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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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于，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地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日“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噏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工、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
　　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无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问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度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问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问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五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革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并列的形式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员大将也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
　　因为毛泽东批评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个秀才成了炮制这一口号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炮口再度对准张春桥
　　物理学上有一条这样的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不只适用于物理学。张春桥的高压政策、倒行逆施、待务统治、残酷迫害，骑在上海人民头上拉屎撒尿，那强人的反作用力早已形成。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以仅仅两小时的时差，被张春桥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用“工总司”压了下去。
　　十五个月过去。如同本文开头所写——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
　　《文汇报》突然成了脱缰之马。在“一月革命”中“新生”的《文汇报》，本来成了张春桥的手中的舆论工具，这天却甩离“张春桥轨道”，成了炮打张春桥的“舆论大炮”。
　　这天的《文汇报》，打的是“拐弯炮”。今日的年轻人，倘若重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文汇报》，会如坠云雾之中。那是在特殊年代用特殊方式进行的“炮打”。在第三版，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忽然来了这么五个“誓死保卫”，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哦，“注释”就在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这年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
　　《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不知内情者，把《北京日报》的社论读了一遍，仍不得要领。
　　当然，当然，如果把《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传单《十个为什么？》读一遍，那就会明白一些：
　　一，最近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什么新华社不发报道？
　　二，《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什么一连三个月不转载、转发上海的社论？
　　二，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之后，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来自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前几天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里（引者注：江苏省“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三月二十五日见报），张春桥的名字为什么放在最后，又不加“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
　　五，北京“三·二四”会议，为什么姚文元不让驻京办事处把消息捅到上海？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六，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引者注：即“红色造反纵队”的简称）为什么在沪特别吃香？他们公开反邱会作（引者注：邱会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为林彪死党），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上海市革委会为什么没人去碰一下？
　　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杜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
　　八，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了“邱会作”？
　　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
　　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康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这份《十个为什么？》传单，当然要比四月十二日《文汇报》说得明白得多。
　　不过，“三·二四”是什么样的会议？“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又是怎么回事？跟张春桥又有什么关系？
　　事情的突然爆发，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发布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项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当天夜里，余立金被捕。杨成武、傅崇碧遭软禁。
　　当时，杨成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是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对于“杨余傅”的“批判”，在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七日，又升级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十万之众，倾听着“中央首长”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说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登台，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陈伯达这位“哲学家”，着眼于事物的“彼此联系”，作了如下推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
　　你看，陈伯达一下子就把杨余傅、王关戚、刘邓陶串连在一起。
　　康生主管组织大权，此人最擅长于“揭老底”。他仿佛忘了王、关、戚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却翻出了陈账烂芝麻：
　　“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成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您的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瞧，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您平易近人！有善于诱导的作风。’……“
　　康生的话，令人大惑不解。既然王力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关锋、戚本禹给彭真的信写于一九六四年，你康生怎么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揭老底”呢？
　　江青呢？她扮演了一个“受蒙蔽”的角色：
　　“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被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的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上海市民议论纷纷。经过将近两年的“文革”锻炼，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这样再次大动荡的时刻，岂不是揪出张春桥的良机！
　　于是，《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中提出的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马上在上海产生了反响。人们巧妙地把这句口号移用到张春桥身上：张春桥就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借助于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超手法，上海街头陡地冒出一批大字标语：
　　“揪出杨、余、博的黑后台！”
　　还有的标语真微妙，特地加了“上海”两字：“揪出杨、余、博在上海的黑后台！”
　　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明白，这“上海的黑后台”指的是谁。
　　张春桥哭笑不得。派人去撕标语、覆盖标语吧，这不就等于自己承认了是“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由它去吧，这些大字标语把上海闹得满城风雨，他成了人们暗中议论的中心话题。
　　正因为这样，四月十二日，当《文汇报》突然转载了《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怒潮，磅礴于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张春桥的“老底”被人揭穿，在张春桥的脚下响起一声炸雷。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多少年来，一直用浓发遮盖着的张春桥头上的这块癞疤，被用大标语、大字报公诸于睽睽众目之前……
　　林彪救了张春桥
　　永福路三四四号。四月十二日清早，“扫雷纵队”全体紧急集合。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春桥同志！”
　　在领着呼喊了口号之后，游雪涛沉默了半晌，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用低沉的声音发表“训话”：
　　“同志们，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到了！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敬爱的春桥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春桥同志，我们要豁出去厂！”
　　稍停一会儿，他拿出了笔记本，轻声地说：
　　“刚才，我接到文静同志的电话，她要我向全体同志交底，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同志们。”
　　“文静同志说，春桥同志的历史完全清白，一点污点也没有。这样干净的历史，在老干部中是少见的。任何关于春桥同志的谣言，都是最恶毒的攻击和最无耻的捏造。”
　　“文静同志还指出，春桥同志说话，总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发挥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春桥同志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说过，他平生的夙愿，就是用全部精力写出一部《毛泽东传》，此外一无所求。”
　　“同志们，我们一直在为捍卫春桥同志而战。春桥同志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幸福。在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文静同志亲自给我们这个小组打来电话，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种各样隐藏的‘雷’，都抛头露面了，正是我们‘扫雷纵队’的扫雷最佳时机……”
　　游雪涛一声令下，“扫雷纵队”全体出动，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一切有关“炮打”的标语、大字报、动向，都纳入“扫雷纵队”扫雷范畴……
　　面对张春桥写下的“谢谢同志们”五个字，“扫雷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扫雷纵队”就已经向张春桥密报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那“三驾马车”（也有人称之为《文汇报》“造反三巨头”）的“反叛”动向。为此，张春桥要秘书何秀文在暗中调来了“三驾马车”的人事档案。张春桥已做好了整人的准备。
　　神通广大的“扫雷纵队”还获得重要情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曾包围了张春桥家，准备抄张春桥的家，被张春桥发觉，调来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围……是谁把张家的地址泄漏出去？这个哑谜被“扫雷纵队”查明，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
　　“原来，郭仁杰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负义！”张春桥听了游雪涛的报告，把牙齿咬得崩崩响。
　　张春桥记得，过去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是一九六四年，是他亲自点将，把郭仁杰调入市委写作班的。调动前，他查看过郭仁杰档案。那时，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杰。如今，郭仁杰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杰。于是，他再一次调看郭仁杰的档案。
　　郭仁杰的历史，倒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随军进入上海。一九五七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导记……
　　在翻阅郭仁杰档案的附页时，张春桥看到了一份外凋材料，笑得眯起了眼睛。
　　原来，此人也好色！
　　张春桥给游雪涛下达了“特殊任务”：抓住郭仁杰在男女关系上的小辫子！
　　张春桥深知，这类桃色新闻，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报一公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人搞臭的。
　　果真，“克格勃”游雪涛弄来了极为详细、具体的情报……
　　就在郭仁杰忙着与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那些红卫兵们频繁来往，筹划着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突然，受游雪涛暗中指使的华东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在一天深夜把他抓了去。
　　郭仁杰被关进了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在二楼的囚室里，红卫兵们逼问着他，要他交代“男女关系”问题。
　　秀才最爱面子。尤其是像“男女关系”之类隐私，一旦公诸于众，已经济身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之列的郭仁杰，脸往哪儿搁呢？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郭仁杰要看守的红卫兵给他倒一杯开水，把红卫兵诓出室外，立即把门碰上，从窗口跳下……”
　　地下顿时溅满一滩鲜血。
　　从此，张春桥少了一个政敌。
　　“杀一儆百。”消息传出，那些已经扯起造反旗号的原市委写作班的秀才们人人自危，深知张春桥不是好意的……
　　郭仁杰之死，在反张之心早已坚定的人们那里，产生的不是畏惧，却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点起了堆满上海的干柴。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真个是星火燎原，那《十个为什么》传单已经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抢手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一当年的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学会以张春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起张春桥那“老底”来了。这些“揭老底”传单，一时风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张春桥，仿佛成了泥足巨人，风一吹，就要倒了。
　　一连串的新消息，通过“244”，传入张春桥耳中：《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四月十三日头版头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