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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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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于张四维，论资历三个人中数他最老，嘉靖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从知县做到巡抚，臬台藩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有政声。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职，原也存了让他人阁的意思。但他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所作所为却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最不满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与二儿子嗣修二人参加，敬修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八十名开外，更惨的是，嗣修还名落孙山。虽然事前张居正就会试事一再叮嘱张四维要秉公持正，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其实张四维一直有心照拂，但惮于张居正防微慎独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但他看准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物的张狂劲儿，硬是把他做出的一张花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让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尽管这一处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而不惜招来物议，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第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四维为了能早日人阁，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李伟两人的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祖上经营盐业而积下巨额财富，他根本用不着贪墨，家中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打通关节。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差不多已将提拔张四维的念头打消了。但是，“棉衣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第一个感到紧张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而是蓟辽总督王崇古。在当朝那些以文驭武的进士出身的总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数谭纶、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人。当初杨博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到底该由谁来接替他。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一个折衷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不同的是，谭纶坐的是实职，总揽全国军事，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排，三人都皆大欢喜，因为谭纶年纪最大，他一旦致仕，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的，就数他王崇古。但异数难料，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知“棉衣事件”突然爆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的生意当作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
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上折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不知如何敷陈。尽管这笔生意是李伟主动跑上门来要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他。设若自己咬牙把这责任承担下来，岂不是伸着脑袋让人砍？常言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现在用来比之于王崇古，庶几近之。
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居正也感到非常棘手。平心而论，他对王崇古的才干十分欣赏，这位文帅同殷正茂一样，从里到外透露的都是一股子精明强干的循吏作风，而绝无半点迂腐空谈的清流习气。他之所以建议戚继光到御前告状，原也只是想借此治一治外戚集团的头号人物李伟，这想法同他今年夏天呈给皇上的《请裁抑外戚疏》如出一辙。如此一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崇古势必受到冲击。目前情势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再不可能由他来接任兵部尚书。这种结局虽是王崇古咎由自取，但张居正毕竟不愿意由此而让王崇古背上心理包袱，甚或一蹶不振。如果这样，朝廷将损失一位难得的能臣良吏。打击贵戚为的是惩治腐败，搬开阻挡万历新政的绊脚石，绝不是为了剪除异己自毁长城。为朝廷留一个人才，无异于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谋一份福祉。
基于这等考虑，张居正已在暗自寻求一种解决之途。正在这时候，李太后要他增加阁臣，他思虑再三，决定推荐张四维。尽管在小皇上主持的廷推中，有人还是觉得申辅时最合适，但他坚持己见，列举了推荐张四维的六条理由。但有一条理由他一直没说出口，却是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嫡亲外甥。
这一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高官大僚没有几个不知道张四维与王崇古的舅甥至亲关系。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举朝皆惊之时，张四维却能不受王崇古的牵连而荣登阁臣宝座，这一举措，令那些循常例推断朝局揣摩首辅心志的老官僚们，一个个如堕五里雾中。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王崇古与张四维舅甥二人，对张居正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彻底翻了个个儿，由猜忌、怨恨与沮丧变成了自愧、仰慕与感激涕零。
张四维入阁之后，严格遵守小皇上御旨与李太后的懿旨：“随元辅张先生入阁办事。”一个“随”字，便把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定得清清楚楚。任何事情他都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方可定夺。因此，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刑两部的章奏封驳一应事宜，然而他恭敬而逊，顺上为志，不敢有一星半点的私意。
却说张居正步入内阁见张四维的值房门开着，正自猜疑问，张四维也闻声走出了值房。他见首辅正朝里头走，连忙拱手一揖，笑道：
“首辅，今天除夕，也不在家歇着？”
张居正还了一礼，反问道：“你不也来了么？”
“邵大侠一案虽然已经处理，但尚未结案。昨日，下臣从刑部调来该案卷宗，还想再看一看。”
“啊，你可有新的想法？”
张居正极有兴趣地问，随即让张四维来到他的值房，张四维坐下后，禀道：
“那个邵大侠已死，棉衣事件按理可以结案，但胡自皋尚未处置，现仍羁押在扬州漕运大牢里。“
“你调刑部卷宗看什么？”张居正问。
“看胡自皋的谳审笔录，”张四维说着看了看张居正的脸色，审慎言道：“自胡自皋收监之后，外头舆论很大，说冯公公是他的铁后台。如今元辅批示抓了胡自皋，是不是要查冯公公的问题。”
“外头这些滥言不必听它，缉拿胡自皋之前，不谷专为此事向冯公公作了通报，冯公公也是同意的，”张居正向张四维解释，接着问，“胡自皋谳审时说了些什么？”
“他一再辩解自己与棉衣事件无关。”
“他不是批了盐引给邵大侠么？”
“他说这是邵大侠设局诳他，不得已而为之。”
“他没有攀扯冯公公？”
“没有，一个字也未提到。”
“这一条滑泥鳅，倒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张居正眼中掠过一丝失望的神情，思虑了一会儿，又问，“能给胡自皋定罪的．究竟有哪些？”
“有人证物证，能够落实下来的，他实实在在贪墨了九万两银子。”
“这么少，你信么？”
“咱也不信，但也没有办法，”张四维叹一口气，蹙着眉道，“南京刑部已派员抄了胡自皋的家，除了家中细软值钱物件，能折出三万多两银子，实际的现银也只有三万多两。”
“他早就转移了，还等着你去抄家？”张居正抢白一句，又问，“户部尚书王国光可知晓这些情况？”
“他看过卷宗，他也不信胡自皋的贪墨只有这个数。”
“就这个数，也可治以重罪。”
“问题是……”张四维欲言又止。
“是什么？”张居正抬了抬眼。
“昨天，冯公公让人给下臣捎了个话儿，他说，对胡自皋的惩处，虽然没有死罪，但活罪不能轻饶。”
“嗬，冯公公真会说话儿，”张居正嘴角泛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对胡自皋要严惩，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命。”
“是呀，因此下臣今日再把胡自皋的卷宗调来一阅，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然后再向首辅禀报，看究竟如何处置。”
“若想重惩一个贪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张居正喟然长叹，他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接着说，“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依冯公公的话，活罪不能轻饶，将胡自皋家产充公，个人流徙三千里戍边，永不准开籍回乡。”
“是！”
张四维领命退出。张居正独自坐在值房里，正想着“棉衣事件”的始末缘由，忽听得门口有人怯生生喊了一声：
“首辅大人。”
张居正抬头一看，见是积香庐主管刘朴，便示意他进来，盯着他问：
“你怎么来了？”
刘朴满脸惊慌，跪下禀道：“启禀首辅大人，玉娘不见了。”
“你说什么，”张居正霍地站起，迭声问道，“你说玉娘不见了，她去了哪里？”
“她昨日下午下得楼来，说是要去街上看看，小的也不敢阻拦，就让她去了，谁知她一去不返。小的派人四下寻找，至今也没有下落。”
刘朴跪在地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张居正又气又急，朝他一跺脚，吼道：
“还不快起来，去积香庐。”
大约半个时辰后，张居正匆匆忙忙来到了山翁听雨楼，一路上他直跺轿板要轿夫赶快。众轿夫哪敢怠慢，一路上如箭狂奔。等到了积香庐，一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都快要瘫下了。张居正蹬蹬蹬抢步上楼，一把推开玉娘的寝房，只见琴筝宛然，香奁依旧，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玉娘！”
张居正大喊一声，寝房中回声荡漾。他用鼻子使劲嗅了嗅，仿佛闻到了玉娘身上的那股子特有的香味。“玉娘！”他又轻轻地呼唤了一声，回答他的，只有虚空中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他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他记得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是三天前。玉娘仍对他嫣然而笑，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任性撒娇。自那次他失手打了玉娘一巴掌后，玉娘的性格就有些改变了。尽管他一再地向玉娘赔礼道歉，玉娘也宽宥了他，并且抚琴作诗蕴藉缱绻一如往昔，但细心的他，仍能觉察到玉娘深藏于心的些许惆怅。她对镜梳妆临风凭栏的迷茫情绪，更引起了张居正对她的百般疼爱。他知道两人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对玉娘是一种伤害，他正准备选择佳期，正式纳玉娘为妾。然而，他还来不及把这个决定告诉玉娘，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儿，突然间就离他而去，消失得无影
无踪。
张居正的心被痛苦紧紧攫住，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梳妆台前，这才发现脂粉盒下，压着一张彩笺。张居正小心把它拿起，上面写了几行字和一首诗：
老爷：奴婢今日得知，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以奴婢之红粉痴情，实
难感化老爷铁石心肠。奴婢去矣，和泪写小诗一首，聊表奴婢寸断之柔肠：
凄风苦雨恨绵绵，
此去奴家泪不干。
鸳梦一朝成往事，
难将恩怨说前缘。
看罢这张笺纸，顿时间，张居正眼前一片茫然，两颗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溢了出来。
第二十三回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昕，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折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轿马佚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
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一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订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折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例的例子有：大理寺卿赵悖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身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折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折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你的折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份弹劾折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折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可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格登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人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代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孑L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扛鼎拔山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竞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
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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