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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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6＇

“左联”“溃散”后，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们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胡风等认为“国防文学”过于模糊，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于周扬们来说，“口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一时间争论十分激烈。一些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者，甚至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左联”“溃散”后，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不计其数，周扬们也在文艺界策划了新的组织，但鲁迅拒绝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周扬们张罗新的组织，当然非常需要鲁迅的捧场。但周扬们百计拉拢，鲁迅却一律拒绝。据胡风回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的邓洁，还亲自约见鲁迅，试图说服鲁迅出马，但也未能成功。＇7＇不愿意介入新的组织，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恶极了。

凡此种种，其时也在上海滩上活动的托派，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鲁迅与文艺上的新路线的不合作，鲁迅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让托派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的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学说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8＇

五

王凡西指出是对国家主义的厌恶，使得鲁迅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中共新路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20年之后的看法。而陈其昌“拉拢”鲁迅，并非托派中央的决定，只是陈其昌个人的心血来潮。何况即使是王凡西，也没有看到鲁迅与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对中共新路线，是因为民族斗争压倒了阶级斗争，而鲁迅所担忧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托派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中共新路线的，而鲁迅是从“立人”的立场拒绝周扬们变戏法式的方针政策的。鲁迅所忧虑的，是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因为在鲁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启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启蒙才是最彻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业，只有中国这“沙聚之邦”终于“转成人国”，中国才能真正得救，否则，广大的民众只有两种境遇：要么沦为异族的奴隶，要么做自己人的奴隶。

出于对鲁迅的这种误解，托派陈其昌执笔给鲁迅写信。

陈其昌，河南洛阳人，本名陈清晨。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共，是王实味加入中共的介绍人。在北大期间，就对鲁迅十分崇拜。1928年加入托派组织并成为活跃分子。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杀害。1936年6月3日，陈其昌化名陈仲山致信鲁迅，在攻击了斯大林和中共之后，说：“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以为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陈其昌写此信，当然有“拉拢”之意，但此意并不明显。坦率地说，陈之所为，并非匪夷所思之事，实乃极其寻常之举。给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写信、寄书刊，表明自家的立场、宣传自家的观点，以求得理解、同情和支持，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很常见的。换句话说，鲁迅收到的是一封很普通的信，陈仲山不过是无数慕名而来者之一。对这封信，鲁迅最可能也最应该采取的方式，是置之不理。陈氏并没有将托派观点强加于鲁迅之意，鲁迅自身也并非政治人物，以公开信的方式义愤填膺地驳斥陈氏私人来信中的观点并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鲁迅的身份和一贯的性格殊不相合。退一步说，实在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做答，也只须一是一、二是二，表明自己与托派道不同不相与谋即可，吞吞吐吐、阴阳怪气地说出“日本人出钱”一类的话，亦殊非鲁迅作风。

对这封公开信的问世，冯雪峰在写于1951年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有这样的叙说：“鲁迅先生爱我们的党，是由于对于我党的认识，所以，他虽不是一个党员，他的党性却实在非常的强……而他就最厌恶那种听见别人造谣诬蔑自己的同志而也坦然处之，或甚至也跟着传播谣言的人。他的这种表示，我是亲眼见过多次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最无耻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写一封信给他，在信中对斯大林同志和我党中央大施攻击的时候，他对托派的愤怒和憎恶真可谓到了极点了。他那时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也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忙着伸手向枕头下面摸出那封信来，沉着脸递给我，愤恨地说：‘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你迎头给他们一棍罢！’他说：‘等我病好一点的时候，我来写一点。’可是，虽然决定要给以打击了，而愤怒仍不稍减，又沉着脸说了一句：‘可恶不可恶！’两天之后他仍旧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议一个办法，请他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写几句作公开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很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他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9＇这番对事情经过的回忆，其实颇有令人生疑之处。这姑且不论。冯雪峰在回忆此事前，先强调鲁迅厌恶“造谣”和“传播谣言”，这是确实的。然而，那封公开信中关于托派收受日本人金钱的话，却分明是在“造谣”和“传播谣言”。1951年的冯雪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大概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

六

陈其昌的信来到时，鲁迅正病倒在床，以致连日记亦废止。查鲁迅1936年6月日记，只记到6月5日，从6日至30日均空缺。6月30日这天，鲁迅大概勉强可以起坐了，遂在6月5日的日记后面，写了这番话：“从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这期间，鲁迅固然都在重病中，但也有较好一点和更差一些的时候。“颇虞奄忽”的那几日，是哪几日呢？《鲁迅全集》中收录的一封信，做了回答。1936年6月19日，鲁迅亲笔给邵文熔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弟从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10＇鲁迅6月6日开始中断日记，6月19日这天说“约十日前始脱险境”，那么，6月6日至6月9日这几天，正是“颇虞奄忽”的几日。陈其昌来信写于6月3日，应该在后一两日到达鲁迅手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于6月9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收到陈氏来信和写公开信作答的这几日，正是鲁迅病得最重、病得要死之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难以相信冯雪峰关于此事的说法了。冯雪峰说公开信是鲁迅“说个大意”，由其“笔录”。“大意”和“笔录”是相矛盾的。“笔录”者，将他人口头表述转化为文字，是完全忠实于口头表述的。如果他人只是说个“大意”，执笔者根据这“大意”写成文章，就不能称为“笔录”。

幸亏胡风没有瘐死狱中，幸亏胡风在出狱后还能有几年写作的时间。胡风出狱后关于鲁迅的一些文字，对澄清一些历史问题起了宝贵的作用。作为见证人，胡风写于1984年、发表于1993年的长文《鲁迅先生》，就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及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如何出笼，有这样的回忆：

重要的是发表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峰拟稿的。O。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党的领导人，我觉得掩护他是我应尽的责任。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谣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消解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简单地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并不是苏联这种做法使我意外，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而且是用着那样的腔调。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做出断语。……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他对鲁迅的不耐烦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样冷淡的口气表示了他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意外。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11＇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胡风写于1984年的回忆，都远比冯雪峰写于1951年的回忆更可信。当时的鲁迅，处于生与死的分界线上，不可能进行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不可能进行“口授”，也不可能说什么“大意”。《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有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完全出自冯雪峰之手，只是在写成后，在病危的鲁迅耳边念了一遍而已。可以想见，鲁迅不可能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楚明白，充其量听个“大意”而已。

胡风不能理解冯雪峰为何一再以此类实属不急之务的理论问题来严重打扰病危的鲁迅，还是因为他对政治的不敏感。冯雪峰是政治人物，是“党的领导人”，他的接近鲁迅，与胡风的走近鲁迅，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原因。胡风是被鲁迅的思想精神吸引过去的，而冯雪则是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而被党派遣过去的。接近鲁迅，让鲁迅为党的政治服务，是党交给冯雪峰的任务。当收到陈其昌的信时，鲁迅也许真的很生气，但冯雪峰肯定很高兴。因为这等于给了冯雪峰一个公开表明自己并非托派的机会，更给了党一个严厉打击托派的绝好战机。以鲁迅的名义痛斥托派，并散布托派乃汉奸的谣言，这作用是党内人士无法取代的。可以说，这封以鲁迅名义发表的公开信对托派的打击，胜过以中共名义发表的无数篇文章。这样的战机，冯雪峰岂能错过，岂能不迫不及待。胡风认为冯雪峰应该顾虑鲁迅的身体，应把鲁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也不过是书生之见。冯雪峰本就是为利用鲁迅而接近鲁迅的。正因为鲁迅病危，正因为鲁迅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所以以鲁迅的名义打击托派，以鲁迅的名义表达一些理论观点，就刻不容缓。如果鲁迅真的遽尔“奄忽”，那不就什么都迟了吗？

七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名义公开发表后，陈其昌悲愤不已，于是又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二封信。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全文收有这封信。后来，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也将此信全文收录。陈其昌第一封信态度是极为友善谦卑的，第二封信则言辞十分激烈，可以想见写信时的怒火中烧。除了慷慨激昂地申述托派的政治观点，还对鲁迅的个人品德严辞谴责：“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周到！”“你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以鲁迅的性格，这样的言辞，是足以令他愤怒的。但鲁迅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此外，便未对这第二封信有任何反应。我想，陈氏第二封虽然对鲁迅戟指怒斥，而鲁迅却默然无语，应该是鲁迅自己本就对那公开信怀有歉意。换句话说，陈氏的严厉斥责，鲁迅也许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报应”。

1993年胡风的长文《鲁迅先生》发表，垂暮之年的郑超麟读后兴奋异常，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最后说：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以为自豪的。＇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的几个以骂鲁为业的人，拿着放大镜寻找着鲁迅的毛病。他们往往把鲁迅的某几句话，从具体的语境和时代背景中抽取出来，然后或声色俱厉、或痛心疾首地分析和谴责。《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早成为他们攻击鲁迅的口实。前些年，有人提出把《答托洛斯基的信》（还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剔除出去倒未必有必要，不妨让它们仍然留在《鲁迅全集》中，但应该有详细、客观的注释和说明，让读者知道文章产生的经过，尤其要让读者知道鲁迅对文章的不很认可和不很耐烦。

2008年4月6日星期日

＇1＇郑超麟：《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3页。

＇2＇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68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67页。

＇4＇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93—494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7—188页。

＇6＇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载《“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7＇《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页。

＇8＇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0—191页。

＇9＇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95页。

＇10＇《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页。

＇11＇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2＇郑超麟：《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7页。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胡适、鲁迅，大家都知道。但陈德征是谁，知道的人就要少些了。本来，除了在冷辟的史料上有可能看到他的名字外，这个人基本上应该“身与名俱灭”。但因为他与胡适和鲁迅都有过一点瓜葛，我们在读胡适和鲁迅的书、在研究胡适和鲁迅时，还会碰上他。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吧，他就像寄生在参天大树上的一根细藤，大树不死，他也就活着。

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与胡山源、钱春江创办“弥洒社”并出版《弥洒》月刊。192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27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1929年，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人权运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点燃导火线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陈德征。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基本意思是谴责其时的法院审理“政治犯”时太拘泥于证据，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网。陈德征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陈的宏论令胡适怒火中烧。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刺激，胡适终于拍案而起，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在《新月》杂志发表。胡适在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随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文章。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

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自然引来了国民党党徒的围剿。而陈德征就是跳得最起劲者之一。陈德征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