西哥的大门更宽大。我说，从今天这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开始（因为城里什么地方的确在电闪雷鸣，从窗户外面可以见到闪光）开始，不再给教会捐钱施舍；我说，老天爷说是保证我们的未来，可是一百多年来，上帝却在让我们流血啊。我说：我不再结婚了。我提醒他们，今后他们还会听到关于我更加可怕的传言。我说，你们在垂死挣扎，可我不愿意你们离开世界。他们一个个脸色发白，人人目瞪口呆，可是没人心肌梗死。从骨子里说，我们艾斯基维尔家族的人都很坚强。没过几天，好像就是昨天吧，我又见到了凯利。

那一天，凯瑟勒到了星星山，沿着星星区和伊达尔戈区散步，在通向蓝村的公路附近转悠，看见了空空荡荡的棚户区像鞋盒子一样，结实但无趣、无用，竖立在通向蓝村公路的条条小路旁边；随后，他想看看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区，它对面就是砖坯镇——已经是美国领土了；他想看看墨西哥区的酒吧、餐厅和旅馆，看看那条整天屈从于卡车隆隆声和小汽车的主要大道，它们都是准备过境的；随后，他吩咐一行人员下行到塞布尔维达将军大街和通向卡纳内阿的公路，从那里岔入好景区，警察从来不敢冒险进入那里。开车的警察如是说。另外一个警察沉重地点点头，好像好景区、基诺区和雷梅迪奥斯区警察不到位一事，是他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警察沉重负担的耻辱；为什么是沉重负担呢？他们回答说：有人逍遥法外让他们感到沉重。凯瑟勒想：什么人逍遥法外呢？一定是控制这个偏僻地区毒品买卖的团伙，因为凯瑟勒一开始就从车窗看到了外面破破烂烂的样子，很难想像这里的住户会买毒品，虽然吸毒容易，但是掏腰包买那玩意儿却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事在美国的黑人区和拉丁区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与这破败混乱的景象比较，黑人区和拉丁区还像是居民区嘛。但是，这两个检察员连连点头，摇晃着年轻、结实的颚骨：是的，是的，这里有很多可卡因和可卡因的垃圾。凯瑟勒再次看看那破破烂烂的景象，或者说那持续不断的破烂变化，如同拼图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拆和装。他吩咐司机驶向“辣椒”垃圾堆，圣特莱莎最大的地下垃圾堆，比市政垃圾堆还大，倾倒垃圾的卡车不仅有加工厂的，还有市府清洁队的，还有转包合同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服务部门不管的土地拍卖区的卡车。这时，凯瑟勒的轿车已经离开了土路，好像在倒车，返回了好景区和公路；但是，车子一转弯，驶入一条路面较宽的街道，但同样荒凉，里面的灌木甚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凯瑟勒心里想：这个地方好像落下过原子弹，除去受到伤害的人们，无人知晓。但是，受害的人之所以无法开口，是因为疯了，或者死了；哪怕他们能走路，哪怕他们能看见我们，哪怕是从一部西方电影里直接出来的眼睛与凝视，是印第安人或者坏人的眼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疯子的眼睛，是生活在另一维度的人们的眼神；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不会黏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穿透皮肤。凯瑟勒一面想着，一面要动手落下车窗。有个检察员说：别、别落下来！为什么？因为臭，有死人的气味。十分钟后，他们到达了“辣椒”垃圾堆。

一位记者问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女律师低头想想，抬头看看提问的记者和克劳斯·哈斯。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好像呼吸困难，随时肺会炸开似的，但她的样子与呼吸困难的常人不同，不脸红，而是脸色煞白。她说：这都是克劳斯·哈斯先生的主意，不一定需要我的认可。接着，她说起克劳斯·哈斯先生无依无靠的状态、一再拖延的开庭审判、丢失的证据、逼迫出来的证人、她的被辩护人所处的状态。她悄悄说，换了任何别人都会精神失常。《独立报》女记者既嘲讽又满怀兴趣地望望女律师。她问：您和克劳斯·哈斯感情很好，对吗？女记者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已经习惯与说话直截了当，甚至粗鲁的人打交道了。女律师四十多岁，神情有些疲惫，一副连续数日未眠的样子。她说：无可奉告。不合时宜。

11月16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巴尔托罗梅区的固赛加工厂后面的空地上。据初步调查，受害人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尸体全裸，衣服被藏在五米之外的草丛里。但没发现全部服装，只是一件黑色紧身裤和一条红裤衩。两天后，她父母来认尸，说她叫罗萨里奥·马尔基娜，十九岁，11月12日失踪，那天她去卡兰萨大街蒙塔纳舞厅跳舞，距离她的住处韦拉克鲁斯区不远。巧合的是无论她还是她父母都在固赛加工厂干活。据法医说，死前，受害人被多次强奸。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又露面了。我俩见面的第一夜，互相说说自己的生活，一直聊到天亮。关于她的生活，简言之，就是一场灾难。她在纽约想当话剧演员，在洛杉矶想当电影演员，在巴黎想当模特，在伦敦想当摄影师，在西班牙想当翻译家。她想研究当代舞蹈，但第一年就放弃了。想当画家，第一次展览作品，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辈子最严重的错误。她一直没结婚，没子女，没家庭（母亲久病后刚刚去世），没有远大计划。回墨西哥恰逢其时。她在首都不费吹之力就找到了工作。她有朋友，她有我啊！您半点都别怀疑，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用不着去求别人（至少我认识的熟人里），因为她很快就开始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圈子里工作了。就是说，她筹备画展，忙着设计和印刷作品目录，跟艺术家们睡觉，与买主谈话，一切由那时的首都艺术品商人中的四大家掏钱，他们是画廊、画家背后的灵魂和操纵买卖的后台。此前，我已经脱离了左派队伍。您别介意啊。我越来越靠近革命制度党的某些派别。有一次，我前夫对我说：如果你还写你目前写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要靠边站了，甚至更糟。我不停地在想：“更糟”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做文章。结果是不仅没让我靠边站，反而不断收到这样的信号，高层人士对我越来越感兴趣。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都年轻啊，没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独立，谁也不依靠，也不缺钱花。也正是那几年，凯利决定她应该叫凯利。可我继续叫她露丝·玛丽娅。但是别的人都叫她凯利，直到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阿苏塞纳，我不喜欢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不好听。我喜欢凯利，人人都叫我凯利，今后你也叫我凯利吧！我说：没问题。既然你愿意我叫你凯利，我就叫你凯利。从那以后，我开始叫她凯利了。起初，我觉得可笑。这纯粹是美国式的附庸风雅。但后来我意识到凯利这个名字对她合适。可能因为凯利有点格蕾丝·凯利［31］的风韵。或者可能凯利这名字只有两个字，而露丝·玛丽娅太长了。或者因为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容易联想到宗教内容，而凯利不产生任何联想，或者联想到一张照片。家里什么地方应该有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签名的信件。我想甚至连她的支票上都签下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的字样。有人认为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我不信。但假如这说法是真的，凯利选中这个名字的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迈进了噩梦，迈进了无形世界。您相信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吗？塞尔希奥说：不信。最好别信。女众议员叹息一声，并不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呢？塞尔希奥望着女主人的墨镜，说道：我的名字很普通。有一阵工夫，女众议员双手按住脑袋，好像头疼。他说：讲一件事可以吗？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普普通通的，都是通俗的。无论叫凯利还是露丝·玛丽娅本质上是一样的。名字总会消失。大人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令人恐惧。

“辣椒”垃圾堆给凯瑟勒的印象并不像他走过的街道留下的印象深刻。他一直坐在车里，后面有另外一辆轿车护送，一路颠簸。基诺区、好景区、雷梅迪奥斯区以及城西南的珍宝区、花卉区、布拉达区、白杨树区、城西的牛背山区，都靠近工业保税区，如同双重脊椎骨，鲁文·达里奥和卡兰萨大街，接下来是圣巴尔托罗梅区、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新城区，还有西北边的小玫瑰区。凯瑟勒对报界说：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说，是让我这样的大男人感到恐怖啊。在座的记者没有一个住过上述街区，但人人点头称是。警察们则相反，一个个偷着乐。他们觉得凯瑟勒的口气太天真了。美国佬的口气嘛。当然啦，他是个好人，因为坏美国佬的口气不一样，说话方式不同。凯瑟勒说：到了夜间，那些地方对妇女可太危险了。夜间出行也很冒失。上述大部分街区，除去交通要道，都照明很差，或者完全没有照明设备。凯瑟勒对市政委员会主席说：有些地段，警察根本不去。主席在座位上摇来晃去，好像毒蛇咬了屁股，摆出一副苦相，无限悲伤，充满了可以理解的神情。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几位检察员纷纷开口道：这个问题或许、可能、大概是临时性质的，有可能仅仅是市局的问题；市警察局是由佩德罗·内格雷特主管的，他是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孪生兄弟。凯瑟勒问佩德罗·内格雷特是谁，以前是不是给他介绍过。两个年轻力壮、始终护卫凯瑟勒左右的、英语不错的警察告诉他：说实话，没见过佩德罗·内格雷特在凯瑟勒身边待过。凯瑟勒请二位说说佩德罗的样子，因为说不定第一天在机场见过。警察给他描绘了一下佩德罗的形象，但不大情愿，好像一提起佩德罗·内格雷特，就后悔了。画像什么的也没说清楚。凯瑟勒不吭声了。变成了闷葫芦。年轻力壮的警察说：佩德罗·内格雷特是个真正的硬汉子。是检察警署的老人。凯瑟勒想：一定跟他那个大学校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但是，检察员们笑了，邀请凯瑟勒再来一杯龙舌兰。他们说：不是的，您别这么想。堂·佩德罗和堂·巴勃罗毫无相像之处，一点影子都没有。校长又瘦又高，可以说一身干巴骨头，而堂·佩德罗又矮又胖，一身肥肉，因为他喜欢美味佳肴，无论北方菜还是美式汉堡包，都不厌烦。于是，凯瑟勒思量：是否应该找这个警察局长谈谈啊？是否应该前去拜访他啊？但又想：自己毕竟是客人，他一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难道不应该来看看吗？于是，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佩德罗·内格雷特，老检察员，市警察局局长，受尊敬的人，没来看我。随后，忙别的事情去了。他一一研究妇女被害的案情。喝了几杯龙舌兰，嘿，真他妈不赖。开始着手准备大学的讲座材料。一天下午，他像前一天那样，从后门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前往手工艺品市场，有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市场”，有人称之为“北方市场”，给老婆购买纪念品。跟第一次一样，他竟然没有察觉，有辆没车牌的警车全程跟在他身后。

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圣特莱莎监狱之后，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趴在桌子上，低声啜泣起来，那谨慎的样子与白人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印第安妇女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哭泣的。某些印欧混血女人也如是。但白人妇女不这样，何况又是念过大学的白人女子呢。她一觉得克劳斯·哈斯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是抚爱，而是友好，或者也许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因为在场时，她连忙擦干已经流到桌面上的眼泪，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被辩护人、未婚夫、好友的面庞，那是一张既僵硬又松弛的脸（怎么可能僵硬的同时还松弛呢？）；他正在以科学的严谨性注视着她，但不是从牢房的角度，而是从外星球硫黄气弥漫的空中。

11月25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三十二岁，地点在鲁文·达里奥区苏克雷大街她自己的住处。两天前，即11月23日，妇女示威游行的队伍走遍了圣特莱莎的街道，具体说，是从大学走到市府大楼，抗议杀害妇女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次游行是由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此外还有民主革命党和几个大学生组织。据政府当局说，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人。据发起者说，人数超过六万。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也在其中。两天后，她被刺杀身亡，死在自己家中。其中一刀穿透颈部，引起大出血，因而致命。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独自生活。不久前刚刚离婚。无子女。据邻居们说，那个星期，她跟丈夫吵架闹翻。等警察赶到她丈夫居住的公寓时，后者早已出逃。案子由刚刚从埃莫西约来到的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办理。他调查一周后，得出如下结论：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男朋友，一个名叫奥古斯都，或者迪都·埃斯科瓦尔的人。死者一个月前曾经与此人见过面。这个埃斯科瓦尔住在好景区，无正当职业。派人去找，他已经不在了。也像死者前夫一样，已经潜逃在外。警察在埃斯科瓦尔家中遇到三个男人。经过询问，三人承认一天夜里看见埃斯科瓦尔身穿带血迹的衣服回家。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坦率地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三个浑身发臭的人。他说：三人散发着大粪气味，好像披了一张臭皮。三人是“辣椒”地下垃圾堆上的拾荒者。他们的住处，不仅没有淋浴设备，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检察员路易斯纳闷：这个埃斯科瓦尔怎么能当上玛丽娅·艾蕾娜的情人呢？传讯结束后，检察员把拘留的三人拉到院子里，用水龙头抽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三人脱光衣服，扔给每人一块肥皂，用十五分钟冲洗三人。后来，他一面呕吐，一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