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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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一、这场运动是由这些地下党员中的某几个人具体策动、组织、指挥的，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在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二、策动、组织、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一开始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之命行事的，而是按照王明们发布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做出在北平发动学生运动、逼蒋抗日的决定的。

“一二·九”运动产生的影响之大，应该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计。它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与它喊出的口号有很大的关系。运动中喊出的口号，当然是策动、组织和指挥者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外敌步步进逼、人人都感到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这样的口号当然十分得人心。我觉得，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善于观察、引导和利用民众情绪的毛泽东，善于发挥口号威力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继续将“反蒋”与“抗日”并举，非但有违共产国际大会精神，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是不能打开局面的，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只有“联蒋抗日”才可能使自身生存、发展和壮大。这直接促使了毛泽东战略的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终于喊出了那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3＇与之拼杀了近十年，又承认对方是“兄弟”了，对于成了“亡国之君”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容易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强调将日蒋并称是错误的，决定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代之以“逼蒋抗日”。＇4＇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救亡热潮，在上海的反应尤其强烈。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中共地下党员）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大中学生也走出校园，游行、示威、请愿。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成立，号召“把枪口向外瞄”。紧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等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都宣告成立。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也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沈钧儒、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又从执行委员中推选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虽然有民众自发的性质，但成立伊始，就与中共地下党的介入分不开。在上海的地下党与在中国的中央恢复联系前，他们是遵照《救国报》上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发动民众“逼蒋抗日”的。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5＇中回忆说：“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读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的内容，受到很大启发。大约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开始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客观形势变化推动了文委工作转变的完成。文委努力联系一批社会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分别组织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同难教育社以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6＇一文中则回忆说：“失掉党中央的领导，真是痛苦。党的方针、政策是什么？不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也不清楚，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反面消息，从中猜测。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个报告，提出要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从巴黎寄来的《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上看到了报告的内容。……那时，我们就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考虑工作路线和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当时，民族危机愈来愈深重，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广大群众和上层进步人士都有组织抗日团体的要求。……‘八大联’（引按：即‘文委’领导下的八个联盟，如‘左联’、‘社联’等）的成员就深入到各界群众中去推动组织抗日救国会。”可见，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风起云涌地成立，本身就是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积极策动的结果。

以上还是地下党与陕北的中央恢复联系前的情况。在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地下党对“救国会”的引导和领导就更有力量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派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吴大琨在《党与救国会》＇7＇中回忆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以后，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更直接了。……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初，章乃器对我说：‘大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联、文联等，都已解散，原参加社联等组织的人员一律参加救国会，这是潘汉年对我说的。’所以我知道章乃器和潘汉年有工作关系。”徐雪寒在《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8＇中则说：“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

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所领导、操控的“救国会”，以纯民间、非党派的面目出现，在国共之间以“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姿态，发表各种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效用当然是巨大的。例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9＇中说：“大会认为：目下国内的各党各派，事实上谁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很轻易的消灭谁。‘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央当局曾有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表示；结果呢，历时四年有余，双方牺牲了数十万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战士和无量数的枪弹，到现在依然是存在着一个相持的僵局，而整个民族却已经陷于无以抵抗的苦境地！这种事实证明：国内各实力派的斗争，徒便于敌人的侵略；任何实力派想用全力去消灭其他的实力派，即使能成功，结果也要因为自身实力的消耗而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俘虏。”这番对时局的分析，不知不觉间把共产党算成了堪与国民党并列的“实力派”。进而对国民党晓以利害：即使国民党终于消灭了共产党，也终因实力的消耗而成为亡国奴。国民党之所以要消灭共产党，无非因为共产党威胁着国民党的“党国”，无非因为共产党要夺取国民党的江山。而既然消灭共产党必然使自身成为亡国奴，既然消灭共产党依旧“党国”不保，既然消灭共产党甚至江山还要沦入异族之手，那明智之举，就是与共产党携起手来，一同把日本人打跑。这样做的最坏结果，无非是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共享锦绣江山。在对国民党直陈利害之后，《宣言》呼吁：“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要求国共两党“立刻停止军事冲突”，还说得过去。其时国共两党军事力量虽然极为悬殊，但构成某种冲突的条件还是具备的。但要求国共两党“立刻释放政治犯”，明为不偏不倚，实则只说给国民党听。那个时候，国民党手里当然有共产党的“政治犯”，但共产党手里哪来国民党的“政治犯”可供“释放”？

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放在上海，本就是中共的决策。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说：“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由此可知，上海的“救国会”由潘汉年、冯雪峰等直接领导，而潘、冯则直接听命于刘少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本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上海成立的，那它的“成立宣言”不可能没有共产党人的介入，不可能不代表共产党一方的诉求。“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中对时局的观察，对利害的分析，对国民党的呼吁，共产党不能以自身的名义表达。如果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说出这些话，那效果肯定不太好，甚至会招致民众的反感。但由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这些社会名流、贤达以第三者的身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说出来，民众的感受就不同了。刘少奇、潘汉年、冯雪峰们，通过“救国会”，把共产党的声音，变成第三者的声音；把一党一派的要求，变成不偏不倚的要求。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政治宣言，洋洋近万言。文章在香港和上海的多家报刊同时发表，又印成单行本广为散发。关于这份宣言的产生，钱俊瑞在《救国会内的党组织情况》＇10＇一文中说道：“一九三六年七月，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四人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这个宣言是党内先起草的，由潘汉年从莫斯科带回后，请他们四人讨论修改后签名发表的。”胡愈之在《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11＇一文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对这份宣言的产生说得更详细：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共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从胡愈之文章看，这份宣言最初是由中共党内的胡愈之起草的。潘汉年认为有必要让既非国民党员也非共产党员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以中间派面目联名发表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一类的文件，于是命胡愈之起草。而潘汉年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救国会”此前的口号太左、态度过于激烈，以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接受。以较低的调子，发表一份新的宣言，有利于共产党目标的实现。当然，从初稿中“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这样的话语，我们可知真正的决策者也决不是潘汉年，而应该是刘少奇和中共中央。这表明，其时，中共中央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了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惜“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们发表一份宣言，也是想通过他们之口，亮出自己的底牌。

章乃器在《我与救国会》＇12＇一文中则有这样的说法：“潘汉年代表党在我们面前出现，就负着纠正‘全救’（引按：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文件左偏的使命。他提出了一个由沈老、韬奋、行知和我署名的文件的初稿，文件初稿最后经我们订正，叫做《我们对于团结御侮的最低要求》（引按：章记忆有误，应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初稿调子太低了，我们接受不了，经过多次修改才定稿。胡愈之参与了修改工作，执笔的是我。”章乃器嫌中共方面拿出的初稿“调子太低”，说明他不能充分体会共产党方面的苦心。正因为“救国会”此前调子太高，所以才要发表这样一个低调的宣言。对于其时的共产党来说，促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是最高目的，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都好商量。这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和“大丈夫能屈能伸”之意。要让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等于逼他从高坡走到平地。而要让蒋介石能从高坡走到平地，就要为他准备好下坡的台阶。如果总那么高调、总那么激烈，就是既要蒋介石下坡又不给他下坡的台阶。发表一份低调的宣言，就意在为蒋介石铺设台阶。章乃器不能体谅共产党方面的这番良苦用心，应该与他的性格多少有些关系。他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且至死未被“摘帽”，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这份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3＇的宣言分别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及红军、对“各党各派”，都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在对国民党提出“希望”时，写道：“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共产党。……是怕联共以后，国民党会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吗？那么，这在乎国民党自身。因为国民党要是真正能够联合各党各派，坚决抗日，那么共产党即使要利用国民党，也必然会被民众唾弃的。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够顾全大局，破除成见，这对于国民党是十分不利的。……”总之，对国民党的劝说，真可谓“苦口婆心”，且表现得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前途命运着想、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党国”考虑。

高调也好，低调也好，这份由共产党人策划而以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的姿态示人的宣言一发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立即热情回应。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了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体全体会员们”的公开信＇14＇。这信在那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当然不能公开发表，于是采取了“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救国报》此时已改名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再传入国民党统治区。既然那份毛泽东对之做出回应的东西，本也是共产党人策划的，那毛泽东的“自我回应”是什么样，也就毋庸多说。这里只举一例。为显示“不偏不倚”，这份宣言也对共产党方面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和告诫：“在某些地方，还有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的，任意杀戮人民。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如果是隶属共产党，共产党应该严厉处分他们；否则共产党应该赶快声明，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和共产党无关。”对此，毛泽东回应道：“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恳切的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这意在强调，那些地方的游击队之所以在“任意杀戮人民”，是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因为得不到中央的新指令，而他们之所以得不到中央的新指令，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堵造成的；二是对国民党围剿的报复。要让他们不再“任意杀戮人民”，只有国民党不再封锁、围堵和围剿。这也就意味着：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些地方的所作所为，责任应由国民党来负。

中共在上海的这种种举措，目的都在逼迫蒋介石政府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为着这个目的，工作主要在两个城市进行：西安与上海。在西安，积极对张学良们进行攻心战，终于使得张学良们对蒋以武力相逼。在上海，则是让沈钧儒、章乃器们出面，以文的方式，或以半文半武（游行、示威、罢工）的方式，对蒋介石形成一种每日每时的、一刻也不间断的压力。在西安，是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在上海，则是发动国统区的民众来“逼蒋”。选择西安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这理由不用解释。把“救国会”的中枢放在上海，选择上海发动各界人士“逼蒋”，也很容易理解。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重要，上海人口多、成份复杂，上海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发动民众的条件等等，都是上海被选择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上海与首都南京之间的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南京闹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来，南京这座城市不具备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条件，二来，地下党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展活动，难度也大得多。再说，要“逼”，距离太远固然可能事倍功半；但距离太近，也可能过犹不及。上海则正合适。

而西安与上海之间，又是互通声息的。张学良终于走到那一步，与沈钧儒、王造时们也多少有些关系。上海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本身就对张学良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压力。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效尤，有所表现。实际上，上海的“救国运动”不仅仅对蒋介石是一种“逼”，对张学良也是一种“逼”，即“逼”其以武力“逼蒋”。更何况沈钧儒们还曾对张学良面授机宜呢。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们也代表“救国会”到南京请愿。其间，沈钧儒等人曾到张学良下榻的饭店，对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这样的叙述：“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而其中之一，就是“友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15＇。在其他场合则回忆道：“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谰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16＇当绥远告急时，沈钧儒们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暴日又唆使伪蒙军进攻我绥远，且直接以飞机轰炸我城市，若蹈热河覆辙，全国坐视不救，则绥远一失，西北危矣！我公有亡省之痛，以恢复失地自誓，全国民众，一致拱仰。公适坐镇西北，对于绥远抗战，想必被发缨冠往救。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这是又一次在“逼”张学良火速采取“逼蒋”行动，而且言辞十分激烈。——二十多天后，“西安事变”终于爆发。

“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评说。而在评说这次事变的“意义”时，不应忘记沈钧儒、章乃器们所起的作用。

2007年3月16日

＇1＇蒋建农：《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2页。

＇2＇周天度：《救国会史略》，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05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1页。

＇5＇《“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7＇《“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8＇《“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9＇《“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