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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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7页。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60页。

＇4＇＇＇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84页。

长话短说六则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随汪访伪满的团员有：外交部长褚民谊、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政务次长周隆庠、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君慧、航空处长陈昌祖、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自然，以上各人的官职前，都应着一“伪”字。

代表团成员中，除周作人外，其他人都在南京做官。汪精卫一行从南京出发；周作人与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及日本官员山田等，从北京出发。双方在大连会合。在大连逗留了一两天，到旅顺玩了玩，这伙人于5月7日从大连到了“新京”（长春）。

说到汪精卫访溥仪，人们会想到：汪精卫之于溥仪，是差一点就有杀父之仇的。1909年，26岁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到北京刺杀清庭大员。他组织了一个暗杀组，成员有黄树中、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汪精卫此番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行此壮举的。对于孙、胡等人的劝阻，汪回答曰：“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为制造炸药，这期间，汪精卫等几度赴日本、到香港。后又在北京建立机关，并开照相馆做掩护。暗杀组的首选目标是庆王奕劻。因奕劻戒备十分森严，无法下手。于是又以从欧洲考察军事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为目标。汪精卫身怀炸弹，亲赴车站。但因迎接的官员太多，满眼都是红顶花翎，目标无法确立，只得又作罢。精心准备了许久，当然不肯就此罢休。暗杀组又将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生父。溥仪1906年出生，1908年便即位。尚在学习走路说话的小儿，当然不能真管事，于是便由父亲载沣摄政。暗杀组决定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埋炸弹。为使炸弹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汪精卫在骡马市大街定做了一个可装填四五十磅炸药的外壳，制成了一个巨型炸弹。但在埋炸弹、接电线时，被人发觉。汪精卫等被逮捕。在狱中，汪精卫写了数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二三岁的溥仪是大清国的宣统皇帝，二十六七岁的汪精卫是大清国的一个一心要谋反的子民。这子民甚至因图谋炸死溥仪生父而被捕，成为大清国的囚徒。三十多年后，两人都成了日本扶持下的“国家元首”，并以这“元首”的身份相见。三十多年前，汪精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推翻溥仪正在做皇帝的满清。三十多年后，汪精卫在溥仪空出的地方成了“主席”，又以这“主席”之身跑到长春来见溥仪，而这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历史真是最大的“幽默大师”。

5月7日下午，这伙人到了“新京”。晚上，汪伪政府驻伪满州国“大使”廉隅设宴招待。林柏生发表谈话，说汪此次以“元首”资格访满，足以增进“中、日、满三国友谊”，加强东亚轴心力量基础。8日上午，汪精卫率众人进宫会见溥仪。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他们已不是仇人，而成了一根线上缚着的两只蚂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关于此次会见，周作人日记有这样记载：“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谒见，10时10分退出。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时50分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1时半回公馆。”这天上午，从“中华民国”去的这伙人，两度进宫，真正的会谈只有20分钟。从周作人日记看，溥仪仍有着“皇帝”的派头，似乎他并没有把这伙人视作“友邦来宾”，而仍然看成昔日的子民。

在宫中的宴会上，汪精卫免不了要发表谈话。谈话中，汪声称此番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东亚的“大业”。5月9日，“满洲国”政府召开大会，欢迎汪精卫一行。汪精卫照例有一番演讲。10日，这伙人结束了对“满洲国”的“出访”，回到大连。11日，从大连回到南京。周作人随汪精卫到了南京。因为伪政府13日要设宴庆祝汪精卫60大寿，周作人在被邀之列。

汪精卫的这次“外交活动”传出后，有人做了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猜一电影名。谜底是：《木偶奇遇记》。

2008年8月4日凌晨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导工作。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集毛泽东著作，交待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和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6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的《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四篇文章，全书增加到38篇，60万字，分为六卷。增订工作最终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等参加了校堪工作。

在这个增订本之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毛泽东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六篇著作，其中就有《给林彪同志的信》。这本《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共中央便通知停止发售。当时大家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篇《给林彪同志的信》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愿这种批评被公开。毛泽东于是对林彪妥协，下令《续编》停止发行。1949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仍收入了这封信，但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离《晋察冀日报》驻地不远。一天早晨，邓拓被召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邓拓与毛泽东见面。“邓拓与毛泽东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这应该是邓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此时的毛泽东，见到邓拓而“极为高兴”，也自在情理之中。

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春，邓拓因未能准确和迅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布置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被说成“死人办报”。不久，邓拓成了没有实权的社长，总编由吴冷西接替。1958年，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邓拓成为姚文元、戚本禹们猛烈批判的对象。5月17日夜，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者。

2007年7月14日

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

1931年春，毛泽东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阙云：“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张辉瓒也成了大名人。

张辉瓒，1885生，长沙人。字石侯。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年在天津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师长，后任第2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年10月，第2军缩编为第18师，张辉瓒任副师长。次年入赣，兼任南昌卫戍司令。1930年，任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2月27日，在江西吉安龙冈被俘，翌年1月28日，在东固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杀。

1930年12月27日，张率部孤军深入龙冈地区。而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又恰逢细雨浓雾。红军凭借天时地利，又有英明的指挥，遂将张部击溃，张本人也被活捉。——这是关于张辉瓒被俘经过的通常说法。

但著名现代报人和民国史专家陶菊隐在1934年8月出版的《政海轶闻》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张奉令进剿东固，因后援未至，不敢深入。但蒋介石督责甚严，并且说因为赣兵顿兵不进，致使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患。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十分惶急，一封接一封地给张辉瓒打电报，促其速进。张于是给鲁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明拟缓进二日，并详述了自己的攻守策略。信成后，遣一部卒送往南昌。该部卒雇一挑夫，而呈鲁密信亦纳于挑夫肩上之行囊中。途中遇敌，部卒窜走丛莽间。敌去后，觅挑夫，已不见踪影。部卒惧罪，仍然赶到南昌，面见鲁涤平，口头报告了他所能知之情，却绝口不提密信丢失之事。鲁问何时进兵，部卒不能答。鲁于是再次电令张速进，口气极为严厉。张认为，缓进理由既已详陈，鲁仍令速进，一定是疑心自己胆怯畏葸了。不得已，遵令南进。而那在途中失踪的挑夫，却是红军奸细。张致鲁密信早落入红军指挥员手中。对张的行止思虑，红军方面了如指掌。这样，张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陶菊隐说，张辉瓒被捉时，毛泽东忽然出现，“趋握张手曰：‘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顾谓卒曰：‘此吾旧友，宜善视之。’张默然无语。”这样说来，毛与张应是长沙时的故交了。

张的被捉，在共产党方面是巨大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据说张辉瓒平生不二色，与妻子伉俪情深。张妻闻讯，找到蒋介石，愿意倾家荡产，救出丈夫。蒋介石也同意赎救张辉瓒。得到南京方面的认可，鲁涤平于是积极行动起来。而据说中共高层，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也主张不杀张辉瓒，愿意与鲁涤平做成这笔交易。双方开始谈判。鲁涤平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可装备5000余人的检械弹药等为代价，换回张辉瓒。

双方先在上海谈，后在南昌谈。1931年1月28日，谈判正在进行时，“苏区政府”在江西吉安县东固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的群众大会。据说，是群众要求在大会上公审张辉瓒。张辉瓒遂被押到会场，会场上“剥皮”、“抽筋”、“点天灯”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祝捷大会于是变成公审大会，张辉瓒当场被杀，被杀后尸体被挂在树上示众。不久，群众又把脑袋割下，钉在一块木板上，放入赣江。在南昌谈判的中共代表，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大为惊恐，立即化装逃走。

张辉瓒终于被杀。我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死，能起到鼓舞士气、增强群众信心的作用，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在毛泽东那里，“政治账”永远高于“经济账”。

赣江下游的国民党部队从江上捞起了张辉瓒的首级。首级运到南昌，鲁涤平命令买了几段大楠木做棺材，命南昌最著名的雕刻专家，按比例做了木身，又给木身套上中将军服，再将头颅安上入殓。鲁涤平并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3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则发布公告：“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枢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张辉瓒棺椁运抵长沙后，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最后葬于岳麓山腰。陶菊隐说：“湘人开会追悼，其旧部范某诔之曰：‘感公知己十年前，闻道没全师，天涯欲祭疑公在；受命专征千里外，伤心问忠骨，江波无语载元归。’一时传为绝唱。”仅从文学角度看，这挽联写得实在不赖。

蒋介石亲拔巨款，为张辉瓒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墓前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题写的“魂兮归来”。张辉瓒的墓，“文革”中理所当然地毁于“红卫兵”之手。不然，今天也是岳麓山上的一处“景点”，能为长沙市的GDP做点贡献。

我有时想，把一个人的头颅割下，再用铁钉钉在木板上，——需要怎样一种“心理素质”，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2007年7月15日

鲁迅亲属与鲁迅

鲁迅亲属与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的，只是在鲁迅身后，鲁迅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而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则是因为读了《南方周末》上《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迅之名奔忙》（2006年8月24日）一文而有所感矣。这篇占据近半个版面的文章，介绍了周令飞先生正在怎样“为鲁迅之名奔忙”。这一“为”字，使得语意有些暧昧。我想，把“为”字换成“借”字，就明白多了。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周令飞先生正在从事各种各样以“鲁迅”命名或与鲁迅有关的活动。拍名为《鲁迅》的电影，拍名为《中国文豪鲁迅》的电视剧，也就罢了，连“南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也参加，就让我颇有些惊讶了。

周令飞先生为自己的“奔忙”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从亲属的立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了。

说到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应该先说到周令飞先生的祖母许广平先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即搜集有关资料、出版鲁著作、撰写回忆文章。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的著作，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宣传和研究鲁迅，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毋庸讳言的是，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在回忆、描述和塑造鲁迅形象时，许广平先生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错讹和歪曲。“文革”开始后，许广平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其中对鲁迅的描绘和阐释，是严重违反实际的。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中，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正先生1979年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对许广平“回忆”中的多处差错进行了纠正。数年前，我也曾发表题为《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的论文，研究了许广平先生在“改写”鲁迅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研究了她这样做的“苦衷”。

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稻粱谋，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十多年间，也写了十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出版。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还口述了《鲁迅故家的败落》。这些，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把鲁迅往“文革”的战车上绑，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是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颇有腹诽的。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但周令飞先生如今忽然“为鲁迅之名奔忙”，就不免令人疑心他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了。鲁迅曾长期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感。鲁迅如果又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那后果是什么呢？

临末，我忽然记起鲁迅留下的这样一条“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2006年9月10日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胡乱翻书，我往往惊叹中共在建国前“统战工作”之出神入化，而周恩来则堪称“统战”方面的大师、巨匠。

手头有一册《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作者万亚刚。这个万先生，1929年19岁时，即进入国民党“中统”，又随国民党去台湾，仍在“中统”服务，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老特务。《国共斗争的见闻》所收文章，大都是记述作者亲见亲闻之“国共斗争”故实。书中有一篇《“统战”何足惧》，说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文章说到抗战时期的一件事：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会画几笔，在重庆开画展。展出的画中，有一幅“岁朝图”，上面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哗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诗所咏者，乃红军“长征”途中，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笑话。周恩来知有此画，即着人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