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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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表。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
　　那是3月4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于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家伙就要出来了。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人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在梅兰妮·B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英国电影名）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第十八章　签好名，封好口，寄出去
　　“他好吗？”
　　这是所有的母亲惟一关心的一件事。
　　“一个很棒的小男孩。”杰拉德先生说。
　　“他的头发什么颜色？”我问道。像我一样的黑头发还是像大卫的金发？
　　“姜汁色。”我母亲说。
　　“姜汁？”
　　其实不是什么姜汁色。他的头发上都是血。
　　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大卫罚任意球用的时间长。尽管我完全清醒，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支起了一个棉麻布做的帐篷一样的东西。大卫时不时看一眼，接着脸色就会很难看。妈妈在录像。我除了饿以外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能想到的就是咖喱鸡。我求大卫去给我弄点吃的，最好是咖喱鸡。
　　似乎仅仅过了几分钟，医生们就把他拖出来了，这个不断蠕动的灰色小东西将要永远地改变我的生活。
　　布鲁克林·约瑟夫·贝克汉姆（约瑟夫是大卫爷爷的名字），出生于1999年3月4日下午7点46分。大卫是第一个抱他的人，然后是我。我抱着他看着，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孩子似的。他长得特别漂亮。我一点也没有偏心，他确实漂亮。剖腹产的优点就是孩子不会有挫伤。
　　当我们回到房间时，那里就像在开派对。我爸爸、妹妹和利伯蒂，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大卫的妈妈和爸爸。
　　我躺在床上，麻醉药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有这么多人在喝香槟，我在想这真是疯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大卫俯下身递给我一把梳子。
　　“宝贝儿，能帮我梳一下头吗？我得出去向媒体宣布这个消息。”
　　给大卫梳头？
　　我是在做梦。
　　房间里已经堆满了鲜花。收到的第一束来自多米尼克·莫汉，《太阳报》娱乐版编辑，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小于草堆那么大的东西叫做一束的话。·我的房间和外面的走廊就像世界上最大的花店。没有人愿意落后：所有的报纸和邦德街上我曾经走进去过的每一家商店都送来了鲜花。第二天早晨我打开了首都电台。
　　“现在我们在波特兰医院作现场报道，在这里‘高贵辣妹’刚刚生下了布鲁克林宝宝。”
　　另一条街上，有一家商店在窗户上标了一只大箭头，标牌上写着“去看布鲁克林，这边走”。疯了还是怎么了？透过窗子，我能看见下面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发生什么事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警察不得不封闭了整条街，让我们的车通过。弗兰克，梅尔·C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整辆车的玻璃都用窗帘布遮着，以防有人拍照。警车在前面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戈夫橡树。
　　我的孩子一切都好，体重达到了“非常可观”的七磅。他有着和我一样的橄榄色皮肤、嘴唇、下巴和鼻子，下肢、大腿和脚像大卫。正如露易丝所说，幸亏他不是个女孩。
　　报纸上充满了能和布鲁克林扯上边的东西。赌博经纪人开出10，00旧比1的赔率，赌他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将被请出场，500比1的赔率赌他将成为内阁部长。
　　据《旗帜晚报》称，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将价值25万英镑。
　　我们还没有给他拍照片。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阿伦·爱德华兹的电话。有人向《太阳报》提供了照片，他说，但他们将归还那些照片。有一张是偏光板。照片是在斯蒂芬艾治的一个停车场交接的。那些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是，不，它们绝对货真价实——我妈妈记得自己拍过这些照片。我们意识到这些照片一定是那时家中的某个工人拍的。他们一定看过了所有的照片一我所拍过的最隐秘的照片。他们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那种下流的事情？如果这都不算是隐私，那什么才叫隐私呢？我们简直就像是公共财产。
　　占星家们有一些建议。有一个人写道，布鲁克林是双鱼座，由于火星所处的位置，我们将很难控制住他。自我从美敦赫德出来后，我就再没看过星星。
　　这个预言并非不着边际。布鲁克林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他有严重的腹痛，总是疼，不停地哭。也许他奶水没喝足？他五个星期时，我停止了母乳喂养。这让我如释重负。大卫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也可以喂布鲁克林了。后来，我们发现他对碳水化合物吸收不良，一种严重的乳糖过敏。
　　换句话说，他对奶过敏，任何一种奶：我的奶、羊奶、牛奶，甚至豆奶，我的天哪。同时他有可能对脂肪也吸收不良。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一种昂贵得出奇的合成食品作替代品。
　　在赫特福德郡只有两个婴儿要吃这种东西。这种合成食品气味难闻，一点也不像奶类食品，吃起来像是化学制剂。布鲁克林不能吃任何一种奶制品，即使是一块纽扣式牛奶巧克力都会让他呕吐。他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化学奶。
　　他白天不睡觉，夜里睡上二十分钟，然后就会醒两个小时，整夜如此，不只是哭，而是由于剧烈的腹痛而尖叫。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就像是一部昼夜不停的机器。
　　我妈妈真是太好了。我们搬回到奥尔德里…埃吉之后，她常来和我们住，半夜起来替我们照料布鲁克林，让我和大卫能睡上一会儿。
　　报纸放弃报道了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