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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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第五章　策划“一月革命”
　　“先斩后奏”于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