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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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共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武装对立，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指挥。目前出版的几种王明传记，在叙述《八一宣言》的问世时，都谈及了斯大林当时的动机。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写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的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系于国民党身上。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可能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致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坏）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9＇周国全等人合著的《王明评传》，也说到：“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还要中国共产党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10＇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晚年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到来华前斯大林这样向他交待任务：“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11＇

斯大林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但他对毛泽东等人能否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并不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担负实地监督的任务。

三、《八一宣言》的影响

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斯大林的一种谋略。《八一宣言》本质上不过是这种谋略的体现。斯大林此举，虽然本意既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其时中国的民心、民意、民情。所以，《八一宣言》一传到国内，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获得极其广泛的拥护和欢呼。

《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救国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5月创办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发行则在巴黎。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巴黎发行便于进入各国，尤其是便于进入中国。报纸每期在莫斯科编辑排版，打好纸型，然后航运到巴黎印刷。在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上，《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写信并邮寄《八一宣言》给美国的中共党组织，要求他们将《八一宣言》铅印数万份，设法寄回中国，让中国各阶层都能看到，都知晓中共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

《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1935年在北京（其时官方名称为“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八一宣言》传到北京，北京各界自然欢欣鼓舞者众多，但表现方式却不一。而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以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则以游行请愿的方式，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头羊。这首先因为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活跃、工作特别有成效。当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读到《八一宣言》后，立即想到发起声势尽可能浩大的学生运动来响应中共中央这一政治方向的转变。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救国会史》这样叙述“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严重危机。严重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深切关注。地处华北前线北平的青年学生政治尤为敏感，他们惊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北京饭店一楼一家法国人开的书店，陈列和出售《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刊物。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从这些刊物上看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中共的‘八一宣言’，并将它们买回，分发给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传阅讨论。在国内外因素的驱动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北平学生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反对华北‘自治’，挽救祖国危亡，挺身而出，在12月9日发动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2＇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则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传到了清华园（引按：此处时间有误，《八一宣言》不可能在8月就传到清华园）。清华中共地下组织在半夜里把它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迅速在广大同学中传播，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拥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了。”＇13＇

清华大学虽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中心，但不能认为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就完全是本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领导的。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是全市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12月9日这一天，北京的大中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形成气势颇为壮观的游行请愿运动，并且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紧接着，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北京各学校实行总罢课。一周后的12月16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划发动下，各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1935年12月19日的《申报》这样报道北京12月16日的学生运动：“北平各学校请愿罢课风潮发生后，虽经校方当局力加劝导，原期于十六日复课，但学联会因冀察政务委员会定十六日晨在外交大楼开成立大会，全市数十学校学生遂决定于是日举行大游行请愿运动。当局方面虽早有戒备，惟各校学生皆于早六时分别出校，赴预先议定之地点集齐，结果卒得举行成一万余学生大游行示威运动。城内外交通断绝终日，全市沸腾，诚为五四运动后悲烈壮举。”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中，最具有号召力、最能捕获人心的口号，就是源于《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有了这样的口号，北京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反应最热烈的是上海。上海各界都发表了反对“华北自治”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宣言、通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收录了一部分这类文字。其中发表于1935年12月18日《申报》的“本市九十三同业公会发表维护领土完整宣言”，特别耐人寻味。“宣言”曰：“本市纸业、米号业、糖业、纱业、丝厂业、金业、棉布业、旅业、书业、绸缎业、电机丝织业、五金业、木业、面粉厂业、竹业、切面业、弹花业、牛羊业、阳伞业、鲜猪贩卖业、鲜猪宰作业、腌腊业、饼干糖果业、印铁制罐业、绸缎印花业、眼镜业、钟表业、国货橡胶业、针织业、押店业、华洋杂货业、化装品业、电器业、简簿业、运货汽车业、牛羊生皮业、皮毛油骨业、草席业、玻璃业、西颜料业、机器染织业、呢绒业、地贷业、热水瓶制造业、酒菜馆业、鞋皮钉楦业、树染业、黄砂轧石业、冷气机冰业、蛋业、花业、鲜肉业、华商洋烛业、华商碱业、面皮业、国产颜料杂货业、梁烧业、纱布号业、旱烟业、鲜猪行业、熟货业、冰鲜鱼行业、磁业、笔墨业、花粉业、油漆木器业、草呢帽业、绍酒业、烛业、履业、南货业、柴炭行业、菉笋业、咸鱼业、渔轮业、鸡鸭行业、油麻业、桂圆业、汽水果汁业、呢绒工厂业、海味杂货业、营造厂业、成衣业、打铁业、土布业、络麻业、烟叶业、木材业、漆业、时装业、洋庄茶业、国药业等九十同业公会，昨联名发表维护领土完整宣言。”这里的不少行业，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是何营生了。总之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让上海滩上杀猪宰牛者、打铁修鞋者、卖鸡卖鸭者、卖花生瓜子者、卖笔墨纸张者、卖咸鱼黄酒者、卖蜡烛草帽者……都行动起来了，都对这一口号表示了热烈的响应。《八一宣言》在北京引燃了学生运动，而北京的大火又蔓延到全国，其中在上海烧得最旺，远比北京更其持久、熊熊。12月20日，上海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大中学生游行、请愿、示威活动，在寒风中把市长吴铁城包围了两天一夜，直到吴铁城表示同意学生的要求。

当然不能说上海滩上的大火，完全是北京的学生运动所引燃。《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上海滩就开始了躁动。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说：“‘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了上海，在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爱国进步人士中流传。当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一起讨论时局，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案。……‘八一宣言’给予沈钧儒新的启迪和动力，他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更加高昂。”＇14＇当然不仅仅是沈钧儒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更加高昂。应该说，上海滩上许多人本来就有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凝聚成巨大的力量。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等283人，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上，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紧接着，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争相亮相。1935年12月22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紧随女界之后而登场者，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小学校救国会”、“上海各国救国联合会”等。它们发表宣言、游行示威，上海滩大有沸腾之势。

瑞金的中共中央开始“长征”后，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组织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八一宣言》传来，算是传来了中央的声音，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党自然也行动起来。文人小说下载这里只说文化界的情形。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回忆了上海文化界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八一宣言》指示下改变工作方向、调整政治方针的经过。

新“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15＇

《八一宣言》对于周扬、夏衍这类隐藏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既是久旱后的甘霖，也是当头棒喝。1935年的11月中旬，周扬们收到“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萧三的信在肯定“左联”此前工作的成绩后，也批评了“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16＇

周扬、夏衍们当然能看出，这封信表达的并非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和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我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九个月了，一旦接到这一指示，我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17＇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周扬、夏衍们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称：“我们这时候才起来做救国运动，是惭愧到十二万分。现在上海的文化界已而发动了。他们对国家的苦心热诚，他们认清了事实的真相，他们下了最大的决心，都是叫我们十二万分钦佩的；他们两次宣言提出的一切主张，我们完全赞同。”＇18＇

在北京，首先在报刊上撰文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是著名人士张东荪。张氏本对中共多有批评指责，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八一宣言》却令其十分兴奋，不但认为这意味着中共的“转向”，而且误认为意味着中共的“忏悔”。在1936年2月7日出版的《自由评论》第10期上，张东荪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对《八一宣言》表示了热烈的回应。文章说：“以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各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张东荪的文章，引起了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刘少奇立即化名陶尚行，给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对张东荪热情洋溢地响应中共新政略表示赞赏，也对张东荪文章中的某些说法做了“纠正”，并请求将此信在《自由评论》公开发表。很快，刘少奇的这封信，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自由评论》（引按：此信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

四、“新启蒙运动”的真意及其话语策略

如果不了解“新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只是孤立地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当时的文章，会有如堕烟雾之感，会觉得他们把许多不同范畴、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锅煮，做成了一碗东北餐桌上的“乱炖”。例如，陈伯达点燃“新启蒙运动”之火的那篇数千字文章，题目就让人莫明其妙。“哲学”与“国防动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能扯到一起呢。但如果明白了陈伯达们写这类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本来目的，就能明白他们当时的话语策略。懂得了他们的话语策略，才能对他们的文章见怪不怪，才能读懂他们的假意和真心。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副标题中的所谓“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意。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出“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陈伯达自认为是“新哲学”的代表者，所以说是“自己批判”。“新哲学者”的不足是什么呢？陈伯达认为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第一个方面，即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方面，姑且不论。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新哲学”应该更好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怎样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

陈伯达这篇发轫之作，其实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普及“新哲学”，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发动“新启蒙运动”，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上，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陈伯达开始明确地把他们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在上海的艾思奇。这年春季，当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艾思奇曾热烈响应。文学并非艾思奇所操之业，但他却成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坚决捍卫者。而现在，陈伯达分明提出的是“国防哲学”的口号。哲学则是艾思奇的“专长”，他更没有理由不立即站出来了。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上，艾思奇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热烈地呼应了陈伯达。艾思奇还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主要是在“爱国主义”上做文章。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艾思奇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何干之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