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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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于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那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着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
　　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
　　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三百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一百万字！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据游雪涛自云，那三百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
　　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傈阳。一天，两个三十五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潥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敌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他俩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潥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然听说潥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
　　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
　　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当成了不可多得的“炮弹”，送到游雪涛手中，而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不久，叶剑英晤外宾来到上海。叶剑英成了“扫雷纵队”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扫雷》简报频频编发，不断向张春桥密报，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
　　紧接着，“扫雷纵队”又扫到一颗重要的“地雷”：
　　这颗“地雷”，是在上海一所不大的学校——化工某校。校党委书记，是一个深知张春桥历史的人。他，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张春桥在自己的“简历表”中写及的那个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吴成志，亦即宋振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的组织者。这个非法组织成立不久，被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去，宣布解散。张春桥所谓“入党”，是入这个“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宋振鼎在学校里受到审查。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谈到了他曾介绍张春桥加入这个非法组织。
　　该校专案组获知张春桥这一历史问题，向“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写了报告。这报告，落进了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
　　张春桥大吃一惊，下令“扫雷纵队”前往扫雷。
　　擅长于“上挂下联”的游雪涛，居然查出化工某校的专案组“背后有一双黑手”！
　　因为专案组中某人的父亲，“与叶剑英关系非常密切”！
　　这还得了！那个专案组的六名成员，马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遭到了反审查，蒙冤受屈达八、九年之久……
　　遵照张春桥的叮嘱，“扫雷纵队”曾秘密监视高“244”并不太远的一幢小楼。
　　那幢小楼的女主人，深居简出，在上海鲜为人知。不管“文革”浪潮怎样卷过来、翻过去，那幢小楼依然安安静静。
　　然而，来自“扫雷纵队”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张春桥，而且当张春桥转告江青时，江青也很当一回事：小楼门口，常常停着一辆小轿车，从车号判断那是上海警备区的……
　　小楼的女主人究竟是谁？
　　贺子珍——毛泽东的前妻！
　　对于江青的心态，张春桥一清二楚。早在一九六四年中秋节，“女客人”来沪。
　　在中秋晚会上，上海文化局安排的节目单上有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余红仙的评弹新曲《蝶恋花》。张春桥看到节目单，立即把《蝶恋花》一笔勾去。市文化局哪知其中原因，张春桥怒斥道：“还问什么？这还用问？！”因为“女客人”要出席晚会，虽然《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词，但那是为思念杨开慧而写的，唱给“女客人”听，岂不是自讨没趣……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二十多期简报，五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律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
　　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
　　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九十七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
　　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义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于部挨整。
　　‘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
　　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