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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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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
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十六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李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
“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指名道姓请来麻醉名医
三月三十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朦朦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八点开始。张佩瑛在七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洪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的“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二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三月三十日一早，方医生到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须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洪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八点十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八点二十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一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八十八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一医党委负责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于是，便出现本文开头时的场面。
名医们在研究者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坛。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后。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叭嗒叭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挤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十一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作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O，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三点二十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
“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
“市委：
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
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意，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天。
四月一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本来，大幕已经闭上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四月一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她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
“病理检验发现内脏淤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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