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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奇想的一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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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我不能把他剩下的鞋子处理掉。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明白为什么了：他如果回来，将会需要穿鞋子。
意识到这个念头，决不意味着能消除这个念头。
我至今仍没有去试探（比如说通过把鞋子处理掉）这个念头是否已经消失。
回头看来，我把尸体解剖本身看做是此类思维的第一个例证。当我那么毅然地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时，无论我头脑里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终究是有点精神错乱，才会认为尸体解剖将会证明出了问题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心肌梗塞或者心率失常。只需要一点点调整……比如说换一种药物，或者重新设置一下起搏器。如果这样，我继续推断，他们或许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我记得2004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个访谈节目震动了我。节目中，特雷莎·亨氏·凯利说起她第一个丈夫的暴毙。她在访谈中说，约翰·亨氏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她非常强烈地觉得她〃需要〃离开华盛顿，回到匹兹堡。
她当然〃需要〃回到匹兹堡。
他可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华盛顿，而是匹兹堡。
实际上，约翰被宣布死亡当天晚上，他的尸体没有被解剖。
尸体解剖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进行。现在我明白了，12月31日早晨纽约医院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尸体解剖肯定是在那之后才进行的。打电话来那人不是〃我的社工〃，也不是〃我丈夫的医生〃，也不是，就像我和约翰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桥上的朋友。〃我们那个桥上的朋友〃是个跟他姨妈有关的家庭暗语。他的姨妈哈丽耶特·彭斯用它来指最近连续遇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西哈特福德，她见到友谊餐厅外面有一辆凯迪拉克的赛威轿车，那辆车刚刚在巴尔克利桥上超她的车，她就说车主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听着那人的电话，脑中听到约翰在说〃不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记得他表达了同情。我记得他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似乎有些话想说，却躲躲闪闪。
当时他说，他打电话来，是想问我会不会捐赠我丈夫的器官。
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不〃。我同时还想起了金塔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去换驾照的时候，自己选择了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他问约翰是不是也一样。他说不是。他们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会儿。
我把话题岔开了。
我不能想象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死亡。
那人仍在电话中说个不停。我在想：如果她今天将会死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吗？我将会怎么做？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听见自己在电话中对那人说起我丈夫的情况，还说我的女儿昏迷不醒。我听见自己说，在我们的女儿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之前，我无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发觉它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想法立即被别的念头取代了：他在电话里说的有些话是无稽之谈。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这个人谈到器官捐献，但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器官了：约翰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我在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牧师来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所有的器官都会坏死。
然后我想起来了：迈阿密戴德县的法医办公楼。1985年或者1986年的一个早晨，我和约翰曾经在那里。那儿有个眼库的人给即将摘除眼角膜的尸体贴标签。那里的尸体也没有用生命补给仪器。这样看来，纽约医院那人在说的只是要摘除眼角膜，摘除眼睛。〃干吗不直说呢？干吗要误导我呢？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来，却不直接说〃他的眼睛〃？〃我从卧室的盒子中拿起前一天晚上社工交给我的银色钱包，看着那张驾驶证。驾驶证上写着：〃眼睛：蓝色。驾驶限制条件：需佩戴矫光镜片。〃
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却不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他的眼睛。他的蓝色眼睛。他的不完美的蓝色眼睛。
而我想知道的是
阁下是否喜欢这个蓝眼睛的男孩
死亡先生
那天早上，我想不起这几句诗是谁写的。我想作者是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但拿不准。我没有卡明斯的诗集，但在卧室一个摆放诗歌书籍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诗选。那是约翰的旧课本，1949年出版。当时他可能在朴次茅斯修道学校。那是一家本笃会的寄宿学校，在纽波特附近；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被送到那儿。
（他父亲的死很突然，五十刚出头，死于心脏病。我本该留心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碰巧在纽波特周围，约翰会带我到朴次茅斯修道学校去听晚祷时分的格里高利圣歌。这种音乐能够打动他的心弦。那本诗选后面的空白页上写着他的名字〃邓恩〃，字迹小而工整。然后也是同样的字迹，蓝色的墨水，蓝色的水笔墨迹，写着这些学习指南：1。这首诗的含义和意象是什么？2。这种意象让我们想起什么或者思考什么？3。这首诗作为一个整体激起或者创造了什么样的心态、感觉和情感？我把书放回书架。要过好几个月，我才想起来去查那首诗，它确实是卡明斯的作品。也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发觉纽约医院打电话来的陌生人让我很生气这回事，反映了另一种原始的恐惧：我无法忍受被有关尸体解剖的问题惊醒。
这个问题的含义和意象是什么？
这种意象让我们想起什么或者思考什么？
如果他们摘除他的器官，他如何能够回来？如果没有鞋，他如何能够回来？
4
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我似乎很理智。在一般人看来，我可能显得完全理解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我同意医院进行尸体解剖。我安排了火化。我安排了取出他的骨灰，将其送到圣约翰大教堂。一旦金塔娜苏醒过来，身体好转到能够出席仪式，骨灰就会被安放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我和弟弟已经将我母亲的骨灰放在那里了。我安排人将她灵牌上的名字磨掉，然后重新刻上她和约翰的名字。最后，在3月23日，他去世之后将近三个月，我目睹他的骨灰被安放进墙里，目睹灵牌被换掉，目睹葬礼的举行。
为了约翰，我们播放了格里高利圣歌。
金塔娜要求圣歌用拉丁文咏唱。约翰也会这么要求的。
我们请人奏响了哀乐。
我们请了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个圣公会牧师。
加尔文·特里灵致了悼词，戴维·霍伯斯塔姆致了悼词，金塔娜最好的朋友苏珊·特雷勒致了悼词。苏珊娜·摩尔朗诵了诗歌《伊斯特库克》 East Coker，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作。的节选，就是〃只有在虚文矫饰/或者言不由衷的时候/人们才需要用上华丽的词藻〃那一段。尼克朗诵了克特勒斯的《吊兄长墓》。金塔娜依然很孱弱，但声音坚定，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在这个她八个月前结婚的教堂中，站着朗诵了一首她写给她父亲的诗。
我完成了葬礼。我承认他已经死了。我尽自己所能，公开地完成了这件事。
然而我脑海中对此仍有所怀疑。在春末夏初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到一个杰出的学院派神学家。餐桌上，有人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对此强烈否定，我的反应强烈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立即出现的想法：但我做了仪式。但全都做了。我在圣约翰大教堂办了葬礼，我请人用拉丁文唱了圣歌，我请了天主教牧师和圣公会牧师，我朗诵了〃在你眼中，过去一千年只跟昨天一样〃，我念出了〃天使将会带领你进入天堂〃。
但这依然没能将他带回来。
那几个月间，〃将他带回来〃是我暗中努力想做到的事情，而这终究是一种虚幻的愿望。等到夏季将尽，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想法了。只不过〃明白自己的想法〃并不能让我处理掉他可能会需要的衣服。≮更多好书请访问。。≯
自童年起，人们就一直教导我，碰到麻烦的时候，去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悲哀是最为常见的痛苦，但关于它的文献少得可怜。有一本叫《遣悲怀》A
Grief Observed，爱尔兰作家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的作品。的书，是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写的。还有一两本小说偶尔也能见到相关的段落。例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描述了黑曼·卡斯托普的丧妻之痛：〃他的精神出问题了；他的内心坍缩了；他头脑麻木，做生意折了本，致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损失惨重；而第二年春天，他在寒风凛冽的栈桥上视察仓库，染上了肺炎。心魂俱碎的他承受不了这疾病，虽然得到海德金德大夫的悉心治疗，还是没过五天就死了。〃在古典芭蕾舞剧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某对恋人，女的行将香消玉殒，男的试图将其挽留人间，此时蓝色的灯光亮起，白色的裙子飘动，他们会跳起预兆到死亡终究会来临的双人舞：影子之舞。还有一些诗歌，实际上是很多诗歌。有那么一两天，我反复念诵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的《被遗弃的人鱼》：
孩子的声音本应
（再呼唤一次）动摇母亲的心旌
孩子的声音痛苦而悲哀
她肯定将会归来
有好几天我反复念诵奥登 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美国诗人。的诗，剧本《攀登F6高峰》中的《悼亡诗》：
停止时钟的转动，拔掉电话的线路
让狗儿别吠叫，用一块美味的肉骨
不再弹奏钢琴，也已没有鼓声
将灵柩带出来，请来致哀的人
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和影子之舞最为贴切。
除了这些对悲哀的痛楚和暴烈的抽象描述，还有一些通俗读物，一些如何对付这种症状的指南，有的〃具备实用价值〃，有的〃富有启发性〃，但它们全都毫无用处。（别喝太多酒，别用保险赔偿金来重新装饰卧室，加入一个互助团体。）然后还有专业文献，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后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很快，我发现自己转而求助于此类著述。我从中看到很多我业已了解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让我心安理得，证明正在发生的情况并非是我想象出来的。例如，从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辑的《丧亲的反应、后果及其照料》这本书中，我得知人们对亲友死亡的即时反应通常是震惊、麻木和难以置信：〃主观上，活着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被裹在椰壳或者毛毯之中；在别人眼里，他们也许能够节哀顺变。因为死亡这一事实尚未进入到他们的意识，活着的人可能会显得完全能够接受这种丧亲之痛。〃
所以，在这里，〃非常冷静的人〃的效应就出现了。
我继续看。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哈佛丧亲儿童研究所的威廉·瓦登让我得知，人们曾观察到海豚在丧偶之后拒绝进食。人们观察到，野鹅在丧偶之后会不停地飞翔，不停地哀鸣，不停地寻觅，直到它们本身失去方向感，迷失了道路。我看到人类也显示出同样的反应模式，而这我早已知道。他们寻觅。他们绝食。他们忘记呼吸。他们因为缺氧而晕倒，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阻塞了静脉窦，他们往往带着难治的耳部感染疾病去看耳科门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隔了一年才能看报纸的标题。〃有个三年前丧夫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丧失了所有层次的认知能力。和黑曼·卡斯托普一样，他们也在生意上折了本，蒙受惨重的财务损失。他们忘记自己的电话号码，到了机场却没有带有效的身份证件。他们生病，他们卧床不起，他们甚至，也跟黑曼·卡斯托普一样，撒手人寰。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都记录了这〃导致死亡〃的一面。
我开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以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沐浴的时候，如果电话响起，我再也不会去接，以免在地砖上摔死。
我得知有些研究非常著名。它们是此类文献的经典，我看到的每篇文章都有引用。例如扬格、本雅明和瓦利斯1963年发表于《柳叶刀》第二期第454至456页的文章。他们在英国对4486名当时丧偶不久的寡妇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寡妇在丧夫之后前六个月的死亡率明显比已婚妇女要高。〃还有利斯和卢特金斯1967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第四期第13至16页的文章。他们对903名丧亲的人和878名没有丧亲的已婚男女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显示〃丧亲的夫妻第一年的死亡率显著增高〃。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撰的那本书对这种死亡率的增高给出了功能性的解析：〃迄今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多种压力源一样，悲哀通常会导致内分泌、免疫、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改变；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受到脑功能和神经递质的影响。〃
我还从这类文献中得知悲哀分两种。较轻的一种是〃不复杂的悲哀〃或者〃正常的丧亲反应〃，和〃成长〃以及〃发展〃有关。根据第十六版的《默克手册》，这种不复杂的悲哀通常表现为〃焦虑症状，例如初次失眠、慌乱不安和自主神经系统亢奋〃，但〃一般来说，除了在那些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中之外，它并不引起临床抑郁症〃。第二种悲哀是〃复杂的悲哀〃，在这类文献中，也被称为〃病理学的丧亲反应〃，据说它发生的情况多种多样。发生病理学丧亲反应的一种情况是……我反复地看这一段……生者与死者原本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互依赖。〃丧亲者的快乐、生活费用或者声望真的非常依靠死者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医学博士戴维·佩雷兹提出的一个诊断标准。〃当被迫分开的时候，丧亲者失去死者之后会觉得无助吗？〃
我思考着这些问题。
1968年，有一次我突然得在旧金山过夜（当时我去办点事，雨一直下个不停，将一次傍晚时分的采访推迟到隔日早晨），为了能陪我吃晚饭，约翰从洛杉矶飞过来。我们在俄尼餐厅用晚餐。饭后，约翰花了十三美元，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者〃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花二十六美元就能买到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或者圣荷塞的双程机票。
我想起了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该公司所有的班机都在机头上画着一个微笑。机上的乘务人员都穿着鲁迪·葛因雷希风格的红色和橙色相间的性感超短裙。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代表了一段岁月；当时我们做的多数事情似乎都没有准备，没有结果，只顾率性而行，想都不想第二次就为吃一顿晚饭飞七百英里。这段岁月于1978年结束。当时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27飞机在圣地亚哥上空撞上了一架塞斯纳172型飞机，致使一百四十四人丧生。
空难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本竟然没有料到太平洋航空公司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我明白了，这类错误并不仅限于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金塔娜两三岁时，我们会带她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萨克拉门托探望我母亲和父亲。当时她管这叫〃乘坐微笑〃。约翰常常用面巾纸把她说的话写下来，把它们放进他母亲给他的一个绘有图案的黑色盒子中。这个盒子，连同它里面的面巾纸，仍在我的客厅的一张桌子上。它上面画着一只美国老鹰，还有〃合众为一〃的字样。后来，他把一些她说的话用在小说《小戴切·谢伊》中。他把这些话给了戴切·谢伊的女儿凯特。凯特和她母亲在伦敦夏洛特大道的一家餐厅吃晚饭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下面是他所写的一部分：
〃你去哪里了？〃她会说，还会说〃早晨哪里去了？〃他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把它们塞进一个秘密的小抽屉，小抽屉所属的枫木桌子是巴里·斯塔金送给他和李当结婚礼物的……凯特穿着格子尼校服。凯特会把洗澡说成〃沐浴〃，把幼儿园试验用到的蝴蝶说成〃蝶蝴〃。凯特七岁的时候写下了她的第一首诗：〃我就要嫁给/一个男孩，叫哈里/他骑马/劝夫妻分离。〃
破碎先生在抽屉中。凯特用破碎先生来称呼恐惧、死亡和未知的事物。她会说，我做了一个有关破碎先生的噩梦。别让破碎先生抓到我。如果破碎先生来了，我将会爬上篱笆，不会让他把我带走……他在寻思破碎先生在凯特死之前有没有时间去吓唬她。
现在我明白了1982年《小戴切·谢伊》出版时我没能明白的事情：这是一本有关悲哀的小说。这本书接下来会提到戴切·谢伊正在经历一种病理学的丧亲反应。病征如下：他总是想着凯特去世的那一刻。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那个场景，仿佛重演它能够得到一个不同的结局：夏洛特大道的餐馆，苦苣色拉，凯特的淡紫色帆布鞋，炸弹，点心推车中的凯特的头。他不停地用同一个问题折磨他的前妻，也就是凯特的母亲：炸弹爆炸时，你为什么会在女厕所呢？最后，她告诉他：
你从来不把我当凯特的母亲，但她确实是我养大的。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我照顾她的。我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管我的卧房叫做她温馨的第二房间，管意大利面条叫做细面条，管到那座房子的人叫做喂。她说你去了哪里，说早晨哪里去了，还说你这个婊子养的告诉塞耶说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她说那是一次意外，她想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走进了女厕所，因为我知道我会哭起来，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我想把眼泪擦干，以便能理智地对待，然后我听到爆炸声，当我冲出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一部分在果子冻里面，一部分在大街上。而你，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
我相信约翰会说《小戴切·谢伊》是一本关于信仰的小说。当他开始创作这本小说时，他已经知道这本小说最后的一句话将会是什么，那不仅是小说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戴切·谢伊举枪自杀之前最后想到的一句话：〃我信凯特。我信上帝。〃我信上帝。天主教教义答问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是关于信仰，还是关于悲哀呢？
信仰和悲哀是一回事吗？
在我们游泳，看《点呼》，到摩通餐厅吃晚饭的那个夏天，我们异乎寻常地依赖对方吗？
或者我们只是异乎寻常地幸运？
如果我孤单一人，他会乘坐微笑回来找我吗？
他会说在俄尼餐厅订了位子吗？
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和那个微笑已经不存在了，前者卖给了美国航空公司，后者被油漆涂掉了。
俄尼餐厅已经不存在了，但希区柯克曾经将它虚构出来，它在《迷魂记》中短暂地出现过。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次见到金·诺瓦克就是在俄尼餐厅。后来她在圣胡安巴蒂斯塔San
Juan Bautista，即圣徒洗礼者约翰，该教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始建于1797年。教堂的钟楼（也是虚构的效果）坠落身亡。
我们结婚的地方正是圣胡安巴蒂斯塔。
当时是一月的下午，花儿在101高速公路旁边的果园盛放。
当时101高速公路旁边仍有果园。
不。人们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擦伤车身。101高速公路旁边果园中盛放的花儿不是正确的道路。
事故发生之后好几个星期，我反复对自己念诵《露丝·埃尔默》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努力让自己停留在正确的道路（也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条不会回到过去的路）上。那是瓦尔特·塞维奇·兰多尔Walter
Savage
Lａｎｄor（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1806年写的悼亡诗，哀悼埃尔默勋爵年方二十却死于加尔各答的女儿。自我在伯克利念大学以来，我一直没想起过《露丝·埃尔默》，但此刻我想起的不仅是这首诗，还有大部分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对它的分析。上那节课的老师曾经说，《露丝·埃尔默》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前四句对死者大加吹捧从而毫无意义的赞扬（〃啊，出身尊贵的家族/啊，相貌美艳/品行端正，举止优雅/露丝·埃尔默，这全都是你的优点〃），通过最后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转变成一种突然的、甚至令人震撼的解脱。后两句非但点名了哀悼的地位，还指出了它的极限：〃我将献给你/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
〃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我记得那个老师重复说，〃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本来可以说所有的夜晚，但他没有说所有的夜晚，他说的是一个夜晚，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而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备极哀怨的名言。显然，因为《露丝·埃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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