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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奇想的一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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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说，在救护车中，她是醒着的，头脑清楚。到了急诊室她才开始抽搐和失去控制。一支手术队伍开始行动。他们给金塔娜做了一次CT扫描。等到他们开始给她做手术的时候，她的一个瞳孔已经固定了。另外一个瞳孔在他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时就固定了。他们不止一次对我提起这一点，每次都在强调病情的危急和他们干预的关键性。〃当时有个瞳孔固定了，另外一个在我们推她进去的时候就固定了。〃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事态有多么严重。第二次我就知道了。施尔温·纳兰德在《我们如何死亡》中，提到他还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时，曾见到一个心脏病人的死亡，那人的〃瞳孔已经扩散，张得大大的，固定不动，显示他的大脑已经死亡，而且显然对光线再也没有反应了〃。也是在此书中，纳兰德医生说到有个病人在医院中心跳骤停，一支抢救团队几经努力，却终告失败。〃这些顽强的青年男女看到，他们的病人的瞳孔变得对光线毫无反应，然后慢慢变大，直到变成两个固定的极其漆黑的大圆圈。这个团队不情愿地停止施救……病房中弥漫着失败之后的丧气氛围。〃2003年12月30日，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救人员在我们客厅地板上看到约翰的眼睛时，他们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2004年3月25日，UCLA的神经外科医生在金塔娜眼中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极其漆黑？〃〃脑死亡？〃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看着一份UCLA当天所作的CT扫描的报告，依然晕了过去。
扫描显示右脑硬膜下血肿，伴随有严重出血的迹象。不排除有活动性出血的可能。血肿造成右脑显著的大面积损伤、大脑镰下疝和沟回疝，三脑室中线自右向左移位19毫米。右侧脑室几乎完全消失，左侧脑室出现卡陷的早期症状。中脑受到中等程度到显著程度的压迫，脑干周围池消失。后脑镰、小脑幕有轻微硬膜下血肿症状。脑额叶右下侧有轻微脑实质出血和前房出血症状。小脑扁桃体和枕骨大孔处于同一水平。头骨没有骨折症状。顶骨右部头皮大面积血肿。
2004年3月25日。纽约晚上7点10分。
她刚刚从医生说〃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的地方出来，现在又回到了那儿。
我当时只觉得事情依然无可挽回。
他们可能告诉了杰里，杰里还没打电话给我，他可能正在迫使自己吸收这个噩耗。
她可能已经在去往医院太平间的途中。
独自一人。在滑轮病床上。和一个推动滑轮病床的人。
我已经想象到这个场景，也想起了约翰。
托尼来了。
他把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接到杰里从UCLA打来的电话。金塔娜在进行手术。杰里在医院手术等候区的大厅之中（UCLA正在盖一座新医院，这一座年代久远，而且病人太多了），打手机就能找到他。
我们打电话给杰里。
刚刚有个外科医生走出来通知他手术的进展。手术团队现在〃相当有信心〃，能让金塔娜〃离开手术台〃，但他们无法预料手术后她的状态如何。
我记得当时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更加乐观的看法：那间手术室原来传出的消息是那个团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让她离开手术台〃。
我记得当时想理解〃离开手术台〃这几个字，可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活着吗？是不是他们说了〃活着〃但杰里没有说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记得自己心里想，她当然会〃离开手术台〃。
当时可能是洛杉矶时间4点半、纽约时间7点半。我不知道到这个时刻手术已经进行了多久。现在我知道了，因为那份CT扫描报告显示扫描时间是〃15：06〃，洛杉矶时间3点06分，也就是说她的手术才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拿出一本《航班指南》，看看当晚还有什么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洛杉矶。三角洲航空公司有一班晚上9点40分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班机。我正想打电话给三角洲航空公司，但是托尼说，他认为手术尚未结束，最好还是别去坐飞机。
我记得自己没有说话。
我记得自己把《航班指南》放在一边。
我给洛杉矶的蒂姆·鲁滕打了电话，请他到医院和杰里一起等待。我给我们在洛杉矶的会计吉尔·弗兰克打了电话。他自己的女儿几个月前在UCLA急诊室做了神经外科手术。他也说他会到医院去。
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我在厨房摆好了餐桌，托尼和我吃了一点从圣约翰大教堂回来后家人聚餐吃剩的红酒鸡。罗丝玛丽来了。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开始讨论，我们将讨论的内容称为〃计划〃。我们刻意使用了〃意外〃这样的词汇，好像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意外〃是什么。我记得给厄尔·麦格雷斯打了电话，问他我到洛杉矶能否住他的房子。我记得我说的是〃如果我需要的话〃，这也是精心编造的词语。我记得他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头：他第二天正好要坐朋友的飞机去洛杉矶，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午夜时分，杰里打来电话，说手术已经结束。他们现在要再做一次CT扫描，看还有没有出血的地方被他们漏掉。如果还在出血，他们会再进行一次手术。如果没有出血，他们会做进一步的治疗，在腔静脉植入滤片，阻止血栓进入心脏。纽约凌晨四时许，他又打电话来，说CT扫描表明血止住了，他们已经植入了滤片。医生跟他说起手术的情况，他把医生的话都告诉我了。我做了记录：
动脉出血，血从动脉喷出来，像喷泉一样，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没有血栓。
大脑被挤向左边了。
4月30日深夜，我从洛杉矶回到纽约，在厨房的电话旁边的一张日用品清单上看到这些笔记。现在我知道〃大脑被挤向左边〃的术语是〃脑中线移位〃，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隐隐觉得她的情况已经不妙了。五个星期之前的那三月的一天，我还以为我需要给金塔娜准备依云矿泉水、糖蜜、鸡汤和亚麻籽粉。
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
手术隔日早上，在去蒂特波罗机场坐飞机之前，我在互联网上查找了〃固定和发散的瞳孔〃的信息。我发现人们管这个叫〃瞳孔散大〃。我查看了波恩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系研究人员所写的一份论文的摘要。他们对99个单眼或双眼瞳孔散大的病人进行了跟踪研究，总体死亡率是75％。在过了24小时之后还活着的25％中，15％的情况属于格拉斯哥预后评级中〃效果不佳〃一项，另外10％则属于〃效果良好〃。我转换了这些百分比：99个病人中，有74人死亡。活下来的25人中，过了两年之后，有5人成了植物人，10人严重残疾，8人行动不便，2人完全康复。我还了解到，固定和发散的瞳孔意味着第三颅神经和脑干上部受损或者遭到压迫。接下来那几个星期，〃第三颅神经〃和〃脑干〃出现的频率远比我想听到的次数要多。
9
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种为难的感觉吗？
母亲九十岁那年，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她曾对我说她不怕死，但她不能死。〃你和吉姆需要我。〃她说。当时我弟弟和我都已年过花甲。
你不会有事的。
我在这里。
在UCLA的几个星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认识的人，不管他们是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有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才会有的思维习惯。他们绝对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们绝对相信手边拥有的电话号码、某位合适的医生、某个主要的器官捐赠者、某名能在州政府或者司法部帮忙的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些人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巨大。实际上，他们打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这一生中的多数时间，我也曾对自己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我母亲突然在突尼斯住院，我能够安排美国大使馆给她带几份英文报纸，让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巴黎和我弟弟汇合。如果金塔娜突然在尼斯机场碰到什么难题，我能够安排英国航空公司的某个人让她乘坐英航的班机到伦敦找她的表亲。然而由于我天生多虑，我总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总是担心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所无法控制或者处理的。一些终究会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终结。
金塔娜昏迷不醒地躺在UCLA时，我跟很多人聊过天，他们似乎都没有这种恐惧。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只需要了解清楚便能解决它。他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就能解决它。他们需要答案。他们需要〃预后〃。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预后。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有两种可能，我后来知道，这两种可能都是错的。一种可能是她摔倒了，摔倒造成的创伤引起血液流进她的大脑；她先前为预防血栓而服用的抗血凝剂有引发这种情况的危险。第二种可能是在摔倒之前，血已经流进了她的大脑，并导致她摔倒。服用抗血凝剂的人容易流血。他们轻轻一碰就淤血。血液中抗凝剂的浓度单位叫做国际标准化比率，它很难得到控制。血液必须每隔几个星期，有时候每隔几天，就进行检测。服用的剂量必须做出一些复杂的微调。对金塔娜来说，理想的国际标准化比率是2？2，上下波动不能超过0？1。飞往洛杉矶那天，她的国际标准化比率超过4。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发流血的浓度水平。我到了洛杉矶，和主刀医生交谈，当时他说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脑出血是摔伤造成的。其他几个和我交谈的医生则没有这么肯定。其中有个医生说飞行本身也会致使脑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出血。
我记得我一再追问医生这一点，我自己（不止一次）试图控制局面，得到答案。我在UCLA医疗中心咖啡馆外面的院子给他打电话。咖啡馆的名字叫〃医学咖啡馆〃。这是我第一次到医学咖啡馆，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咖啡馆最惹人注意的常客，一个秃顶的矮子（我想他可能是神经精神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病人，得到可以在周围走动的许可）。那人有一种强迫症，会在咖啡厅里尾随女性，不停地吐口水，说着诸如她太丑了、她太贱了、她真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之类的脏话。那天早上，这个秃顶的矮子正好一路跟着我走到院子里，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摔伤，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我们看到了。〃我想他是这么说的。这似乎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就算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那也绝对无法排除血管破裂在前并且引起摔倒的可能……但正是在医学咖啡馆的院子里，在这有个秃顶的矮子朝我脚下吐口水的院子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
这通电话，是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打的。我记得医生在电话中还跟我说了几件事情。
我记得他说她的昏迷可能会持续几天到几个星期。
我记得他说至少要再过三天，才有可能知道她大脑里面的情况。医生说他〃很乐观〃，但没法断言。接下来三四天之后，将会出现很多更严重的问题。
她可能会受到感染。
她的病情可能会转变成肺炎，可能会转变成血栓。
她的大脑可能会继续积水，那就得再进行一次手术。
我挂了电话，走进咖啡馆。杰里、苏珊·泰勒和我弟弟的女儿凯莉和罗莉正在里面喝咖啡。我记得在犹豫要不要把医生刚才提到的更严重的问题说出来。看到他们的脸时，我明白了，我没有理由不说出来：在我来到洛杉矶之前，他们四个人就已经在医院了。他们四个人早就听说了这些更严重的问题了。
十二月和一月间，金塔娜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呆了二十四个日夜，当时我在床边的桌子上摆了一本简装的《重症监护：一个医生的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翰·穆雷，他在1966至1989年间出任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肺病和重症监护分部的主任。《重症监护》逐日记录了穆雷医生在旧金山综合医院一段为期四周的日子。他当时是该院的主诊医生，所有的病人、驻院医生、见习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那段时间我每天和贝斯·以色列北院的医生打交道，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对我很有帮助。例如，我得知通常很难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拔管，也就是把病人的呼吸管拔掉。我得知拔管判断困难通常是因为重症监护中常见的水肿。我得知这种水肿通常不是潜在的疾病引发的，而是静脉输液过量的结果。静脉输液过量的根源是无法区分正常的水合状态和过度水合状态，这是一种诊断上的失误。我得知很多年轻的住院医生在拔管这个问题上，也会犯同一种诊断错误：因为后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倾向于过了插管所必须的时间才施行这项手术。
我学到了这些知识。它们派上了用场：不时试探着问几个问题，或者清楚地表达我的愿望。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积水〃了。（当然了，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的样子。）我搜肠刮肚地使用〃积水〃这个词。说出〃水肿〃时，我注意到医生脸色一沉。我还〃怀疑〃她如果积水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呼吸会不会更顺畅一点。（当然了，我不是医生，但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这样的。）我还〃怀疑〃如果她之前服用过利尿剂，是不是就不能拔管。（当然了，这是一种家居疗法，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像她这样，那么我会服用速尿灵。）有《重症监护》当指南，和医生的交谈显得直接而切中肯綮。我能够得知自己是否帮得上忙。每当医生把我前一天对他提出的建议应用到治疗中，我就知道我帮上了忙。
这次不一样。我在贝斯·以色列北院能够为水肿出谋划策，我觉得其中很荒谬的一点是水肿不是脑外科手术。这次是。当UCLA的医生对我说〃顶叶〃或者〃颞叶〃时，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大脑的哪个部位，更不用说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了。我想我能理解〃右额叶〃。我去了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我买了一本书，封面称该书〃概述了神经解剖学及其功能与临床应用〃，是一本〃优秀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参考读物〃。这本书的作者是医学博士斯蒂芬·瓦克斯曼，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神经学系主任，书名叫《临床神经解剖学》。我如愿以偿地翻阅到一些附录，例如〃附录Ａ：神经系统检查〃，可是当开始阅读书上的内容时，我想起的只有一次旅行的经历。那是在印度尼西亚，我没办法搞清印度尼西亚语的语法，看不懂这种使用在路牌、招牌和广告牌上的官方语言，结果迷了路。我曾经请教过美国大使馆的人，问他如何区分动词和名词。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这次看《临床神经解剖学》，我似乎又搞不清它的语法了。我把它放在比弗利·威尔郡酒店的客房中，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接下来五个星期，它将会一直呆在那儿。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纽约时报》还没有送到，我还不能靠玩它的填字游戏来暂时忘记痛苦，我就会继续看《临床神经解剖学》，但我连〃附录A：神经系统检查〃都看不太懂。起初我看的都是一些浅显的指示（问病人总统的名字，让病人从100每隔7个数字数到0），但过了几天之后，我的注意力好像集中在一段神秘的内容上。那段内容是用来测试记忆力和理解力的，附录A称之为〃镀金男孩的故事〃。瓦克斯曼博士建议将这个故事说给病人听，然后请他们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并解释故事的意义。〃三百年前，一个教皇举办了加冕仪式，有一个小男孩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天使。〃
这是〃镀金男孩的故事〃的开头。
虽然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病人可能会难以记清故事的细节（三百年前？扮演其中一个天使？），但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
下面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外表必须越华丽越好，从头到脚被包了一层金箔。小男孩生病了，为了他的康复，医生使尽一切办法，但没有揭掉致命的金箔，他没过几个小时就死了。〃
〃镀金男孩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想说明〃教皇〃是靠不住的吗？它想说明当权者普遍是靠不住的吗？它想说明医学是靠不住的吗？（请注意〃为了他的康复，医生使尽一切办法〃。）病人浑身不能动弹，住进这所以教学为主的医院的神经科重症监护中心，将这个故事讲给她听有什么意义呢？能得到什么教训呢？他们认为它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所以告诉病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吗？看来他们迟早会在某个早晨，全然不顾病人有什么感受，说出那个深奥的〃镀金男孩的故事〃。这就是整个摆在我面前的局面。我回到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想再找一些相关资料，但我翻阅了几本教科书，它们都没有提到镀金男孩的故事。我从纽约向西飞来时，身上只穿着深冬的衣服，所以我在这个书店买了几套蓝色的棉布医生服装。我当时凄然孤寂至极，竟然没有想到，身为一个病人的母亲，穿着蓝色的棉布医生服装在医院出现，会被人当作是一种不得体的举动，会惹来别人的侧目。
译后记
琼·狄迪恩（Joan Didion）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杂文家，她1934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郡望为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祖上先迁居美国东部，随后又到美国西部拓荒。她父亲的曾祖父是第一批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拓荒者，传到她已经是第五代了。她的父亲弗兰克·瑞斯·狄迪恩是一名军官，二战期间在部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童年时代，狄迪恩曾随着父亲到科罗拉多州和密歇根州的军事基地生活。他们一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回到了萨克拉门托定居，琼·狄迪恩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且直到1956年大学毕业才离开加利福尼亚州。
童年的生活对琼·狄迪恩的个性和成年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狄迪恩一家信仰圣公会，父亲是军官，母亲在银行工作，两人都非常开明。〃在我们家的人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既不受人打扰，也不打扰他人。〃〃The
Art of Fiction： Joan Didion〃， Paris Review， No。71， 1978，
p。17。在这样一个家庭，她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独立的性格使她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小时候开始写一些故事，但她憧憬的不是当作家，而是成为演员。后来她发现演员和作家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作家能够计划自己将要做的事，演员却不行，演员只能等待别人来跟他说要做什么事情。她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
20世纪40年代末期，年将及笄的琼·狄迪恩入读萨克拉门托的麦克拉奇高级中学。念中学期间，为了练习打字，她曾用打字机一字一句地将海明威的几部作品打了出来，并从中揣摩写作技巧。
1952年，狄迪恩入读加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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