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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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怵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三月三十一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来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一七九九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光发现，人一日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关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过六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件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令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开四号个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问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
　　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
　　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天明，万兆祥是我国策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
　　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突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去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四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啼、啼、啼”
　　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啼、啼、啼”，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哪。
　　调查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还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着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大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被。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纳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何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问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同样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
　　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往往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何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已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关于何庆施之死，本来就云遮雾障，被涂上种种神秘的色彩，猜疑纷起。
　　柯庆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宾馆。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后操纵，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
　　我从红卫兵小报上，查到了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传单，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
　　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红卫兵的传单，写得“有声有色”。柯庆施之死，仿佛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
　　一时间，满城风雨，何庆施之死成为造反派们炮轰贺龙、李井泉的“重磅炮弹”。
　　谣言毕竟如同瓦上的霜，不能持久。虽然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何庆施的任何“罪证”。
　　谣言终于烟消云散，被人们所淡忘。
　　然而，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之际，上海中山医院有人旧事重提，把问号打在方兆麟身上。
　　确实，方兆麟自从参加高于医疗班子之后，有点令人眼红：他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在给谁看病。他总是跟上海医学界的名医同来同往。无疑，参加高干医疗班子，意味着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双重信任。
　　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道听途说，方兆麟去过成都，参加过抢救柯庆施，最后一针是方兆
　　附录二：上海奇冤　——常溪萍之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红地白字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301”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今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
　　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掉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
　　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数学馆里出来一（3）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人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教师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正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颏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出去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他那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
　　此人乃是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几，老实点！”我一看，原来是Z！当时，他眼珠突出，紧握拳头，杀气腾腾，还对医生说，“他就是大叛徒常溪萍！”
　　有Z这尊凶神在那里，看来常溪萍只能在那里等死。因为那时的医院，把“大叛徒”、“走资派”之类当贱民，往往见死不救。
　　然而，居然出现了奇迹：医院委派名扬世界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出马，和吴道权、王爵鹓、陈尧南、王智金、王琰、卞蓉仙、姜锡英等，共同抢救常溪萍。
　　是哪个“菩萨”忽然发了慈悲？
　　原来，“市革会”有令：“尽力抢救常溪萍！”
　　为什么呢？“为了运动的需要，不能让常溪萍把材料带走！”
　　哦，是这么回事！这是“市革会”接到华东师大造反派电话以后，作出的“反馈”。
　　当然，第六人民医院接到如此重要的电话“指示”，不敢怠慢。
　　以下是陈中伟等八位参加抢救常溪萍的医护人员在当天下午共同签署的《常溪萍救治经过》，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患者由数人送至本院急诊外科。
　　急诊体检：痛苦病容，神志清，苍白冷汗，脉细弱，96～120次。“分，血压测不出。
　　头面部染有血迹，鼻根及颔部皮肤裂伤二处1～2cm长，瞳孔对称，对大光反射存在。
　　右尺桡骨下端闭合性骨折，左肱骨下端及尺骨上端闭合牲骨折，左跟骨骨折。
　　诊断：
　　（一）创伤性休克（重度）；
　　（二）多发性四肢骨折；
　　（三）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
　　（四）呼吸循环衰竭。
　　救治经过：
　　（一）抢救休克，补液、输血、升压药物；
　　（二）扩创缝合皮肤裂伤，T。A。T，注射抗菌素；
　　（三）骨折夹扳固定；
　　（四）给以氧气吸入；
　　（五）呼吸循环兴奋药物；
　　（六）死亡前积极救治措施：气管插管控制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胸腔切开心脏按摩，心内输血，心内注射异丙肾素，均未获效。
　　自下午2：20抢救至下午4：25，无效，患者死亡。
　　“常溪萍专案组”一位成员在下午三点多赶到医院。他的工作笔记本如今尚在。
　　下面是他当时的现场记录：
　　3：10到医院常：气闷
　　多发性骨折“不是自杀”
　　创伤性休克
　　处于危险期
　　3：20会诊骨科
　　左手手臂骨折
　　右手手腕处骨折
　　陈中伟：
　　“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