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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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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四人帮”作了检讨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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