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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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聚餐好几次的岁月。

　　我记得我们全都会做法式蛋奶酥。康拉德在帕皮提的姐姐教会凯瑟琳如何毫不费劲地制作蛋奶酥，凯瑟琳又教给我和阿珍。那种制作方法比通行的简略一些。凯瑟琳还从塔希提给我们带来了香草豆荚，用酒椰叶扎成大大的好几捆。≮更多好书请访问。。≯

　　有一阵我们还用这种香草来做焦糖蛋奶糊，但没有人喜欢把白糖弄成焦糖。
　　我们曾说起要租下李·格兰特在祖玛海湾上的房子，开一家叫做〃李·格兰特之家〃的餐厅。凯瑟琳、阿珍和我可以轮流当厨师，约翰、布里安和康拉德则可以轮流当服务生。后来凯瑟琳和康拉德分道扬镳，布里安的小说已告完成，我和约翰则到檀香山重新编写一份电影剧本，这个马里布生存计划便告搁浅。我们在檀香山完成了很多工作。纽约没人能够清楚地算出两地的时差，所以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整天工作。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我想在檀香山买房子，带着约翰看了很多处房产，但在他看来，真的定居檀香山比住在卡哈拉酒店还没劲。
　　　　
　　康拉德·霍尔已经去世了。
　　布里安·摩尔已经去世了。
　　多年以前，我们曾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租下一座大房子。它有很多个卧室，有个采光良好的门廊，有几棵牛油果树，还有一个老旧的泥地网球场，月租是450美元。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厄尔·麦克格雷斯在这座房子写了一首诗：

　　这是约翰·格里高利·邓恩的故事
　　他和他的妻子狄迪恩女士
　　明媒正娶地组成一家子
　　富兰克林大道是他们的住址
　　住一起的，还有他们美丽的女儿金塔娜
　　她也被人叫做狄迪恩·狄
　　狄迪恩·邓恩
　　狄迪恩·邓
　　金塔娜或者狄迪恩·狄
　　他们是美丽的邓恩、邓恩、邓恩一家
　　（他们是三口之家）
　　以一种古人称为最好的方式
　　生活在富兰克林大道
　　刚丧失某位亲友的人会有一种表情，但或许只有曾经在他们自己脸上见过那种表情的人才能看得出。我已经在我脸上见到它，如今别人若有这种表情，我也能看出来。那是一种极度脆弱、毫无防备、毫无遮拦的表情。那是一种瞳孔被放大的人从眼科门诊室走进灿烂的阳光之后会有的表情，或者是一种戴着眼镜的人突然被迫摘除眼镜之后会有的表情。这些失去亲友的人看上去毫无防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隐形的。我就有一阵子觉得自己是隐形的，形如鬼魅。我似乎已经穿越了传说中那些将阴间和阳世隔开的河流，进入了一个只有也是新近丧亲的人才能看见我的地方。人们曾幻想有这么一些叫〃冥河〃或者〃忘川〃的河流，曾幻想有一个披着斗篷、撑着船竿的渡夫。我第一次领悟到这种幻想的力量。我第一次领悟到印度寡妇殉夫的意义。若非由于悲哀，那些寡妇决不会自行跳上烈火熊熊的小舟。把她们送往地狱的，并非她们的家属，并非她们所在的村落，也并非社会风俗，而是悲哀。而那火舌跳动的小舟，正好象征着她们身后要去的地方。约翰去世那晚，还有三十一天就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如今你可以确信，《露丝·埃尔默》最后那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对我来说毫无作用。

　　我想要不止一个晚上的回忆和叹息。
　　我想要尖叫。
　　我想要他回来。
　　6
　　几年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走在第五大道与第六大道之间的第57号街上；我当时相信自己感觉到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光线造成的景象：斑驳的阳光迅速地抖动，黄叶纷纷飘落（但是从哪里飘落的呢？难道第57号街西段有树木吗？），金黄的树叶喷洒而下，非常快地颤动着，明媚的阳光也随之落下。后来，在其他一些灿烂的日子里，我也见到同样的景象，却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我当时在寻思那感觉是不是一阵寒颤或者激灵之类的。那之前几年，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我知道自己梦到的是死亡。我梦到的是一座冰岛，从空中俯视，那犬牙交错的山脊像极了海峡群岛附近的一个海屿，只不过这座岛全是冰，透明的，蓝白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跟那些预感到即将死亡的人，或者已被无情地判处死刑但尚未遭到处决的人所做的梦不同，在我的梦境中没有恐惧。与之相反，那个冰的岛屿、第57号街西段那个灿烂的秋日显得那么灵幻，美丽得我无法形容，然而我却决然认定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死亡。

　　如果这些就是我对死亡的想象，那么，我何以如此难以接受他已然去世的现实呢？是因为我从未想到死亡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吗？是因为我依旧未曾想到死亡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结束。
　　自怜的问题。
　　现在你将看到，自怜的问题早就出现了。
　　在事故发生后的春天，有一天早晨，我拿起了《纽约时报》，从头版直接翻到了填字游戏。那几个月间，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看，或者毋宁说不看，《纽约时报》。先前我从未有耐心去玩填字游戏，但如今我觉得玩填字可能有助于我恢复正常的认知能力。那天早上，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线索是竖向6，〃有时候你觉得像……〃答案太明显了，我立即就想起来；答案很长，将会填满很多个空格，将会证明我那天状态不错：〃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真难过……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这么难过……
　　不对。
　　竖向6只有四个空格。
　　我放弃了这次填字（没耐心的习惯很难改掉），第二天，我查看了答案。竖向6正确的答案是〃一个坚果〃。〃一个坚果？〃坚果？有时候你觉得像一个坚果？我自己在正常反应的世界之外已经走了多远？

　　注意：这个近乎立即浮现的答案（〃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一声自怜的哀号。
　　这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我将无法正确地领悟事物。
　　卷动的烈焰贪婪地向前冲！
　　我父亲和伊勒娜在哪里呢？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不在了吗？不在了吗？
　　……德尔摩尔·施瓦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美国诗人。
　　《我们安静地走过四月天》
　　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曾反复地这样告诉我。我说这是无稽之谈。他情绪低落。他的小说《小城凶案》Nothing
Lost，约翰·格里高利·邓恩最后的一部小说，于2004年出版。业已完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情理之中，出版日期推迟了。他当时开始写一本新书，反思说不出来动因的爱国精神的意义。也在情理之中，他对创作这本书的信心有点不足。那一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和一系列削弱他身体的疾病做斗争。他的心率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心房颤动。窦性心率通过电击除颤手术便可恢复正常。这种手术并不需要住院，医生只需在电击他的心脏期间用普通麻醉药将他麻醉几分钟就好了，但像感冒或者长时间坐飞机之类引起的轻微身体变化会致使心率再次失常。2003年4月，他最后一次进行这种手术，当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迫使医生对他进行了两次而不是一次电击。做了电击除颤手术之后，他的心率依旧稳定地加快，这意味着这种手术不再是一种有用的选择。6月，经过一系列咨询之后，他进行了一种更为彻底的心脏干预治疗。先是用射频切除了心房与心室之间的房室结，然后植入了美敦力公司的Kappa　900SR型号起搏器。
　　那年夏季，金塔娜结婚给他带来的欢乐和起搏器明显的疗效让他振奋起来，他的心情似乎好转了。到秋天，他又是意兴阑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要不要在11月去巴黎而争吵。我不想去。我说我们的事情多得做不过来，又没什么钱。他说他有一种预感，如果他11月不去巴黎，那么他今生就再也不会去巴黎了。我觉得他是在要挟我。那你去安排吧，我说，去就去。他离开了桌子。我们冷战了两天。

　　结果，我们在11月去了巴黎。
　　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加文说。
　　几个星期前，在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我见到对面有人在看《国际先驱导报》。我的回忆又滑进了错误的轨道：我不再想着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而是想起了2003年11月，我和约翰面对面地坐在巴黎布里斯托酒店的餐厅吃早饭。我们各自看着《国际先驱导报》，报纸是酒店派送的，还订着一张显示当天天气状况的卡片。11月我们在巴黎的那些早晨，每张卡片上都有一把雨伞的图案。我们在雨中漫步卢森堡公园。我们走进圣叙尔皮斯教堂避雨。里面正在举行弥撒。约翰领取了圣餐。我们在若内拉赫公园被雨淋得着凉了。在飞回纽约的班机上，约翰的围巾和针织衫都散发出一股湿羊毛的味道。起飞时，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直到飞机开始平飞。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他总是这样。
　　他怎么再也不抓住我的手了呢？
　　我在某份杂志看到一个微软的广告，其图案是一张巴黎里拉大门地铁站站台的照片。
　　昨天，从一件尚未穿过的外套口袋中，我找到一张11月去巴黎旅行时的地铁票。〃只有圣公会教徒才会〃领取〃圣餐。〃我们离开圣叙尔皮斯教堂时他最后一次更正我。四十年来，他一直在更正我这一点。圣公会教堂〃领取〃，天主教教徒〃接受〃。他每次都解释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最后一次电击除颤手术是在2003年4月。这一次进行了两次电击。我记得有个医生解释为什么手术需要进行麻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从手术台上跳起来。〃他说。2003年12月30日，医院的急救人员在客厅地板上使用除颤仪时，出现了一声突然的跳动。它是一次心跳吗？或者只是电流而已？

　　他去世当晚，或者前一个晚上，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坐出租车回家。在车中，他说了几件事，第一次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压抑，一种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总会碰到的压抑。

　　他说，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价值。
　　我依然试图将它当作胡话。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我们刚刚离开金塔娜，我们的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那本小说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一个父亲眼见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却爱莫能助，这种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他刚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的文章，一篇评论加芬·兰巴特撰写的纳塔丽·伍德传记的文章，也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可是过去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纽约干什么。〃我干吗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关于纳塔丽·伍德的文章呢。〃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着疑问的口气。
　　〃你当时说到夏威夷是对的。〃他当时说。
　　也许他指的是前一两天我说等金塔娜好转之后（这是我们对〃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说法），我们可以去凯露亚海滩租一座房子，在那边她的身体会康复过来。也许他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买房子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情愿认为他说的是前者，但他用了〃当时〃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后者。这些话，是他在一辆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开向我们的公寓的出租车上说的。至于说这些话的时间，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小时，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个小时，我试图弄清楚，却已经想不起来了。

　　7
　　既然事情一点都不正常，我为什么还一再强调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在这里，让我试试将事情按时间先后排列出来。
　　2003年12月25日，金塔娜住进了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
　　2003年12月30日，约翰去世。
　　2004年1月15日近中午时，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医生设法摘掉了金塔娜的呼吸管，降低镇静剂的剂量，让她能够慢慢苏醒过来；然后，我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本来没打算那天就告诉她的。医生说过她将会时醒时昏迷，起初神智只能部分地恢复，将会有好几天她只能吸收有限的信息。如果她醒来时看到我，她将会想知道她父亲哪里去了。杰里、托尼和我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她第一次苏醒的时候，只让杰里陪着她。她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放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上。她也许就不会想到这个关于父亲的问题。我可以等等再见她，也许等上好几天。我可以到时再告诉她。她将会更加坚强一些。

　　如同计划，她初次苏醒时，杰里陪着她。但在计划之外的是，有个护士告诉她，她母亲在外面的走廊。
　　当时她想起来了，她想知道答案。
　　我走进去。
　　〃爸爸在哪儿？〃看到我，她低声说。
　　因为三个星期来的插管损伤到她的声带，她的低语几不可闻。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我强调他早就患了心脏病，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运，但现在运气用光了，这事故虽然突如其来，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她哭了。杰里和我都扶着她。她又躺下，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低声问：〃爸爸怎么样了？〃
　　我又说了起来。心脏病发作。病史。事故的发生让人措手不及。
　　〃但他现在怎么样呢？〃她的声音很低，努力想让我听清楚。
　　她只听进了突然病发那一段，却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又告诉她。到头来，我将会第三次告诉她，在另一个重症监护中心，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
　　事情的先后次序。
　　2004年1月19日，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人把她从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转移到十二楼的一间病房。2004年1月22日，她还是很孱弱，无法站立，得有靠背和扶手才能坐着，而且还因为在重症监护中心受到感染而发热。我们给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办了出院手续。杰里和我将她带回我的公寓，让她躺在她原来的房间的床上。杰里外出，按照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去给她配药。她从床上起来，想从衣柜里再拿一床被子，结果摔倒在地板上。我没力气把她抬起来，只得在那栋楼里面找人帮忙，这才将她抬回床上。

　　2004年1月25日早晨，她醒过来，依然在我的寓所；她胸口疼得厉害，体温也越来越高。当天她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被诊断出来患了肺栓塞，然后住进了该医院下属的米尔斯坦医院。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出院之前，曾拍过片。考虑到她在该院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持续了很久，这种病症当时完全可以预料得到，而不用等到三天之后长老会医院急诊室再次拍片才诊断出来。这我现在知道了，可当时并不知道。住进米尔斯坦医院之后，医生还给她的腿拍片，看看是否还有更多凝结的血块。医生给她服用了抗血凝剂，以免在让现有的血块溶解的同时产生更多的血块。

　　2004年2月3日，她从长老会医院出院，还在服用抗血凝剂。她开始了物理疗法，以恢复体力和活动能力。托尼、尼克、她和我共同筹备约翰的葬礼。葬礼举办的时间是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的四点钟，地点是圣约翰大教堂。也是在这个地方，当天下午三点钟，教堂的人依照计划，当着家属的面，将约翰的骨灰安置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葬礼之后，尼克在联合俱乐部安排了答谢会。最后，有三四十个亲人来到约翰和我的寓所。我生了火。我们喝了点饮料。我们吃了晚饭。金塔娜尽管还是很孱弱，但穿着黑色裙子的她在大教堂直挺挺地站着，吃晚饭的时候还跟她的表姐妹说笑。过了一天半之后，3月25日早晨，她和杰里打算飞到加利福尼亚，到马里布过几天漫步海滩的日子，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我鼓励他们这么做。我渴望看到她的脸庞和头发重现马里布的颜色。

　　隔日，3月24日，我在寓所中，独自一人。埋葬丈夫、照料女儿渡过难关的责任已经正式完成了，我把餐盘统统推开，第一次容许自己考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我给金塔娜打了电话，祝她旅途愉快。她隔日一大早就要飞走了。听上去她很紧张。她每次旅行之前总是很紧张。自童年起，她每次收拾行李总是担心丢三落四。你觉得我在加利福尼亚不会有事吧？她说。我说没事的。她在加利福尼亚绝对不会有事。实际上，到加利福尼亚去，将会是她新生活的开始。挂上电话时，我觉得清理工作室可能是我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开始做这件事。接下来一天，3月25日星期四，我多数时间继续在做这件事。那天很安静，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在想，我可能走进了一个新的季节。1月，我从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一个窗口见到东河冰封。2月，我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一个窗口见到哈得逊河开始解冻。如今是3月，浮冰已然消失，我已然完成该为约翰做的事情，而金塔娜将会身体健康地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天下午，时间一点点流逝（她的飞机应该着陆了，她应该乘坐一辆轿车，驶在太平洋沿岸的高速公路上），我已经想象她和杰里沐浴着马里布三月淡淡的阳光，漫步在海滩上。我在〃准确气象〃网站上输入马里布的邮政编码，90265。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太阳，最高温和最低温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觉得很满意，反正那天的马里布天气晴好。

　　那儿的山丘上应该有野生的芥菜。
　　她可能会带他去祖玛峡谷看兰花。
　　她可能会带他去凡杜拉郡海滩吃烤鱼。　　　　　　　　
　　她已经安排好某一天带他去阿珍·摩尔家吃午饭。她可能会重游那些童年的旧地。她可能会带他去看看我们为复活节的午餐捡海贝的地方。她可能会带他到蝴蝶飞舞的海边，她曾在那儿学会了打网球，她曾在那儿跟一个祖玛海滩的救生员学会了如何从浪尖中逃生。我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照片，是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拍的，马里布的阳光将她一头长发照得金黄金黄的。相框后面夹着一张蜡笔写的字条，那是在马里布时她有一天留在厨房的柜台上的：亲爱的妈妈，刚才你打开门的时候，那个跑开的人是我……小娜。

　　那天晚上7点10分，我正在换衣服，打算下楼跟住在这栋楼里面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我说〃7点10分〃，是因为电话就在当时响起。托尼打来的。他说他马上过来。我看了看时间，因为我跟人约了7点半在楼下见；但托尼的口气很紧急，所以我没有拒绝他。过去十五年来，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布列斯林患着一种无法确诊的血液疾病。约翰去世之后不久，她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疗法，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时不时需要住进斯隆·凯特灵纪念医院。我知道大教堂那漫长的一天以及后来和家人的相处损耗了她的心神。约翰正要挂电话，我阻止了他。我问是不是罗斯玛丽又住院了。他说不是罗斯玛丽，是金塔娜。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纽约时间7点10分，加利福尼亚时间4点10分，她正在UCLA医学中心进行紧急的神经外科手术。

　　8

　　他们下了飞机。
　　他们提取了共用的行李袋。
　　当时杰里提着行李袋走向租车处，在金塔娜前面穿越到达车道。他回头望。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怎么会回头看。我从没想过要问他。在我想来，那是一个你听到有人在说话然后听不到了所以你回头看的例子。生活瞬间改变。寻常的瞬间。她仰面躺在柏油路上。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她被送到UCLA。杰里说，在救护车中，她是醒着的，头脑清楚。到了急诊室她才开始抽搐和失去控制。一支手术队伍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