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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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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十岁左右年纪,生得矮小清峻,此人名叫艾穆,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人,三十五六岁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名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轿子都在天香楼门口落了下来,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噼噼叭叭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呛得艾穆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磨旋儿,十几个小孩一边拍巴掌一边齐崭崭儿唱道:
老爷升官——喜呀!
开府建衙——喜呀!
瓜伞开路——喜呀!
八面威风——喜呀!
艾穆一听就知道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一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口,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此时艾穆虽然心情不佳,仍然从袖筒里掏出一把铜板赏了。
在店伙计引领下,艾穆与沈思孝两人上得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房里先已坐了五个官员,都是翰林院一班词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侍读赵志皋,张位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翰墨场中很有一些名气。艾穆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惟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艾穆当年以乡举被荐用为阜城教谕。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后来考取了进士,更有一个名叫赵南星的人,竞高中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艾穆由此声名大噪。万历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自来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词臣们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今天下午,吴中行下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餐叙。他早就听说翰林院词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
吕调阳的事,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践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道:
“和父兄,你终于到了。”
“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揖,所以散班迟了,”艾穆朝在座诸位拱手一揖,笑着说,“翰林院的俊彦都到了,请问谁请客?”
“我。”吴中行答。
“为何请客?”
“为首辅守制的事。”
“啊?”
艾穆一怔,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孝说:“纯父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
沈思孝与在座的赵志皋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词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因此答道:
“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也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
“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
吴中行说罢,邀大家人席。不一会儿,各色菜肴一景儿摆了上来。这天香楼精于制作关外大菜,招牌菜是红烧熊掌和烤乳羊。眼下大盘大碗珍馐满席,特别是那一盆煨得烂烂的熊掌和那只烤得油腻腻肥嫩嫩的乳羊,更是热气腾腾馋得大家直吞口水,吴中行让店小二离房出门,自己亲执酒壶给大家斟满了一杯酒,言道:
“这第一杯酒,咱们敬一个人。”
“敬谁?”沈思孝问。
“老天官张大人。”吴中行陡然神色黯淡下来,负疚地说,“张大人拒不上折劝说首辅夺情,气节可嘉,高风可仰。可是,我们那天去吏部却错怪了他。昨日,皇上谕旨让他致仕,朝中部院大臣中,又少了一位清望人物,岂不令人痛心,来,这第一杯,我们敬他。”
吴中行拿起酒杯一举,大家依他的意思,都一仰脖子干了。艾穆放下酒杯,问邻座的赵用贤:
“汝师兄,听说左都御史陈瓒,倡议六部合折挽留首辅,可有此事?”
“你这已是过时的消息,”赵用贤放下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回道,“这陈瓒受了李义河的撺掇,想联络部院大臣一起上折挽留张居正,但却没几个响应的。不是部院大臣都像天官张瀚这般有气节,而是他们中像王国光、王之诰等,都是张居正的密友,出来说话不方便。但也用不着他们了,今天下午,御史曾士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谟慰留的折子,已送进了大内。”
乍一听这消息,艾穆鼻子一哼就变了脸,切齿骂道:“这些士林败类,竞弃国家纲常伦理而不顾,争以谄谀为荣,真把人活活气死。”
在同僚中,艾穆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座的赵志皋脾气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这时趁机说道:
“和父兄,首辅张大人这几年整饬吏治,改革赋税,惩抑豪强,实有功于社稷。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你和首辅是湖广同乡,难道楚狂人,都是如此行事?”
艾穆答道:“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许圉师的女婿,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敝乡的大不幸。但若具体说到当今首辅,楚狂人他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韩之学,法峻义薄,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
艾穆话一停,作东的吴中行又劝大家饮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才又接方才的话头说道:
“和父兄的话言之有理,咱们这帮小虾官,都无缘当面聆听首辅纵谈国是,听说你和父兄曾受到过首辅的单独召见,可有此事?”
“有。”
“首辅究竟是何等样人,能否说给咱们听听?”
艾穆听罢此言,半晌不吱声。因为那一次会见,他实在不愿意再提。
话说万历二年冬天,鉴于各地奸盗猬起,剽劫府库臧害百姓的案件屡有发生,张居正便请得圣旨实行严厉的“冬决”。所谓“冬决”,就是把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前后处以凌迟或大辟等极刑。圣旨规定每省“冬决”不得少于十人,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知道各省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家信徒,讲求厚生好养之德,纵然面对犯下天条按《大明律》必须斩决的罪犯,也往往会动侧隐之心。不求“杀无赦”,但要造七级浮屠,这几乎是官场上的普遍心理。张居正非常厌恶这种伪善人,为了让“冬决”能够切实按他的意图施行,遂决定从两京刑部抽调若干精明官员分赴各省监督此事的实施。到了年底,各省斩决犯人汇总上来,超过了三百人。对这一数目,张居正仍不满意。他平日留意各省刑情,知道该杀的人犯远不止这个数。但就是这个数,亦超过了隆
庆时代六个年头“冬决”人犯数额的总和。须知这次大规模的“冬决”,也是张居正费尽心机才得到的结果。当他说动刑部尚书王之诰上折,提出大规模冬决的方案时,李太后第一个反对。她一心向佛,早就在一如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开释下,涵养成菩萨心肠。她不同意杀人,甚至提出完全相左的方案,取消今年的冬决。原因是万历小皇帝初初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张居正在廷对中,力陈不可。原因是整个隆庆朝因各府州县官员懈于政事,积案太多。若不用重典,则匪盗猖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大赦,无异于姑息养奸,天下大治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李太后虽然不情愿,但无法驳倒张居正,只得颔首同意,于是才有同意刑部公折的御旨颁发。按理说,去年“冬决”的结果令人满意,但在各省上奏的折子中,张居正发现陕西省只斩决了两名囚犯。而在以往的邸报中,张居正知道陕西省属于大案重案多发地区。为何匪情猖獗之地被斩决的犯人反而最少?张居正命人查究此事。据刑部禀报,前往陕西督察此事的是刑部员外郎艾穆:对于这个艾穆,张居正早有耳闻,知他学问人品都好,便趁去年京察之机,将他从国子监教谕任上升调到刑部,他虽然给艾穆升了官,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因此决定将他召来一见,要当面问个究竟。
当艾穆应约走进首辅值房,张居正犀利的目光扫过来,逼得艾穆低下头去。张居正劈头问道:
“让你去陕西办差,办得如何?”
艾穆愣了愣,他听出首辅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不满意,便怯生生答道:“启禀首辅大人,卑职前往陕西督办冬决,没出什么差错。”
“没出差错,为何只斩决两人?”
“只有两人犯罪凿实,罪当斩决。人命关天之事,卑职不敢胡来。”
艾穆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他想起去年冬月间在长安的那一个月,每日里查阅卷宗,提审人犯,最后定下斩决两人。这两名人犯,一个与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后毒杀妇人之夫;另一个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下多起命案。当他说出想法时,陕西道御史王开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提着嗓门问道:“两个?只决两个,艾大人,这怎么行?”“为何不行?”艾穆反唇讥道,“就为刑部咨文要加额斩决,是不是?”“是呀,不单刑部咨文,御旨批复口气尤为严厉,我辈执事之人,不说多杀,至少也得满额才是。”艾穆冷冷一笑,回道:“王大人,人命非同儿戏,人的脑袋也非丝瓜黄瓜,摘了一条还可长出一条来。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审决人犯,亲自过堂的也有好几十人,认真勘查下来,只有这两名人犯,合当斩决。”艾穆说话口气不容置疑,王开阳虽然觉得他占了理儿,但依然不敢附和,便指了指面前的卷宗,说:“其实,该杀的人犯还有一些,依我看,还不只十个。”艾穆看透了王开阳的心思,若不如额决囚,恐怕上峰怪罪。便道:“下官的意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王大人不要担心,我官职虽微,但毕竟是京城下来的督办,倘若此事上峰追查,一应责任由我承担。”由于艾穆的坚持,陕西决囚便得了个全国倒数第一。昨天刑部通知他今早来内阁参见首辅,他估摸着肯定就是为这决囚事,内心中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张居正眼见艾穆瘦削的脸上泛着青色,就知道这人是个犟性子.加之长期清供教席,难免沾上酸腐的清流之气。他决心杀杀这位“才子”的傲气,便指着案头上的一本“考功簿”说:“艾穆,你同陕西壬开阳御史的谈话,都在这考功簿上记录在案。”
“卑职知道。”艾穆瞅了一眼考功簿,态度不卑不亢。
却说这“考功簿”也是张居正的一大发明,他自隆庆六年六月接任首辅,到万历元年,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职,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眼下,张居正一面翻着手中这本深蓝封皮的“考功簿”,一面说道:
“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奸宄之人甚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本希望你恪尽职守风宪一方,谁知你仍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妇人之仁,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要办砸,嗯?”
张居正字字如火,灼得艾穆脸色燥赤,但他心里头不服气,小声嘟哝道:“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审阅几百件案宗,实在该杀的,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张居正一声冷笑,把考功簿朝案台上一掼,斥道,“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等省,都杀了二十多个,他们都在滥杀无辜?”
“卑职没有这样说,但陕西实在只有两个!”
“你口口声声只有两个,但王开阳的奏折中,该杀的却有十七个。”张居正从文案上拿起一份奏折,在艾穆眼前摇晃。很显然,王开阳为了推卸责任,已上折告了他的刁状。
“在这件事上.卑职与王大人是有分歧,卑职窃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冬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
艾穆虽然对首辅存在敬畏之心,但仍嗫嚅着说出自己的观点,他这段话实在有点离谱,张居正听了气得把案桌一拍,厉声喝道:
“放肆!”
艾穆看到首辅已是盛怒,慌忙滚下椅子,在地上跪了。张居正本想看在同乡份上,让艾穆去刑部多加历练,以备日后重用,现在看来希望落空。他盯着低头长跪的艾穆,斥道:
“陕西该杀之人,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十七个,更不是你所说的两个!陕西乃边关省份,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是与各番邦的茶马交易,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合该凌迟处死!”
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也是事出有因。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整饬吏治已是初见成效。万历二年一开头,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政改革上。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朝廷收入,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如何紧缩开支,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艾穆哪知道首辅的心思,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这种人是不少,现陕西大牢里还关有一些,只是这些私贩都是好利之徒,不当死罪。”
“不当死罪,你这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嗯?”张居正伸手一指,口锋愈加严厉,“按《大明律》,凡私茶出境,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全家五千里外充军,货物入官。洪武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两万斤茶叶,被皇上赐死.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这样的大事,你这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你回去好好读一读《大明律》,不然,法律不申,你还满口有理。”
对于张居正的痛斥,艾穆心下不以为然。他是个好学之人,一部《大明律》早读得滚瓜烂熟。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贩私茶赐死一事,他也知道整个过程。洪武一朝,私下进行茶、马、盐交易者,处死何止千人。只是自洪武大行,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茶马盐私贩愈演愈烈,这些人巧取豪夺,一夜骤富,再拿钱来买通官府,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几成风气。有时候,一些清正的地方官或纠察御史也会就此事上折请求皇上严惩,皇上也批旨查办,终因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嘉靖、隆庆两朝,没有一个贩私者被处以极刑。所以,《大明律》中关于贩私条款,虽然没有删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艾穆就任刑部主事以来,对这些典故都作过悉心研究。从内心讲,他对走私贩私牟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认为这些贩私者并未杀人害命,故不应以死罪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他讷讷答道:
“首辅大人,贱官虽然愚钝,但《大明律》还是烂熟于心。若按《大明律》,陕西决囚,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十七个,恐怕一百七十个都不止。”
“你明白了?”张居正脸色稍改。
“贱官明白,”艾穆由于刚才跪得太急,膝盖生痛,这会儿稍稍挪了挪,接着答道,“只是《大明律》与眼下国情有所不符。”
张居正一怔,问道:“哪些不符?”
艾穆侃侃答道:“我大明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于贪名、贪利、贪官、贪色者,一律予以严惩。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躁急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洪武皇帝用的是重典。在此情之中制定的《大明律》,不免过于严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规定,民间百姓不许穿绸披缎,不许穿短勒靴,胆敢犯律者,卸去双脚。当时南京城中,有三位少年穿的裤子,因为在裤腿上用红绸滚了一道边,被人告到官府,洪武皇帝亲自批旨,将这三位少年都捉去砍去了双脚。如今,满街百姓子弟都穿着彩绸滚边的裤子,如果用《大明律》来定罪,别处不说,单说京城,恐怕有一半的青年人都会被砍掉双脚。首辅大人,《大明律》这一条款,还能执行吗?”
艾穆自恃占理,因此引经据典直率爽气地坦陈一番。张居正瞧着他摇头晃脑如同在课堂上讲授“子日诗云”,心里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张居正看来,艾穆所举的例子,貌似有理其实不靠实,与贩私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是个风俗之事。而贩私则不同,它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孰重孰轻,略略权衡便知。可是这个艾穆偏要钻牛角尖,一席话把张居正顶到南墙上。张居正沉住气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垂下眼睑略一沉思,问道:
“艾穆,前年胡椒苏木折俸,你拿了几个月?”
“回首辅大人,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三个月。”
“拿多少?”
“这个……”艾穆偷偷窥了一下张居正铁青的脸,回道,“同那个上吊而死的童立本一样,两斤胡椒,两斤苏木。”
“哦,那三个月日子好过吗?”
“不,不好过。”
“你知道,为何要胡椒苏木折俸?”
“太仓里没有银两。”
“太仓为何无银?”
“赋税累年积欠所致。”
“这些你都知道嘛!”张居正口气中明显透着揶揄,“朝廷一应用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赋税!你们这些官员衣食来源靠什么?靠的是俸禄。朝廷是大河,官员们是小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岂不干涸见底?”
张居正说的都是常理,艾穆焉能不懂?他在心里思忖:首辅大人怎么突然转了话题儿,不谈决囚事却谈起了财政?因此硬着头皮回道:
“贱臣听说,听说累年积欠也很难追缴。”
“是呀,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张居正瞧着艾穆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道,“积欠是一回事情,赋税流失又是一回事情。就拿陕西来说,洮州、河州,还有西宁等处都设了茶马司,直属户部管辖。洪武时期,这三个茶马司每年税收高达六十多万两银子,后来每况愈下,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
“贱官不知。”艾穆老实回答。
“才二十多万两!而茶马交易规模,却是比洪武时期大了两倍,为何交易大增而税收大减?一方面是茶马司官员收受贿赂执法不严,更重要的,便是走私贩私日益猖獗。此风不禁,朝廷财政岂能不捉襟见肘?太仓岂能不空空如也?为扭转这种颓势,对走私贩私之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无赦!”
张居正嘴中吐出最后三个字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在艾穆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他被震得浑身一哆嗦,怔忡有时,才勉强答道:
“首辅大人高屋建瓴,剖析明白,贱官听了如醍醐灌顶,只是,只是贱官觉得……”
“觉得什么,讲清楚。”
看到艾穆难以启齿,张居正从旁催促。艾穆突然觉得嗓子眼冒烟,他干咳了几声,答道:
“贱官明白首辅大人的意思,对那些走私贩私之人,一律格杀勿论。”
“正是,”张居正又瞟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继续说道,“去年冬季决囚,虽然杀了三百多人,但都是江洋大盗,奸抢掳杀之徒,而抗税之人,走私贩私者,却没有处决一个。这与皇上旨意相悖甚多。艾穆,你再去陕西,对关押在大牢里的走私贩私者,再行审决,有多少杀多少!”
“首辅大人,贱官恐难从命。”
“为什么?”张居正瞪圆了眼睛。
艾穆缓缓答道:“贱官对于趋利逐财之徒,也是深恶痛绝。但痛恨归痛恨,秉法归秉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贱官陋见,我万历皇帝初承大统,宜施仁政,威权不可滥用。何况嘉靖隆庆两朝之积弊,不可能在一夜间全都解决。欲速则不达,此行政之至理也。走私贩私者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宜加疏导。洪武皇帝当年针对广平府尹王允道建议,就磁州铁矿征税一事亲下御旨,批道:‘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关于利在朝廷还是利在百姓一事上,洪武皇帝此段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贱官建议……”
说到这里,艾穆突然打住。因为他发现张居正两道剑眉已是蹙到一处,额头上突然暴起的青筋,看上去就像几条蠕动着的大蚯蚓,他顿时感到背心上阵阵发凉。
眼见这个蕞尔小官竟然如此放肆,不仅仅是冒犯,竟还敢教训!张居正早已是一腔怒火煮得熟牛头。若艾穆不是搬出洪武皇帝的御批来,张居正早就恨不得一茶杯掷了过去。他今天找来艾穆,本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返陕西将功补过。现在他对这位小老乡的恻隐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他觉得与这种酸腐的清流谈国事无异于对牛弹琴,心中作了这样的判断,也就强压怒火,冷冷说道:
“刑部堂官王之诰说你老成持重,办事果断,还举荐升你为员外郎,却不知你如此食古不化。罢罢罢,我看你也学不了班超,做不了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大事,你还是回去反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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