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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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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厌的笨蛋是谁？
“爸爸？”
“什么事，维多利亚？”
爸爸刚走进来，正在泡茶。
“罗伊·哈特斯利是谁？”
“我想是个议员。”
“那么，他写足球方面的事干什么？”
妈妈正举着电话，递给我。
“是阿伦。他问关于罗伊·哈特斯利你想做些什么？”阿伦·爱德华兹是“辣妹”的公关助理，他为我和大卫处理媒体方面的一切事务。
“告诉他关于罗伊·哈特斯利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知道我想怎么对付他。”但是我还是把电话接了过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伊·哈特斯利得到了冲着他去的东西。不仅来自我，好像也来自全国其他所有记者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公众。几家报纸开通了读者电话评判线路，让读者打进电话表决支持还是反对大卫。最终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八是支持大卫的。凯文·基冈决定告诉报界他听到这些所谓的英格兰球迷究竟说了什么，当然原话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我的意思是在你吃着麦片时你是不会想读他们说的原话的。
泰德，大卫的爸爸，也对媒体说了话，他从来没这么做过。大致内容是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些所谓的球迷对大卫的谩骂已经持续若干年了。甚至一位足协的发言人也说他们百分之百支持大卫，接着，他谴责了罗伊·哈特斯利——显然《每日邮报》花钱雇来的撰稿人已不再是一个议员，而是一个爵位不能世袭的贵族——说其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紧接着我查明这个人写过小说，描写做一只狗是什么样子。要不是我如此鄙视他，我甚至有可能同情他。开玩笑。
不，我是不会同情他的。
突然，一切都改变了。当大卫所忍受的一切公之于众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大卫从“一个国家的累赘”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足球未来最大的希望”，等等，等等。人们从对大卫肆意辱骂到对他微笑，拍拍他的车窗，对他竖起大拇指。
自从我们彼此认识以来，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
大卫是最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我想让他成为最好的一个。他想做的任何事我都会支持。我只是想要他开心。虽然英格兰没有进入2000年欧锦赛酌下一轮令人失望，但至少这意味着大卫可以比预想的早一点回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只有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得回到曼彻斯特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了。
只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些，我推出了我的单曲唱片。正如我支持每一件对大卫重要的事情一样，他也支持我。事实上，正是大卫劝我要想终止那些对我接连不断的批评，我得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我是“辣妹”里面惟一没有单飞的一个）。他的话对极了。
戴恩·波尔，男子乐队“超凡四帅”一个很聪明的小伙子，最近刚刚单飞，想让我和他共同演唱《心神迷乱》，这是继《烦扰》之后他写的一首新歌。《烦扰》在年初让他意外地一炮打响。
一听到乐曲，我确实感到兴奋。因为与《烦扰》一样，《心神迷乱》也是舞曲——就音乐而言，它和流行音乐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它绝对有效。没有人会想到“高贵辣妹”唱这样的歌。接着，当戴恩建议我们在“公园晚会”（7月初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演出）上将它推出时，一切都按部就班安排好了。对这首歌无论我们想做什么，唱片公司都准备全力支持：服装、伴舞、很棒的影像。作为“高贵辣妹”，我以前几乎只需要穿着走路都困难的高跟鞋晃来晃去。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在跳舞方面我受过训练。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走进厨房时很累的原因，这是大卫从比利时回来后的第二天。那个星期每天早上我七点钟离开家，和伴舞一起排练三个小时，然后到位于伦敦另一边的巴恩斯奥林匹克录音棚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以及史帝夫·基朴纳一同工作，他们专程从洛杉矶来和我共同制作新唱片。
因此我到家的时候仍然特别兴奋，当大卫继续摆开杰米·奥立弗（英国2000年4月12日开播的烹饪专栏《裸体厨师》的主持人）的架势摆弄着一条大比目鱼和一些分类切好的蔬菜时，我播放着《心神迷乱》的录音带，开始走那些舞步，布鲁克林围着我的脚跟转悠，边转边唱“心神、心神”——才十八个月就准备跳摇摆舞了。
“嘿。宝贝儿，你认为怎么样？”他站在炉旁，我搂着他的腰，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问道。
“流畅得多了。”
“这支曲子的本意可不是要流畅，你这疯子，”我说着用一根棍式面包狠狠地敲了他的头一下。“这支曲子本意是要突兀、多变、具有未来派风格。”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跌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开始拿碗里的葡萄来吃。布鲁克林放下足球，向我跑过来。
“你想吃点葡萄吗，大男孩儿？”
我把他抱起来坐在我的腿上。上帝啊，他已经这么重了。
“你说什么？”
“尿尿。”
“真是乖宝宝。”
大卫走过来，端来满满一盘。我饿坏了。
“亲爸爸一下？”他说。布鲁克林扬起脸，嘴巴撮成亲的样子。
“现在，亲妈妈，”大卫说。布鲁克林转过来，我把脸靠在他的脸上，这时大卫亲了我的头顶。
幸福的一家。是的。这种生活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这值得。
就在那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想和这个人讲话吗？可能不想。惟一一个我想和他说话的人就在这儿，为我做着晚餐。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我的律师。我听着，什么也没说，然后点了一下结束键，合上眼睛。
“有什么麻烦事吗？”大卫总是能知道。
“听说过安德鲁·莫顿吗？”
“没有。”
“那么，”我说，“现在你听说了。”
第二章 梦想女孩
“我要做世界上最富有、最出名、最漂亮的模特。”不，这不是我——我从来不要做模特，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据说这是杰瑞·夏尔（世界名模）14岁时告诉她母亲的话。但至少她可能看着像那么回事，而当我和妈妈说类似话的时候，我是一个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8岁姑娘，扎着小辫儿，牙齿缝大得足以塞进一颗豌豆。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梦想女孩。这一切都始于妈妈带我和妹妹去看《荣誉》，阿伦·派克拍的关于曼哈顿表演艺术学校的电影。那是1982年，我8岁零3个月。
黑黢黢的坐在那儿，像是在卡通片里，我的脑袋里亮着一只灯泡。一瞬间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就是这样——我要做珂珂，她不仅舞跳得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而且，她看起来与众不同，拳曲的头发乱蓬蓬的，唱起歌来好像要爆炸——“我要永远活着，我要学会飞翔！高高地！”
“妈妈，”开车回家时我说。
“什么事，维多利亚。”
“我能去那儿吗？”
“那儿？”
“那个学校。”
“不，你不能。”
“求你了，妈妈。”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它在纽约。”
难道妈妈不明白吗？我必须得去那儿，我就是得去。要不然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明星呢？我去求我奶奶，她会给我去那儿的钱的。而且，我过圣诞节和生日还省下了12英镑。
然而我得到的仅是唱片。我不是惟一得到唱片的人。7月17日，由爱瑞娜·卡拉演唱的电影插曲《荣誉》跃居排行榜首位，且保持了3个星期。它连续16个星期名列十大金曲。几个星期后，BBC电视频道开始播出那部电影的插曲。里面不再有爱瑞娜·卡拉，珂珂有了一张新面孔。我最喜欢的其他人物还有：一个身无分文、名字叫勒罗伊的很棒的街舞少年，还有一个叫布鲁诺的英俊男孩儿，长着一头鬈发，会弹钢琴、写歌曲。甚至那些老师也不错。只有一个我看不上，那是朱莉，她拉大提琴，有点儿自负。
那年圣诞节，《荣誉》中的孩子们从美国来了，妈妈带我和露易丝到阿尔伯特礼堂去看他们。这不是什么巡回模拟表演，这是真的：基尼·安东尼—瑞演勒罗伊·约翰逊，爱里卡·金普尔演珂珂·赫南岱，李·科赖里演布鲁诺·马特利。我知道，因为我还有一张节目单。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露易丝睡了。她比我还小3岁。就是因为她长着红头发，人们总是对她笑。我知道，她真的很讨厌，她什么都不懂。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他们也许会安排一段时间让观众上台，就像每年在布罗克斯堡表演童话剧一样。这样的话，珂珂也许会看到我，要我去纽约。事实上，我从没如此兴奋过。
我们差点没看到开头，因为我们找不到地方停车。等我们到座位上时，我都快要爆炸了。有时，你寄予厚望的事情让人扫兴，但这次表演不是这样。除了我们每年都去参演的布罗克斯堡童话剧以外——我妈妈和爸爸对家庭传统总是很热衷——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次现场表演。舞蹈者充满活力，而且我靠他们这么近，我完全着迷了。在出去的路上，妈妈为我和妹妹买了“荣誉孩子”的天鹅绒田径服，后背还有金字。我的那件是蓝色的，露易丝那件是红色的。
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缠着妈妈要学跳舞。大约3岁时我曾开始学芭蕾，但学了几个星期我就不学了。所以，妈妈说她不想再浪费钱了。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说，从一张沙发跳到另一张，从露易丝背上跳过去，“我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不会放弃。而且我保证对露易丝好。求你了，妈妈。求——你了。”
那年圣诞节，我们去看哑剧，那个地方离我们的住处大约有4英里，妈妈注意到所有参加演出的孩子都来自地方的舞蹈和戏剧学校。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登记1月份开始的课程。他们告诉我们在霍兹顿（还在北边一点的城镇）一家名叫“舞蹈用具”的商店可以买到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舞蹈用具”店就在集市外，妈妈给我买了芭蕾鞋、爵士舞鞋、紧身连衣裤以及腿套。我开始起步了。
在大约6个月后的一次贝瑞·曼尼洛（成人抒情曲之王）音乐会上，我首次向世界宣告（这个世界包括我妈妈、她的朋友潘·戴维斯以及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我要出名。阿曼达和我总是被我们的妈妈拖去看音乐会——阿曼达的妈妈是一个绝对的贝瑞·曼尼洛迷，是贝瑞·曼尼洛歌迷俱乐部的成员。
像往常一样，我不大想去，但是，这是在布伦海姆宫，我很喜欢去皇宫。结果，这只是一片满是羊粪的田野，而且，我们在一座巨大的高压电线塔后陷住了，只得从大约20英里外看这个大鼻子的家伙。
“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一样，”我说。真奇怪，贝瑞·曼尼洛又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但我就是喜爱舞台上的一切。我下一个生日时，阿曼达给我买了一双贝瑞·曼尼洛鞋带。鞋带是灰色的，上面印满了贝瑞·曼尼洛字样。我把鞋带系在我的软底运动鞋上。真伤心。
其实，我很喜欢贝瑞·曼尼洛，现在还是。不像克利夫·理查德（与美国“猫王”埃尔维斯齐名的英国“猫王”。），那时我就不能忍受这个人。他本应该呆在该死的汽车里，继续他的夏日旅行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妈真的喜欢他。我知道我妈妈在碰到爸爸之前曾经把这条老蜥蜴的照片贴在她衣柜里头。1983年10月，我们去温伯利看了一场他的音乐会，那时他刚推出他的银唱片。这一张在克利夫·理查德的唱片里头可能是最好的。（银质表明在这一行已有25年了，你不知道吧。）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很具有80年代的风格。他穿着西装，领带和衬衫都解开了。我们都坐在那儿，我转向我妈妈说：“有一天我要站到那儿去。”看着克利夫穿着坎肩、头发蓬松地跳来跳去，让一车一车温伯利的妈妈们如痴如醉，我想，是的，那个我也行。
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在家庭传统方面做得很出色。每年的圣诞前，我们会去牛津大街看华灯齐放。我只知道有一天站在那儿的会是我，高高地在人群之上。
“总有一天我要那么做，”那一年无论看谁演出我都会在底下脱口而出。古怪还是怎么的？
我一定是个讨厌的家伙。
“她得有一个作业计划，”在我开始上课时，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告诉我妈妈，“跳舞是百分之九十的勤奋加上百分之十的天赋。你得一直跳到你倒下为止，维多利亚。”
她在说什么呢？作业？作业是阅读和算术题。跳舞就像甜点、冰淇淋，像爆米花，像草莓奶昔，像海滩。
在初学者班上，我比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儿都要大3岁左右。克里丝廷小姐——我们获准这么叫她——告诉我妈妈，如果我想演明年的童话剧，一星期一次是不够的。因此开始时我每星期去两次——芭蕾舞和爵士舞——后来又加倍了。
芭蕾舞最难。在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小时一小时地练，用床底部的横木作扶手。
“你在做家庭作业吗，维多利亚？”妈妈就会在楼下喊。
“是的，妈妈，”我的声音盖过了随身听的节拍。
我不惧怕学习的艰辛。在初中，为了能跟上，我一直得努力地学习：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回顾我的跳舞历程，我也从来不是跳得最好的。区别在于我从没感到跳舞是任务，因为我绝对喜爱跳舞的每一分钟。
当妈妈第一次说她要把我送进贾森舞蹈戏剧学校时，我想像它和电影《荣誉》中的学校差不多：衣帽间、布告牌、对面的墙上装了镜子的大练功房。其实，我们的上课地点很随意，布罗克斯堡能找到有木地板的任何地方都行：教堂的大厅，甚至童子军住的棚屋。只有一个地方有扶手和镜子。
但是我的失望只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因为克里丝廷小姐是一个很好的人，她曾经是职业舞蹈演员，但现在她的体形已变成梨形了，虽然她还有着跳舞者的小脚和漂亮的脸蛋。
“预备。”
脚，一位，双脚保持正确的角度，左臂搭在扶手上，右臂侧向伸出，或者像克里丝廷所说“辅以臂膀动作”。
朝着钢琴前的霍金斯夫人点点头，然后一、二、三、四……
“侧步，二，点，四，再来，六，展开，八。”一遍又一遍，七八双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皮底在木地板上来回走着，沙沙作响。向上，保持，向下，保持。向上，保持，向下，保持。还有点，点，点。
接着，屈膝。我太瘦了，紧身衣在膝盖处一点也不紧。
“后背挺直，维多利亚。”
“屈膝，琳赛。”
“下巴抬起，洛琳。”
“脚尖点地！”
“收腹！”
“膝盖向外！”
“臀部内收。”
“头不要动。”
“请从头再来一遍，霍金斯夫人。”
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在一起，我越练越想练，虽说我从来不懂为什么她每条指令总要用法语。不久，我开始每天放学后都去。但至少，我从来没有厌倦。不像我正常上学的戈夫橡树小学，从一开始就不对头了。
我的任课教师太糟糕了，这有点儿倒霉，因为她是我第一年全年惟一的老师。我们整天都是她，每天。她就像西方那个邪恶的女巫，只会比那女巫更坏。她看上去差不多和我外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一样老，满是皱纹，这皱纹让人不舒服。她身着灰色套装，带镶边的肉色衬衫。但是，说她可怕与她的年龄无关。我外婆满是皱纹，而且也老了，但她可爱。即使没那么老，“可怕”夫人也绝对不是那种让你敢于试试的老师。阅读是最糟糕的，我们学习阅读的书是《珍妮特和约翰》。
“哦。《珍妮特和约翰》，维多利亚，”当我把第一本带回家时妈妈说。对她来讲这一定很怀旧：她在50年代学习阅读用的是同样的书。珍妮特和约翰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还有一条狗，他们去商店。书里写的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每天都读《珍妮特和约翰》。读完一本《珍妮特和约翰》，再读另一本《珍妮特和约翰》。《珍妮特和约翰》不仅主宰了我的学校生活，而且也主宰着我的家庭生活。我记得和妈妈在一起数小时痛苦地读着可恶的《珍妮特和约翰》。这延续了几个月。现在没有人再读《珍妮特和约翰》了——他们读红帽子罗杰、蓝帽子比利和黄帽子珍妮弗。终于，那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我读到了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页。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学校，真的感到很兴奋。每个读完《珍妮特和约翰》的人都得到一颗星。现在我能得到一颗星了。我记得站在教室前面“可怕”夫人的桌前，排队等着轮到我，两只脚跳来跳去。“可怕”夫人拿起书，书的里页有我妈妈打的钩和签名。我感到如此兴奋：我读到了末页，现在我将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一颗星了。
但是“可怕”夫人，那个老巫婆，说，不。
“不，”她重复了一遍，我就站在那儿，书还向外伸着，迷惑不解，血涌到了脸上。她把书递还给我。“如果你已经读过一遍，再读一遍不会有什么困难，对吗，维多利亚？”
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清早的闲谈都停了，也没有椅子的咯吱声。我能感觉到她们都在看着我，心里想她们多聪明——她们都拿到了星——我真笨。
“那么，现在，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你可以从头再开始。然后你就能拿到一颗星了。”
甚至现在我还能记得我走回课桌的情景，其他孩子低下头看着书本，尽量不看我。
我死劲眨着眼，感到眼里有什么东西。接下来的活动时间，甚至我的朋友阿曼达都不跟我一起玩。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儿玩跳绳游戏。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用粉笔画好的旧的跳房子游戏，我找到一块石头自己玩起来。
我认定，“可怕”夫人是一个巫婆。她对我施了咒语。我知道在她房子里面还有一顶巫婆的帽子，一把扫帚柄，她收集蜘蛛、蚂蚁这样的东西，用它们念咒语。
那时我甚至6岁都不到，还不知道记仇。但是我恨“可怕”夫人。而且我想她可能也恨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迟到，我总是又干净又整洁，我从来不忘换室内鞋。她说我迟钝，那是多么痛苦啊！“很遗憾，他们这儿没有补习班，维多利亚，因为那正是你该去的地方。”
因此“可怕”夫人把我安排在教室后面，这样我就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坏影响了。
如今，如果他们发现你阅读缓慢，他们可能会认为你有语言障碍，并给你额外的帮助，或者至少，会对你好一些。我不认为我有语言障碍，我想我只是厌倦得发懵了。
虽然那几年，我有过一两个好教师，他们鼓励我，没有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低能儿，但是，“可怕”夫人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因为自那以后，我拒绝做任何使我想起她的事，比如阅读。我认为那就是让我无法阅读的原因。
戈夫橡树小学像一所老式的乡村学校，虽然戈夫橡树并非真的是一个村庄。它曾经是，但是到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通勤城镇的郊区（30分钟到利物浦大街）。这些城镇在伦敦外围，沿A10公路向北延伸，过25号公路直到赫特福德，比如说沃尔瑟姆克罗斯、切斯汉特、布罗克斯堡以及霍兹顿。虽然它离中部伦敦很近，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黑人，一个都没有，事实上，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我们全都是可爱的白人小女孩儿、小男孩儿。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过着很闭塞的生活。
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很漂亮，金色的短发、美丽的手、美丽的指甲、完美的皮肤，还有眼镜。她是那种稍大点后会把校服改得看起来很酷的女孩儿。我们得穿棕色齐膝长的裙子，裙子上打了很多褶，金色衬衫，金色、棕色相间的领带，棕色套头外衣，带纹饰的棕色运动夹克。她的裙子总是稍微短一点儿。她总有很酷的铅笔盒，很酷的书包，她甚至有高跟鞋。我总是很整洁，但是从来不酷。
每星期一次，我们在上午10点的休息过后进行“展示和讲述”。活动中，你把有趣的东西带到学校来给班上其他同学讲述它的事情，比如一个鸟巢。其他同学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好像总是比我的更有趣，尤其是阿曼达。
我还记得她带来的东西——像一只甲虫，鲜红色的，那是一枚她爸爸在布罗克斯堡伍兹罗马公路附近发现的罗马硬币；一个古老的绿色瓶子，它的塞子像一个玻璃球。
我找了要带去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是一个弯弯曲曲塑胶样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彩包爆竹里可能进出来的那种。妈妈带着我刚出生的弟弟克里斯琴才从医院回家。她把这个弯弯曲曲的东西给所有来看她的朋友们看，并且向她们描述他如何手里挥着这个东西出生了。他们好像都觉得很好玩。
“到这儿来，维多利亚。你拿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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