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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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从1974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197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2月1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1982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1974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10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1985年11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的一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上次见面是1982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你来说，三年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说就珍贵了。”
　　基辛格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你时还要健康。”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自然规律违背不了，我的秘决没有别的，就是尽量少做事，让别人去做。”
　　基辛格说：“我们相识已经有10年了，特别是过去6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邓小平高兴地说：“去年我们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调整，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出点差错不要紧。”
　　基辛格称赞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试验。”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
　　基辛格接着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10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1949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邓小平的信念、魄力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1987年9月，邓小平和来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又见面了。
　　这天是9月3日。基辛格一见面就说：“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对此基辛格深有感触。他深情地回忆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邓小平也愉快地说：“我访美的时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基辛格还跟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前看到的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道，他还把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情景与外面的报道进行了比较，请邓小平对今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做出预测。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年初有些学生上街闹事，要求全盘“西化”，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问题。
　　针对国内形势时，邓小平跟基辛格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的11月10日。
　　此前的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11月9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作为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邓小平这个18岁时在法国投身中国革命，并很快成为“少共”的积极分子的中国青年，在法国承担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工作。那时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刻蜡版，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劲，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是，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前后，分别在10月31日和11月10日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这一前一后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出于人为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就是这次会见中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之船“起航”的“领航人”，邓小平在世界和平发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
　　———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
　　据说，有人曾经在白宫的一个外交使节的宴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让与会者回答———在美国，每天都必须要和总统在一起说话的人是谁？
　　有的人说那当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厨师，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甚至还有人说是总统养的小宠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确。那这个人是谁呢？
　　最后，还是白宫的一个服务生无意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作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几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进行整理向总统汇报，并提出不同方案和对策供总统参考，在白宫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担任1977年到1981年美国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里干过两年，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因此还得了“鹰派”代表人物的称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他又回到大学讲台，却提出了一些“鸽派”的理论。因其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东欧出生，又对东欧和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问题有着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国权势集团上层人物的座上宾。他的简要明了地从世界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迅速概括成决策方案的能力和善于总结形势而提出口号的能力，也深受美国政治领导人物的欣赏。此间，在缅因州的东北港避暑的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著名的大财团的总经理兼董事长、不久前又刚刚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西尔港庄园，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密友。由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最上层银行和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组织———就是著名的“三边委员会”。这个“三边主义”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明。
　　再后来，经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推荐，戴维的提名，经布热津斯基的同意，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才得以成为“三边人”的。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在组成政府班子成员时，首先就请教布热津斯基。而且卡特还对他说：“还在我刚进‘三边委员会’的时候，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当总统，我就请你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布热津斯基“帮我一把”。而布热津斯基也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荣幸！吉米，你决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卡特也的确公开对记者说：“我有了最优秀的顾问！”
　　像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担任此职务后，因其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闻名遐迩。
　　□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秘密表达访华愿望。卡特单独秘密会见布热津斯基，并给予“特别授权”，表明“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1978年4月，对吉米·卡特来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了。他已经内部秘密决定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建议中美建交时间为“1979年1月1日”。卡特觉得，中国人将每年的1月1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而离这个日子不到8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岐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中国能接受吗？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为此，他曾授意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1978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1979年1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1978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1979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1977年的11月3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5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