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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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
　　——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大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一九五四年一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一九五四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宣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一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二十八日，南京军管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五月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何庆施、张霖之。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何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何庆施问道。
　　“是的，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号。
　　这下于，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
　　此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
　　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九号。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何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何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何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死后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的柯庆施，在上海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何庆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何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于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何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共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柯庆施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沉溺于歌功颂德，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这年五月，柯庆施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年十月，柯庆施被选为上海市市长——继陈毅之后，成为解放以来第二任上海市市长。于是，柯庆施兼上海党政首脑于一身，声望倍增。再没有人敢叫他“柯怪”、“烂板凳”、“柯大鼻于”了，也不大叫“庆施同志”了。就从这个时候起，并不老的柯庆施，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何老”——其实，当时他不过五十六岁而已！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一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