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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的青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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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死了，我没有哭。给他上坟时，我努力回想他的好，并试图流出眼泪，可山谷里回荡着的只有奶奶绝望的哭泣，微风吹动着烧给爷爷的纸钱，纸钱便打着转，形成了小小的漩涡。
“你爷爷会在另一个世界收到这些纸钱的，那里会有好的医生给他治病。”我觉得奶奶好像是在和我说话，但更像在自言自语，她擦了眼泪，便领着我走出了山谷。我回头，又一次看到纸钱打着转，没有感觉，也没有一滴眼泪。
后来我上了小学，又听地理老师讲起过关于死亡的事。那天，我们正学习地球的故事。
地理老师抑扬顿挫地讲道：“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球体，我们人类和世间的所有生物都生活在上面……”
“老师，地球会不会毁灭？”同学A突然打断老师的话。
善谈的女老师开始漫无边际地和我们神侃起来：“怎么说呢，我觉得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人们不好好爱护，地球很可能就会毁灭。”
“老师，地球什么时候能毁灭？”同学B问。
“嗯……”
“老师，地球毁灭了世界上还有人吗，我们能死吗？”这个严肃的话题显然吸引了每一个同学，没等老师回答我就站起来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事儿。
“地球毁灭就像死亡，当然所有的人类和生物都会死。”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到时候世界一片黑暗，就像一个黑洞，没有任何生物。然后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万年又会有人类，有生灵，就这样周而复始……”
教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听老师的声音在教室回荡。也许是看到我们每个人紧张、恐惧的面孔，老师突然微笑着说：
“你们干什么，就算毁灭也是几百万年以后的事儿了，那时候我们都早死了，你们又看不到，都紧张什么啊？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地球的北极在最北端……”
那节课的课堂纪律特别好，老师根本不用边讲课边组织课堂纪律，每个人都低头看书，可我知道，三分之二点九的人和我一样，心思根本不在书本上。刚才老师的那一番话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我不知道这些话在别的同学的心里是怎样的，至少它在我的心里已经扎了根。
有一段时间，我居然对“死亡”着了迷，甚至杞人忧天地想：如果我老了，死了，要怎么办呢！我死了，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世界会变成老师所说的那样吗？有时想的太入迷了，半宿都睡不着觉，最严重的时候我甚至因此而悲观厌世。
毕竟还是太小，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事忘的一干二净。可现在，它居然开始真真实实地让开始接近我……
“伊浩，我的孩子啊！这是怎么了啊……”母亲突然间从诊室跑了出来抱着我大声的哭。这个世界在我和母亲的眼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已经崩溃了，它不在是蓝色的，不再有阳光了；它是灰色的，是空洞洞的……
“我想，你们可以到上海或其它城市再去检查一下。S市的医疗水平也有限，可以再确认一下，也许不是这种病。就算是做了肌电图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是这个病。”女医生在我和母亲即将离开医院时建议道。
事实就是现实，即使没有治疗的办法，即使我的生命就是要等待“死神”，母亲还是从医院拿了价格昂贵的药品给我吃。由于马上就要毕业了，母亲决定等我毕业后再带我去看病。于是，我又回到了学校。
6月中旬的天气似乎要把油漆马路晒化了，人走在上面粘粘糊糊的。这时的我们到了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忙着往家邮寄物品，校园到处充满了离别的气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无奈。此时的我呢，也忘了自己有病的事，和郝康、林子健满校园的走，为的是寻找美好的记忆，为的是留念。离别的一天渐渐走进，我们的心就一天天的越发烦躁。
四年，大家在这四年里挥霍掉了怎样的青春。此时此刻，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无知，才发现挥霍的不仅仅是青春，还有自己的人生与未来，我们剩下的只是茫然与惶恐而已。
分别的那天到了，大家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伤感，大概是前些天的心情已透支的缘故吧！同学们一个个走了，我带着病也走了。大家谁也不知道结局，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前途是迷茫的，每个人都没有明确的方向，但大家还有一样东西——希望。可我知道我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我的生命要时刻与“死神”为伍。
总之，毕业了，各奔东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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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谱写生命的符号（1）
8月5日周二阴
我现在总是计算自己得病以来流过多少泪水，又在设想将来还会流多少泪水，可无论怎样，它是不会有透支的那一天！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让春夏秋冬少一个季节一样，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生活没有了希望。在别人身上的一点点幸福对我来说也是奢侈的，工作、理想、追求、恋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这些却是我最大的奢求。自己穿衣服、洗脸、自由自在的奔跑，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像古人要登入月球一样痴心妄想，我就像那群无知的猴子要捞水中的月亮一样愚蠢。觉得好可悲，就连做梦的时候我的腿都是不能自由的行走
我的生命就是要在痛苦、泪水、绝望中快速枯竭。
写到这我笑了，那笑声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如何的辛酸、无助与悲伤。
正文
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决定再次检查，虽然结果已经出来了，可我们谁也不愿相信，只是一味的躲避，抱着唯一的希望，母亲决定先带我到北京看看。
走之前，我给林子健和郝康打了电话，林子健让我别想不开一定要活着回去，而郝康却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个姑家的表妹去医院看病。那天正赶上中午休息的时间，他表妹没办法只好在医院前等。当他表妹等得直闹心的时候，有一对母女坐在了她旁边的凳子上，过了一会，那母女俩竟和她搭起了话。女的问她是不是看病。郝康他表妹一听是外地口音，又看这母女俩挺面善，也没多想什么，就说自己头总疼，想做个CT。那女人一听就非常惊讶，说自己的女儿和她一样，前几个月也总是头疼。
这时，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孩问他表妹头是怎么个疼法。他表妹说有时像针扎一样的疼，有时又像要裂开了。那女孩突然问是不是有时疼得直发麻，他表妹问你怎么知道，女孩说她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她妈带她到某某医院吃了几个月的中药居然就不疼了，还说就在她们市的某医院。郝康的表妹转惊为喜急忙打车去了，走之前还再三谢过那母女俩。可花了三千多块钱病也没好，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
她表妹气得成天呆在医院门口，准备生擒那母女。别人劝她说这是医院找来的“医拖”，打一抢，换一炮，别找了。她说死不听，她说自己是百密一疏，在自己家门口居然让外地来的乡巴佬给骗了，她咽不下那口气。可等了半个月也没抓到人，最后也只好作罢了。
我问郝康跟我讲这些干什么，这和我有何关系。郝康说让我去北京注意点，现在干这种勾当的特别多，还说这些人专门骗外地人，就她表妹点儿背，本地人让外地人给骗了。说像我这样没心眼的人就容易上当。
北京，不仅代表了繁荣和昌盛，她也是权威的象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是中华儿女都一心向往的城市。而我此刻就坐在前往那里的列车上，心情是激动的、是雀跃的，可在向往的心灵中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一种潜在的忧愁。
如果是从前，至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是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可就因为有病我就提前去了北京。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有那么一瞬，我居然会想有病也很好，这种想法让我认为自己一定脑筋出现问题了，我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
列车向北京全速开去。外边的夜已经漆黑，车厢里的乘客早已熟睡，对面的母亲也紧闭着双眼，我知道母亲和我一样无法入睡。透过窗帘的一角，不时有昏暗的灯光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儿，连一点灯光也看不到了，只能看到自己的脸映在窗子上，我估计火车一定是经过了大片的田地，已经离城镇很远了。一会儿，我为自己有机会去北京而兴奋，一会儿我又为此而恐惧，这样复杂、矛盾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让我疲惫不堪，我终于也昏然入睡了。
“各位旅客，终点站北京东站已经到了，请您准备好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列车员甜美的声音缓缓而出。我被惊醒过来，正诧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和母亲就被拥挤的人群推着下了车，然后我们就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一辆客车。
首都就是首都，连客车都与众不同。这辆客车的外形看上去像个“花生壳儿”，两端鼓，中间几乎是死的，把列车分了两段儿，车外身全是淡黄色的，而车内是嫩粉色的。我心想这车中的旅客不就是这“花生壳”里的花生仁儿吗！有成熟的、未成熟的；有美的、丑的，还有不美不丑的。
我和母亲坐在前端，从“花生壳”中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后边的旅客，奇怪的是车里的乘客都不说话，表情非常严肃。我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向往常那样看着车外的景色，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司机的方向盘上了。黑色的方向盘上写着1980、1981、1982……2005，整好写了一圈，而中间居然还有个指针，指针正好指在1983，我想这些数字一定是代表了年代。正当我为此感到奇怪的时候，售票员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维：
“各位乘客，终点站到了，请您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我和母亲下了车，可眼前的景物让我大吃一惊，没有繁荣的标志，却是一片萧条。一棵枯黄的树木歪歪扭扭地立在马路一旁，像是被人后插在那儿似的，树上还停了一只小鸟，我记起了不知在哪看到的一句，正是此时景色的真实写照：“树上的小鸟像是忘记凋落的树叶”。枯树的枝干上挂着一块木牌儿，上面用红色铅油非常醒目地写着“1983”，看上去特别的刺眼。我突然想起了刚才客车司机方向盘上的指针所指的年代，我心里窃笑：
“自己不会是坐上了能穿越时空的汽车吧！”
远处一块空地上一伙人在踢着足球，一阵风吹来刮起了满天的灰尘，一粒沙尘很不识相地吹进了我的眼里，我揉着眼睛说：
“妈，这是哪啊！”
可是母亲没有回答。我又问了句：“妈，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坐错车了。”
还是沉默。我猛地看了看身后，一阵恐惧席卷全身——母亲不在我的身后，我冒了一身冷汗：
“妈！妈！你在哪？妈……”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母亲真的不见了。
我开始跑起来去追那个“花生壳”，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在哪啊！”
当我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时，突然看见一只小鸟停在一棵像被人后插上去的枯树上，“1983”这几个数字刺得我眼睛生疼。我不禁一惊：“啊！我居然一步都没跑起来，还停在原地，我僵硬地站在那儿。
“妈！你在哪啊？别丢下我。”
“伊浩、伊浩，我在这儿。伊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满脸的焦急。
“伊浩，你总算醒了。怎么了？做恶梦了吧！”
原来我睡着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可怕的恶梦。
“列车也在此时停了，我打开窗帘看了看窗外，借着灯光我看到站牌上写着“山海关”。大约过了5分钟，列车又开动了。
窗外是无休止的黑，天空中的点点星辰是无法让迷途的人辨别方向的。习习的凉风吹过，一身的冷汗使我瑟瑟发抖。我还沉浸在刚刚的梦中，一只小鸟，孤独地站在枯树上，张着小眼睛，望着似乎茫茫的世界……难道它预言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寓意？列车不知疲倦地开着，每接近北京一米，我的恐惧就增加一分。漆黑的夜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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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谱写生命的符号（2）
翌日，天空还被一层微微的黑笼罩着，我们便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旅客们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都迫不及待地往外走。此时的我也占时忘记了恐惧，心中充满了新喜感。我们陆续走出站口，都迫不急待地想吸取新鲜的空气，就好像病人需要呼吸纯氧一样。
走出站口，我还着实吃了一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用力掐了自己一下，强烈的疼痛感使我确信自己这次真的没有做梦。不过，我还是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梦，梦中的景色居然和眼前相差无几，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
“妈，这是北京站吗？我们别是下错车了吧。这也不像北京啊！怎么一点儿也不繁华。”
“没错，这是北京东站。因为是郊区，所以不怎么繁华，再说哪个地方没有贫富差距啊！”母亲回答道。
“啊……原来如此。”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北京站，到北京站一人5元，您坐车吗？”刚走出北京东站我就被十足的北京味儿吸引住，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要是坐眼前的面包车，我还需考虑一下，晕车的滋味我可不想再尝。可放眼望去，车站除了面包车就是出租车，我只好和母亲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驶出车站后，窗外的景色便不停地更换着，我们开始经过城市、商场、酒店，慢慢地我靠着母亲又进入了梦乡。可心中的不安与恐惧时时刻刻围绕在我身边，无论怎样也无法从我的心中抹去。
清晨凉爽的微风把我从睡梦中吹醒了，我裹紧了衣服准备再睡一会儿，突然间摸到自己的手面，那上面就像被滚烫的热水灼烧一样疼痛。母亲的泪水就像烈火一样滴到我的手上，烧的我心口都会发疼，很想伸手擦干母亲的泪水，可抬起的手又放下了，我怎么能让原本就悲不自胜的母亲再看到自己的痛苦与眼泪呀，玻璃中映出的母亲是那么的憔悴……
我看了看窗外，天已经亮了。这时，售票员告诉我们北京站到了，于是车上一半的旅客都下了车。
下了车，还没搞清楚状况，我们这些人就被另一些人团团围住。各种口音在耳边乱成一片，也听不出她们说些什么，她们人手拿着牌子，看上边的字我才弄清原来是问我们住不住店的。
我和母亲让一个有四十多岁的彪形大汉盯上了，他说什么都要帮我们拎包，母亲说不用，我们先不住店，还有事儿。可他说死不听，一把抢走我手中旅行包，拉着我就走。因为没有心里准备；加之我的身体又不好，被他这么活生生一拉，我整个人被他给拽倒在地。这还了得，母亲看我倒在地上，气得冒火，三步并一步来到我身边把我扶了起来。
我起来以后被气得发狂，没等母亲开口，我便发作起来：“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你找死啊！”说着说着我就要动手。
那大汉一看活没拉成，还把人给弄倒了，正纳闷儿我怎么这样不禁拉，又看到母亲正狠狠地看着她，急忙放下包走了。
我就奇了怪了，这社会是怎么了。
那大汉刚走便又来一个，还好这个是女人，也没那么粗鲁，我和母亲经过了长途奔波实在是累了，也没力气挑三拣四了，就跟着她走了。
于是，我们又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我心想，我这二十多年坐的车还没今天一天坐的车多。最后总算是到了住的地方，交了钱办了手续就算住下了，一到客房，我便昏天暗地的睡了起来。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总之，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是街上的灯光特别辉煌。
看了看表，差一刻8点，我一算，竟睡了9个多小时。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是母亲端了水进来。她让我洗洗脸，说是要带我出去逛逛，我一听，急忙下床，三下五除二把脸洗了。
出了旅店，被爽朗的轻风一吹，整个人豁然开朗，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来看病的、忘记了自己是身患绝症的病人。街道上人来人往，各种店面都灯火辉煌，里边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卖衣服的，鞋的，装饰品的，还有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小商品，可以说是五应俱全。
夜晚的温度特别适宜，一直逛到很晚，买了些有用的、没用的东西，直到身体感觉到累才回到住处。由于白天睡的太多，加之晚上的好心情使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可母亲的一句话就让我回到了现实：“快点睡吧，明天还要去医院呢？”
我一句话也没说，黑暗中，泪水默默地流着……我想起了林子健的话，他说我像女人爱哭，问我是不是托生错了，现在我很想打电话告诉他，是错了，我就不应该托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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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谱写生命的符号（3）
第二天，我和母亲买了地图打听又打听，这可真是叫按图索骥；总算是来到了北京的K医院。医院没有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座落在城市繁华的中心，门诊楼的建筑也并不像这个医院的知名度一样让人耳目一新，相反地却很破旧，也许是年代久的原因，整个楼面居然呈现出了水泥灰色，倒是那明亮的的玻璃窗为这个陈旧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气。
K医院也并没有因为身处在北京而失去让我恐惧、厌恶的面孔，它还是那个让我最讨厌的地方，它那惯有的味道刺破了我的每一根神经，可痛苦的检查还是要继续。
和每一次看病的程序都一样，挂号、候诊、被传诊，然后就是和之前毫无二致的问诊，接着就是做检查，可这一回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的检查，它让人难以忘记到就像人身体上某一个器官，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
看到我曾做过的几种检查，诊治医生坚决地说：
“不行，还得重做。不管你以前在哪做过什么样的检查，在我们这就得重做，别的可以先不做，肌电图必须重做。”
我被安排在一星期后检查，无论母亲如何肯求医生给我们提前几天检查，说我们是外地来的，等不起。可医生却说：“在这看病的你看看有几个不是从外地来的，就你是外地的吗，你这就算不错的了，只等一星期，人家有比你早来的一等就是10多天，还要提前，那其他人怎么办？”
以前等半天都嫌时间长，这次却要等一星期，我开始无法自控，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古怪，每天都要发脾气，看什么都烦、都气。看我这样，为了让我开心，母亲几乎天天带着我出去散心。
每天正午的时候，温度特别高，街道两旁的树木被太阳晒得毫无生气，人走在太阳底下简直是活受罪，就算躲在树阴下也是一样，活跃在身边的空气分子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走在马路上就像蒸笼里的包子，这时候，我一股气喝上几瓶水都无济于事。回到住处，刚洗完澡，身上也会粘糊糊的，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就算是勉强睡着了，过一会儿也会醒，空气总像要下雨的样子——闷得要死，直到下半夜，一天的余温才会散去。这样的天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每天，除了出去散心，母亲还带着我到别的医院去检查，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回答医生的问题，还要做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检查。一个星期里，我就被抽了三次血，原因是要看我的血液是否有问题，加上之前在S市和学校的几次，这一年我共抽了6次血，如果再有几次，我怀疑自己的血都有可能被抽干。可最让人懊恼的是，抽了这么次血，我居然连自己的血型都不知道，郁闷啊我。
看病的这期间，真的如郝康所说的，在医院内外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那些“医拖”。因为郝康的警告，我自然对那些败类有所提防，无论哪个陌生人和我搭话，我都一律不予理睬，甚至恶言相向，也算免了上当受骗的机率。
一天和母亲下楼吃饭，听旅店的老板说，天安门离这不远，要是早晨能早点起来的话可以去看升国旗。
我一听，还真想去感受一下那样的场面，毕竟这跟我们在学校和电视上看到的不同，我心想真要是看到了那庄严、盛大的场面，我的思想与人生态度一定会有所改观的。于是，我让母亲清晨早一点叫我。可第二天母亲叫我时，我只翻了个身，哼了几声便又睡过去了。等第三天清晨，我睁开眼睛时太阳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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