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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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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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