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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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
　　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第三章　柯庆施的智囊
　　取恽逸群而代之
　　阔别大上海十二载，“狄克”终于回来了！
　　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当张静庐手下的小伙计，却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走马上任之后，张春桥才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
　　正局长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长江，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动全国的系列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有着很高的声望。刚进上海，范长江还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
　　比起张春桥来。浑逸群的资历要深得多：早在一九一二七年便已加入中冈共产党—一那时，张春桥还不过是个十岁的娃娃。一九三五年，恽逸群铁笔一支，为上海《立报》写评论。在那几年之中，他“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入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电告莫斯科……”后来，他进入解放区，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有着这么两个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有影响的人物在前，张春桥当个“老三”，做个“配角”，心中不是个滋味。
　　总算范长江走了，凋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浑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在张春桥看来，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
　　最使张春桥感到快快不快的是，浑逸群跟邓拓一样的嫉恶如仇，不留情面。诚如恽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
　　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一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是个“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苦于没有机会。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巴不得拿到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儿月＿三日凌晨。
　　九月二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今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到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鉴字仪式。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于是，九州三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日。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它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奇怪，《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呢？《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斯大林大元山帅有看法？
　　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上海新闻界，顿时议论纷纷。
　　消息飞快地传入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杏其中的缘由：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新闻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新华社的电讯，要靠新华杜华东分社接收、油印，然后派通讯员分送到各家报社。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先发，所以到了九月二日夜间，电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报社。可是，斯大林的复电，是九月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二分从莫斯科发出的。这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时二十二分。经过俄译中，再经过译成电码，发到各地，又花费不少时间。当新华社华东分社把斯大林复电稿送到上海各报社，已是九月三日凌晨三时。《解放日报》杜总务科的一位同志收了电讯，以为是一般公文，没有在意，于是，九月三日的《解放日报》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复电……
　　本来，这很明显是一桩因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补救措施，在九月四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补发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这“九·三事件”，到此可以画上休止符。
　　可是，过于正直敢言的恽逸群，得罪过一些人。此时此刻，他们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九月五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了浑逸群的公开检查：
　　关于本报漏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
　　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
　　九月三日，新华社于晨十二时四十分截稿（引者注：应为零时四十分），三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稿件，这时，编辑部问志都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政治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保证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除在此预先向读者致歉外，我们正遵照华车局的指示，继续进行深刻的检讨，并听候党委的审查。
　　社长　恽逸群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拥有无尚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员、要员。
　　那个被撬下台的恽逸群，从此蒙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几个月之后，他受到“三反”运动的猛烈冲击，开除党籍，降为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他被捕入狱达十一年之久。
　　一八六六年冬，他才终于出狱，被派往江苏阜宁县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仅三十七元。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无休止的批斗之中：
　　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七十三岁的他，才算被调往南京，在国家第二档案馆工作。他仅仅过厂两个多月的人的生活，便于十二月十日油尽灯灭，溘然去世。
　　一代英才之毁，最初只是因为漏登一条电讯！
　　在这位老革命、优秀中共党员、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学者离世几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
　　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圭未蹈虚愿。
　　就在恽逸群一步步跌进地狱之际，张春桥步步直上青云……
　　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扳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谅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棕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