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他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盆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间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浩劫》的借镜。找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因研究笔名学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二四年，屈指数来已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展，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的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一○四至一○五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问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日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
　　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交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张春桥不过二十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一九五三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荟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