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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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第九章　作恶多端必覆灭
　　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门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准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嗽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
　　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队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
　　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地位，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同”，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
　　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声称：“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予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两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河妖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
　　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