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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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返回上海“摘桃子”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一位“小学生”讲毕，另一位“小学生”上台，姚文元重复着张春桥的调调。
　　也照当时的传单摘录于下：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