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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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乏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