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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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波尔迪一张单子，上面有二十家出版社的名字；这数字刚好是他用来誊清稿件的天数，毫无疑问这是个好兆头。可问题是他只有原件和复印件，因此只能挑选两家出版社。当天夜里，他站在酒吧门外，时不时地拿出那张单子来研究。这些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出众，充满了许诺和梦想。可是，他决定小心行事，别让热情冲昏头脑。他把原件亲自送到了科隆一家出版社。好处是如果被退稿，阿琴波尔迪可以立刻取回来并马上送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去。那份复印件他寄到汉堡一家1933年前一直出版左翼人士作品的出版社；此后纳粹政府不仅查封了出版社，而且打算把社长雅各布·布比斯先生送进俘虏营去，要不是社长提前踏上了逃亡之路，就已经当了俘虏了。

寄出稿件一个月后，科隆那家出版社回话说，他的长篇小说《鲁迪斯科》虽然有不可否认的优点，遗憾的是不能列入出书计划；不过，下一部小说请送来看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告诉英格博格。当天，他就去拿稿件了。此事费了几个小时，因为出版社里没人知道稿件放在哪里了。而阿琴波尔迪表示没有稿件绝对不会离开。次日，他亲自把稿件送到科隆另外一家出版社。差不多过了一个半月后，这第二家出版社跟第一家说的话如出一辙，也许就是形容词多了几个，也许就是下次能有好运。

科隆还剩下一家出版社，这家时不时地也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诗集或者历史书；但是，厚厚的出版目录里却是大量的实用手册，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管理花园又告诉人们怎样实施正确的急救或者怎样对废墟的瓦砾废物利用的图书。这一家名叫顾问出版社。与前两家出版社不同的是，亲自接收稿件的是社长。阿琴波尔迪亲眼看到社里并不因为缺少编辑，至少有五人在编辑部工作，而是因为社长喜欢见见愿意在他社里出书的作家有着怎样的面孔。据阿琴波尔迪回忆，二人的谈话内容十分怪异。社长的样子像土匪。年轻，比阿琴波尔迪稍大一点，身穿一套高级西装，但是很紧，好像一夜之间他胖了十公斤。

大战期间，社长在伞兵部队服役；虽然他连忙解释，从来没跳过伞，尽管他不乏跳伞的愿望。在他的参军史里，参加过几次战斗，活动地点不多，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诺曼底。他声称经受过一次美国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他说知道一套忍受这种轰炸的秘诀。由于阿琴波尔迪长期在东线作战，对何为“地毯式轰炸”没有概念，便问了一句。社长名叫米夏埃尔·比特纳，但是他愿意朋友们叫他米老鼠；他解释说，地毯式轰炸就是一大群特大型轰炸机把炸弹丢在前线的特定地块、事先划定的区域上，轰炸后让它寸草不留。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阿琴波尔迪先生。”他直勾勾地盯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

“米老鼠，您说得很清楚。”阿琴波尔迪说道。觉得这家伙不仅让人感到讨厌而且荒唐，像滑稽演员那样荒唐可笑；这些可怜虫坚信自己参与了历史的决定性时刻。阿琴波尔迪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婊子，没有什么决定性时刻，而只有分分秒秒的可怕流逝。

但米老鼠这个可怜虫——穿着高档但紧身的西装——是想说明地毯式轰炸在士兵里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发明出来对付的办法。就是噪声。首先是噪声。士兵在战壕里或者不坚固的阵地上，忽然间听见了噪声。飞机的轰鸣声。但不是歼击机或者强击轰炸机，是快速的噪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低空飞行的噪音，而是来自高空低沉的隆隆声——不祥的声音，仿佛暴风雨近了，乌云翻滚；但问题是没有乌云和雷雨。士兵当然要抬头看天。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炮手仰头望天。什么也没有。机枪手、迫击炮手、侦察兵都抬头看天。什么也没有。装甲车或者突击炮的驾驶员也抬头看天。也什么都没看见。但是，驾驶员出于谨慎，把装甲车驶离公路，停在大树下了，或者给车子蒙上伪装布。恰恰就在此刻，第一批飞机出现了。

士兵们望着飞机。数量很多。但是，他们以为这是飞到后方什么城市上空去轰炸的。去炸城市、桥梁、铁路线。飞机太多了，天空变得黑暗了；但是，它们轰炸的目标肯定是某个德国工业区。让大家吃惊的是飞机丢下了炸弹，炸弹落到了一个划定的区域里。第一波之后，第二波又来了。噪音变得震耳欲聋。炸弹落地，炸出许多弹坑来。小树林着火了。小树林、诺曼底的主阵地开始消失。全部栅栏都飞了。花坛毁了。很多士兵立刻成了聋子。少数人忍受不住，撒腿就跑。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波扔炸弹的飞机来到了划定区域的上空。噪音，看上去不可能啊，变得越发强烈了。还是称之为噪音为好。本来是可以称之为：轰鸣、噪音、轰响、喧嚣、尖叫、众神咆哮；但这噪音简单明了，可以涵盖一切噪声。机枪手死了。另外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他尸体上。他的骨头和碎肉四处飞散，三十秒后又一批炸弹将把这里扫荡一空。那位迫击炮手在空气里蒸发了。那位装甲车驾驶员开动车辆，打算找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结果途中挨了一颗炸弹；接着，又有两颗炸弹把装甲车和驾驶员变成了一堆废铁躺在布满了烂铁和岩浆的路中央。接着是第四波、第五波。到处都在燃烧。这里不像是诺曼底，而是火海。等对这个划定区域的轰炸结束时，这里听不见半点鸟声。其实，就是在左邻右舍的区域里，虽然没落下一颗炸弹，也没了鸟叫声。

这时敌军出现了。在敌人眼里，深入到一块到处是弹坑、充满硝烟的铅灰色地方，是一种不乏恐怖意味的体验。从被炸弹翻动的土地上，时不时地有个德国士兵露出疯子样的眼睛。有人又哭又笑。有的是伞兵，有的是德国老兵，有的是党卫军步兵营的，纷纷开火，企图重建防线，迟滞敌军的前进。少数几个士兵，最倔强的家伙，露出明显喝了酒的样子。在这些人里，肯定有伞兵米夏埃尔·比特纳，因为他忍耐任何一种轰炸的办法就是酗酒：喝杜松子酒，喝白兰地，喝干邑，喝格拉巴，喝威士忌，喝随便哪种高度酒精的饮料；要是没有烈酒，甜酒也行，就用这种办法逃避噪音，或者让噪音与心跳和脑回掺和在一起。这就是他忍受轰炸的高招啊。

后来，米夏埃尔·比特纳社长希望了解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处女作，还是身后已经有文学作品了。阿琴波尔迪告诉社长，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概述了一下故事情节。比特纳说：我看有希望。马上又补充说：可是今年出不了。又说：更别说提前出版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明：我们可以给你售价的百分之五，这交易比较公平。接着，坦率地说：如今读书的人不比从前，眼下人们有更实际的事情要考虑。这时，阿琴波尔迪确信这家伙是在没话找话了，也许所有的臭伞兵，施图登特将军的狗崽子都会没话找话，只要听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证明还没有把他们都杀光。

有几天的工夫，阿琴波尔迪在想德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他根本不相信比特纳——肯定不懂文学——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他情绪紧张，没有食欲。几乎没有看书，稍稍一看书就心乱，甚至一开篇就想合上书，因为他浑身发抖，急切地要出门，要走路。他也做爱，就是性交的时候往往会在半路上开小差，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那里白茫茫一片，让他回想起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

一有这种情况，英格博格就问他：“你的心在哪儿啊？”

甚至连他心爱女人的声音，他都觉得来自远方。两个月过去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阿琴波尔迪都没有收到。他去了出版社，要求面见社长米夏埃尔·比特纳。女秘书告诉他，比特纳先生如今从事紧俏用品的进出口生意，很少能在社里找到他，当然了，出版社还是他的，尽管不来上班。阿琴波尔迪坚持非见社长不可，终于拿到了比特纳位于科隆郊区的新办公室地址。地点在19世纪老工厂区，新办公室设在一座堆满包装箱仓库的上方，可是比特纳先生也不在那儿。

办公室里有三个老伞兵和一个头发染成银色的女秘书。伞兵告诉他，米夏埃尔·比特纳此时此刻正在敲定一笔香蕉生意。接着，大家都笑了。阿琴波尔迪迟疑片刻方才明白他们在笑香蕉，与他无关。后来，伞兵们说起电影来，他们都是影迷，女秘书也是。他们问阿琴波尔迪在哪条战线待过，在什么部队服役。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直在东线，始终在东线，在马拉步兵团，虽说后来几年里，根本没见过骡马。伞兵们则相反，他们始终在西线，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岛；他们有那种西线老兵四海为家的神气，一种玩轮盘赌、彻夜不眠、品尝美酒、出入妓院直呼妓女姓名的神气，一种与东线老兵截然相反的神气；东线的老兵一个个像行尸走肉，像机器人，像坟地的居民；阿琴波尔迪想，东线老兵是没眼睛、没嘴巴的大兵，但是有鸡巴，因为鸡巴、性欲是男人最后失去的东西，本来最早会失去，可是没有，男人一直性交，性交，或者手淫，反正一样，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像那个被成堆的尸体压住的士兵一样，他在白雪和尸体下面，用自己的工兵铲挖了一个洞，为了消磨时光，他把手放在鸡巴上，胆子越来越大，因为开头的惊吓一过去，就只剩下了对死亡和寂寞乏味的担心了；为了解闷，他开始手淫，起初有点胆怯，好像是在引诱一个花园里的姑娘或者一位牧羊女；接着，越来越坚决，直到获得了完全的快感为止。就这样，他在洞里待了十五天，周围全是尸体和白雪，一面吃口粮一面纵欲，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体弱；恰恰相反，似乎有所反馈，好像这个大兵吸食了自己的精液，或者好像疯了之后，已经找到了通向再次清醒的出路，直到德军反攻找到他为止。阿琴波尔迪想，这里有个奇怪的情况，因为有个士兵（就是他把那手淫的家伙从洞里解放出来的）说道，那家伙浑身散发着一股怪味，不是脏、臭、臊味，也不是腐烂、潮虫的气味；嘿，那家伙有香味、浓香味，好闻，像廉价香水、匈牙利或者吉普赛香水，带点酸奶的气味，或许是香草根的气味，但主要成分不是酸奶味或者香草根味，而是另外一种气味，让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挖掘尸体，然后送往后方或者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埋葬）都感到惊讶，一种像摩西分开红海海水那样的气味，让那勉强可以站立的家伙能够通过。但他又能去哪里呢？大概是国内的疯人院吧（这谁都知道）。

这几个伞兵（不是坏人）邀请阿琴波尔迪参加当天晚上要做的一笔生意。阿琴波尔迪问他们那笔生意几点钟结束，因为他可不想耽误酒吧的工作。伞兵们保证夜里十一点肯定可以结束一切了。于是，他们约定晚上八点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集合。女秘书跟他告别前冲他挤挤眼睛。

那家酒吧名叫“黄莺”。首先引起阿琴波尔迪注意的是，伞兵们一出现，个个都身穿黑皮夹克，样式跟他的一模一样。所谓的生意就是从一节车厢里卸下美军使用的一批手提酒精炉。车厢旁边，在一条支线上，他们找到了一个美国人。此人开口就要钱。数完钞票后，他提醒伞兵（口气像对弱智儿童重复禁止的动作），只能搬走这一节车厢的东西，只能搬走有PK标志的箱子，别的别动。

美国人说的是英语。有个伞兵用英语回答道：放心吧！接着，那美国人就消失在黑处了。另外一个伞兵开来一辆货运小卡车，熄灭了车灯。打开了车厢的门锁后，他们开始干活。一小时后，一切结束。两个伞兵坐进了驾驶室。阿琴波尔迪和另外一个伞兵坐到了后面箱子留下的狭小空间里。小卡车行驶在僻静的街道上，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灯，最后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在郊外的办公室。女秘书在等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咖啡和威士忌。货物一卸完，大家上了办公室，说起了乌戴特将军。伞兵们一面把威士忌斟在咖啡里，一面回忆历史，这样男子汉的回忆夹杂着苦笑，仿佛在说：瞧，千难万险我都闯过来啦！谁也别想骗我！我了解人性，了解种种意志力的不断冲突，我对历史的回忆是用火一样的文字写出来的，这是我惟一的资本。于是，他们就回忆起乌戴特将军这个人物来；乌戴特将军是空军里的一把好手，就是因为戈林［55］的诽谤而自尽了。

阿琴波尔迪不大清楚乌戴特是何许人也，也不打听。这个名字跟其他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有两个伞兵见过一次乌戴特，这二人说起乌戴特来都是溢美之词。

一个说：“乌戴特将军是德国空军里最棒的人之一。”

第三个伞兵听着他俩的说法，摇摇头，不相信战友的话，但是也不打算反驳。阿琴波尔迪惊恐地听着，因为如果有什么还能相信的话，那就是“二战”期间可以自杀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显然不是戈林那样卑鄙小人的诬蔑所致。

他问：“这么说乌戴特的死因是戈林沙龙的阴谋了？这么说乌戴特之死不是因为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不是因为前线上的血腥杀戮、不是因为放火屠城，而是仅仅为了戈林说的一句：乌戴特是无能之辈吗？”

三位伞兵望着他，好像第一次见面，但也没露出太吃惊的神色。

“说不定戈林是对的。”阿琴波尔迪说道。他自己倒上了一点威士忌。女秘书过来给他再加咖啡的时候，他用手捂住了杯子。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真的是无能之辈呢。是个草包。”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是个二尾子，跟一切让希特勒鸡奸的德国人一样。”

一个伞兵问他：“难道你是奥地利人？”

阿琴波尔迪说：“不是。我是德国人，也同样被希特勒鸡奸。”

有一阵工夫，三个伞兵不说话了，仿佛在琢磨要不要杀掉阿琴波尔迪，要不要把阿琴波尔迪乱棍打死。阿琴波尔迪镇定自若的神态（不时地冲三人射出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意味深长，就是没有恐惧）让三人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有个伞兵对女秘书说：“给他钱吧！”

女秘书起身去打开一个铁柜子，里面有个小保险柜。放到阿琴波尔迪手中的钱相当于他在那家酒吧半个月的工资。阿琴波尔迪把钞票藏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伞兵们紧张地望着他，以为他里面藏着手枪或者刀），接着去寻找威士忌的瓶子，没有找到。他问：瓶子呢？女秘书回答道：我收起来了。小东西，你喝得太多啦。阿琴波尔迪喜欢这个“小东西”的叫法，但是，仍然要求再来点威士忌。

“再喝一口，就走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伞兵说道。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女秘书给他又倒了一点威士忌。阿琴波尔迪慢慢喝着，品尝着酒的滋味，估计也是走私货。随后，他起身开路。两个伞兵送他到大门外。外面黑乎乎的，虽然他很清楚该走哪条路，可仍然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这个小区道路里的弹坑和裂缝。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再次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的出版社。还是上次那个女秘书（立刻认出了他）告诉他，稿件已经找到了。比特纳先生就在办公室。女秘书问他：要不要见社长？

阿琴波尔迪问：“他想见我吗？”

女秘书答道：“我估计愿意。”

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比特纳现在想出版他的小说了。或许，他想见我是要给我一份进出口的工作。但是，他想，如果见到他，很可能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他说不见了。

女秘书说：“那就祝你好运吧！”

阿琴波尔迪说：“谢谢。”

他把拿回来的稿件又寄给了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交给邮局后，他回到家中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几乎一个字没写过。做爱之后，他跟英格博格说了这层意思。

她说：“真浪费时间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在酒吧门口工作的同时，心里把玩着这样一个想法：一段时间里有两种活动速度，一种很慢，人和物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另外一种很快，万物（包括没生命的物体）快速活动，闪闪发光。前者叫天堂，后者叫地狱。阿琴波尔迪惟一的愿望就是既不去天堂，又不下地狱。

一天上午，阿琴波尔迪收到了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信末的署名是布比斯先生——大出版家；信中说了一些关于《鲁迪斯科》的恭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溢美之词，说他有兴趣出版《鲁迪斯科》，如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先生还没有固定的出版人（万一有了，将是莫大遗憾），因为《鲁迪斯科》有很多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新意；总之，是一本，他，布比斯先生已经非常有兴致地阅读了的作品；根据他的印象，他可以拿出来一点预付稿酬（尽管德国的出版业预付稿酬无论拿出多少来，也不过如此、如此），他知道这点钱少得可怜，要是在十五年前绝对不会开口的；但是，他向阿琴波尔迪保证一定认真出版，广泛发行，他准备送到每一家书店去销售，不仅在德国，而且要发行到奥地利和瑞士，那里的民主书店老板都记得和尊敬布比斯这个牌子，因为他是独立出版人，是办事严格的出版人。

信末，布比斯先生有礼貌地道别，恳求他在方便的时候来汉堡到出版社做客；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出版社宣传单，印刷的纸张虽然廉价，但字体漂亮，预告将有两部“大作”投放市场，一部是德布林的早期作品，另外一部是海因里希·曼的散文集。

阿琴波尔迪把信件拿给英格博格看的时候，她很惊讶，因为不知道这个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当然是我了。”

她问：“你干吗要改名换姓啊？”

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