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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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获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获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获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获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获秋所写卜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却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一八月十二日，曹获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获秋一回到上海，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不能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常溪萍的报告上被批了个“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
　　—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人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
　　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鸟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杜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杜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帅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比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教育路线的。问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的工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足和蔼可亲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Z之间的重大分歧。
　　诚如杨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回忆材料那样：
　　那个时期Z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一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问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愈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问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这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三月四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信中说：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Z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
　　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
　　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
　　春桥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
　　他在点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信。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了Z最近如何抵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
　　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都遭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个着重号，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急如焚。
　　张春桥又拿起铅笔，在“春”字上画了一个圆圈。
　　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聚集在康平路会议室里，研究常溪萍的两次来信。
　　杨西光很详细地写及这一过程：
　　常溪萍对北大运动有些意见，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张春桥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同意他这样做。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常信的内容向市委书记处所有成员汇报了。在一次书记处办公会议上，由陈丕显同志主持谈了一下，都认为按照组织原则，常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在工作队内部可提出问题是我和张春桥与他个别谈话时也已告诉他。这样，我就通知当时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见告诉常溪萍了。
　　张春桥对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这是有着确凿的人证、物证的。
　　常溪萍是一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万里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又找Z当面交换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Z与他如针尖对麦芒，怎么也谈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
　　考虑再三，常溪萍终于在三月十七日，写定致中央的信。考虑到中央是邓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虑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考虑到陆定一是中宣部长、张于意是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常溪萍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彭真、定一并于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传部反映一个情况。
　　Z在领导北大的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对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这里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消，建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常溪萍在信中批评了Z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北大陆平、彭佩云、宋硕的意见—
　　—请注意，一年多以后，聂元梓等七人抛出的那张震惊全国的大字报，标题便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发出了这封观点鲜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见常溪萍，他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问忆道：
　　“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等”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Z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
　　我看Z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就在邓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Z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厂一位同志担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杜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Z把北大社教运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Z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聂元梓把陆平说成是坏人，而陆平是个好同志，聂元梓才是混入党内的坏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
　　然而，也正是因为常溪萍“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正是因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邓小平等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聂元梓把利箭对准了他……
　　“保常派”与“反常派”在较量着
　　聂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由于他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
　　“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柞训记得：
　　“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文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四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
　　“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加定安事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地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
　　《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
　　《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
　　《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声口号，如此而已。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确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被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被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
　　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已。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十七人签名，写了第一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干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假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在华东师大对常溪萍引起了争论，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
　　派毕竟只是少数派。
　　“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喇“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3）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的大字报的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的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的，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
　　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