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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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远新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万人！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偏听偏信，毛泽东竟作了如下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狄克”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一月，周恩来去世；
　　二月，开始“批邓”；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四月，天安门事件；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七月，朱德去世；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九月，毛泽东去世；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簸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头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
　　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会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有一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导。他怎么知道江青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关于张春桥的最新消息，是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北京英文电：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七十一岁。
　　在即将结束本书之际，对于“狄克”，再补充几笔。
　　其一：
　　经中央专案组查实，张春桥在被逮捕之前，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曾用过“狄克”这一笔名，也从未提及过他在三十年代曾化名“狄克”攻击鲁迅。
　　其二：
　　上海一个名叫徐锡驹的人，也知“狄克”底细。此人出乎仰慕大文豪巴尔扎克，取笔名“肖扎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捕，在上海青浦县劳改。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下一份揭发“狄克”的材料；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虽然肖扎克“炮打”张春桥，开炮晚了一点，不过，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佐证。
　　其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四卷二六六页，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新加了一条注释（过去出版的《鲁迅选集》、《鲁迅全集》从未注释过“狄克”）。这条注释，是千万人“炮打”而得来的成果：
　　狄克　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这就是历史给“狄克”所作的结论。
　　纵观张春桥跌宕多变的一生，当他“步步高”的时候，每一次“高升”都伴着一场“炮打”。坐在高位上，他日日心虚，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倒是锒铛入狱之后，他的心踏实了，再也不必为念“权经”而绞尽脑汁了。
　　《苟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是颇为传神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于上海。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改毕二稿，上海。
　　附录一：张春桥妹妹之死
　　“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厂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逻尔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
　　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