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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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造谣？我是研究笔名学的。我说狄克是张春桥，我有根有据。你不信，你去问问张春桥，狄克是不是他的笔名。如果他否认，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混蛋！十足的混蛋！在你的大量罪行中，只要随便抽出一条，就够得上枪毙！”
　　葛正慧沉默不语，冷眼以对。
　　徐海涛恨不得一口吞掉他，把双拳攥得紧紧的。说道：“枪毙，还便宜了你！我们要把你关起来。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下去。”
　　在葛正慧被押走的当儿，徐海涛忽然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图书馆里还有谁知道张春桥的化名，向谁扩散过，只要你交代出来，你就可以立大功，受大奖，可以立刻释放……”
　　葛正慧被押走了。
　　手上戴着锃亮的铁铐，坐在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上。他的旁边，坐着看守，他被“勒令”低着脑袋，不许朝窗外看一眼。
　　汽车在急驶，不知驶向何方。
　　开了很久，汽车才停下来。这时，听得一声“下车”的命令，葛正慧终于抬起头来。
　　奇怪，这儿一点也不像监狱，倒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葛正慧被独自关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没有床。窗敞开着，窗上没有玻璃，却横着装了一根根铁条。朔风从窗口呼呼灌进屋里，水泥地变得像冰一样冷。窗外，穿便衣的看守在监视着。
　　葛正慧意识到，这儿是秘密监狱！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多，竟不知秘密监狱究竟坐落上海何方。他只是偶然从看守们的对话中，隐隐约约得知，这儿是“三所”，仿佛是在上海西郊虹桥的沈家宅。
　　三九寒天，睡在水泥地上，手脚冰凉，彻夜难眠。
　　一日三餐，不过是冷饭、梅干菜、山芋之类，从车门上的小窗口塞进来。
　　大抵是生怕他在里面写什么，连草纸也不给。屋里放着马桶。大便之后，只好从棉胎上扯下一点棉花与草纸。
　　看守昼夜守在窗外、门口，身佩短枪，来回踱着。进进出出，看不见一个芽公安警服的。
　　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装着铁丝网。乌云低低地压在铁丝网上。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沉闷，那样的暗淡。
　　这时，葛正慧的耳边响起徐海涛的那句话：“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卜去！”身陷囹圄，意识到那句话的分量。确实，他会被“永远关下去”，直至无声无息地死于这秘密监狱。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耳边响着凶神般的责骂声。
　　“你交代，你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造谣？”
　　慕正慧明白，所谓造谣，就是指他讲出了“狄克=张春桥”。他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造谣，我有根据。”
　　“什么根据？”
　　“一本书上写着。”
　　“哪一本书？”
　　“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看。”
　　“真的不记得了。”
　　“你要明白，这是事关你的‘定性’的问题：你讲出了出处，那么，你只是‘传谣’：你讲不出来出处，那就说明你是‘造谣’。造谣比传谣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其实，葛正慧心中也明白，审讯者为什么反反复复追问根源：因为他一旦讲出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马上就会被销毁。在上海图书馆，只有一册《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当时印数很有限，流散在社会匕的，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上海图书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已成孤本。口说无凭。即使有魏金枝（受“四人帮”严重摧残，于一儿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含冤去世）、于黑丁作证，张春桥也可矢口否认，反诬他们为“造谣”。唯有那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白纸黑字，印得一清二楚，张春桥无法抵赖。纵然葛正慧死去，只要那本书还在，后人依然能够查清“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一次又一次提审，焦点越来越清楚：要他交代出那本书的书名。
　　葛正慧，人们称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他的记性甚好。他清楚记得《鲁迅光生轶事》放在哪个书架上。但是，他也清楚，这本书是没有卡片的，属于“非流通书”，即不外借的。它混在数以万计的“非流通书”之中。不谙内情，想找到这本书，犹如大海捞针。
　　他咬紧牙关，以生命来保护那本书。
　　他像放录音似的，总是这么说“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我看过的书那么多，哪里能记得起是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但是，我确确实实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一点没有记错，绝对不会记错
　　啪，一记耳光，他的牙齿也被打掉了，鲜血从唇间汩汩而出，染红了他多日未刮的胡子。
　　游雪涛自食苦果
　　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还不觉得。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摔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摔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
　　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他杀了自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米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青一看、想一想的。你回去吧！”
　　游雪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他的耳际，一直回响着王承龙刚才的话音：
　　“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
　　游雪涛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王承龙给他看那个案卷的含意：你跟纪某一样，不得好死！放聪明点，自己结束自己吧！
　　“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帐，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支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他的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二十四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少庸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获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死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工总司”的对头）
　　这组织是王少庸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搅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甚至对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三”——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
　　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244”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244”，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句话，充满着对“244”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了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覆手为雨：
　　“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
　　“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给他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侨对“扫雷纵队”视若掌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侨已经渡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244”。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树林，舔于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所翦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海的清查运动由“四王”抓，游雪涛则骂“四王”是“五·一六”。
　　游雪涛的信，迅即由文静转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看完信，勃然大怒道：“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
　　完了！完了！走狗从此完了！
　　张春桥生怕游雪涛反叛，在外面泄露天机，就由“司令”王洪文亲自出面，秘密逮捕了游雪涛。
　　面对铁窗，游雪涛这才猛然醒悟，长叹一声：“一将成功万骨枯！”这“一将”
　　当然指张春桥，而“万骨枯”则包括他自己！
　　毕竟游雪涛跟张春桥关系太密切。对于如此“忠诚”的“战士”倘若处罚太重，未免会使自己的伙伴们寒心，何况既然已把他抓起，也就达到了封住嘴巴的目的，于是张春桥提起笔来，写一段关于游雪涛的“批示”：
　　“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个“大家主动”！张春桥分明是在向手下的伙计发出警告：你们恨游雪涛，可别逼他太急，弄得不好，他会把你们也一起卷进去！
　　明明是游雪涛的主子，张春桥又装出一副受游雪涛“蒙蔽”的姿态，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份太大，有的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误了。”
　　妙，真是妙极了！这样的语言，才是张春桥“正宗”。
　　张春桥是个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物。他的形象最清晰的曝光，莫过于对待游雪涛的前前后后。他的奸雄，他的阴险，他的狡诈，他的两面三刀，暴露得清清楚楚。
　　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