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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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20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10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16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84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1／5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1979年在华盛顿，1982年、1985年和1989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1982年的会见是在9月8日这天举行的。邓小平再次对10年前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赞赏。同时，邓小平也非常直率对尼克松说：“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
　　这次会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9月1日至11日），而此前的8月17日，中国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刚刚发表了“八·一七公报”。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冷静地说：“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他指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还有很多障碍，但最大的障碍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更具有长期影响的《与台湾关系法》。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而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领域宽得很。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正在进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关系。但他同时也说：“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潜心著述，并一直是他的继任者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询顾问之一。尼克松先后出版了10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机》（1962年）、《尼克松回忆录》（1978年）、《真正的战争》（1980年）、《领袖们》（1982年）、《真正的和平》（1984年）、《越战不能重演》（1985年）、《1999：不战而胜》（1988年）和回忆录《角斗场上》（1990年）、《超越和平》（1993年）。这些作品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观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1949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60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1967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1973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1975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渡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他还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从1976年到1985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四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自从1972年尼克松主动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尼克松以他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美国战后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总统。尼克松10年的中国之行（1979－1989），目睹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和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更加敬重邓小平。
　　正如尼克松对邓小平说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这或许正是对中美关系最明智最客观最科学的概括。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此，我们相信，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益，同样，也是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总统说：
　　“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邓小平和布什
　　布什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在前后8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两个同名叫“布什”的人当上了总统，而且他们是父子。而老布什与中国的关系更是令中国人感到其中有某种“缘份”。
　　美国的第41位总统乔治·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密尔顿市。在1942年的这一天，刚刚从菲利普斯中学毕业的他，在听完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亨利·史汀生关于“二战”的毕业典礼演讲后，毅然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二等水兵。1943年6月，布什从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不久，他被分配到海军的VT－51部队，并随中队由“圣哈辛托”号航母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空袭太平洋中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关岛、塞班岛上的军事设施。1944年9月2日，布什机组奉命空袭小笠原群岛父岛列岛上的日军机场和通讯设施，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中起火。布什和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起继续把炸弹投中目标后，跳伞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3个小时的布什，在另外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有幸被“长须鲸”号潜艇营救，才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而他的两个战友却在成为日军俘虏后被活活残杀并被吃掉。
　　1945年9月18日，布什复员回家。这位飞行时间达1228个小时、在航母上作了126次起降、执行战斗任务58次的21岁的“二战”英雄，走进了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开始经商，在发了大财后开始从政。虽然在1970年底的竞选联邦参议员中失利，但他却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许诺，在政府中任职。最后布什自己选择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1970年12月11日得到了白宫的任命。从此，这个“竞选失败者、一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的百万富翁出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大使”，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并因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什觉得邓小平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1975年，布什就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1971年春天，布什初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正绞尽脑汁想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在秘密策划一场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也就是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不仅令全世界震惊，更让蒙在鼓里的布什吃惊！1971年11月15日，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此时，中美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布什又充当了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无法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正式会晤。于是，就私下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安排，布什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的“联合国走廊”里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进行了微妙的“自然”会见———布什假装准备在那里打电话，等到乔冠华一行经过这里时，他起身自我介绍，表达了欢迎，双方很有礼貌地握手后，又自然分开。这是布什从政以来第一次与中国人握手。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乔冠华这位被毛泽东称作“乔老爷”的“外交才子”的风采和布什年轻时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风得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取得总统连任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了。作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在经过复杂的斗争之后，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为第一个正式敦促尼克松辞职的共和党领导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水门事件”的真相渐渐被揭开之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坚持原则，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不能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是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他还是以自己独立的品格鼓起勇气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在1974年8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参加会议的布什，在会上一声不吭，对此表示沉默。会后，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从口袋里悄悄地递给了尼克松，并叮嘱总统说：“你回去再看吧。”
　　尼克松回去后，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打开了布什给他的信。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介绍，布什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你应当立即辞职。也许，在您孤军抵抗的处境中，这对您似乎是来自您多方支持和帮助过的人的不忠行为。但我的观点是：我不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您，我就不适宜为一个我永远尊敬其巨大成就、热爱其家庭的总统服务。直到现在，您对辞职还完全没有答复，但是，考虑到事情结局的影响，辞职是最后的、也是我现在坚定感受到的，最利于国家、最利于党的行为。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全国大多数共和党领袖的意见。……如果您辞去公职，历史将怀着持久的敬意记录下您的业绩。
　　显然，布什的这封信对尼克松在最后时刻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尼克松就推翻了自己在内阁会议上带有强硬情绪的不辞职的言论，决定辞职。8月8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了辞职讲话。
　　按照美国的宪法，副总统是由总统挑选和任命的。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担任了新的总统。当时，福特已经组织了“厨房内阁”，在副总统人选上，他曾经考虑过布什。但出于种种考虑，福特还是挑选了洛克菲勒任副总统。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和布什又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不能怠慢的。而在福特正式组阁时，布什自己内心里也是很想得到副总统的职位的。
　　几天后，布什在家里接到福特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准备宣布任命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希望与他尽快碰头“商量将来的安排”。可以想像布什放下电话后的心情。但他还是没有计较什么。他与夫人芭芭拉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最理想的“将来的安排”就是离开华盛顿，脱离刚刚在白宫发生的一切，且越远越好。因为让他感到难受的倒是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好像是一场政治上的噩梦。夫妻俩还私下里商量说，如果总统要给他们对外职务的选择时，他们就选择去远东。他们分析后认为，尽管伦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职位是显赫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许多人都争着去，而且对个人的前途有好处，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俩都想到了要去北京。
　　这个选择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布什为什么要想去北京呢？这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不打不相识。在他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是他和美国外交上最沉重的失败。美国作家在布什的传记中这样评述他说：“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战斗着，以阻止此事发生，但最终他不得不鼓起勇气，以最好的风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当时，布什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的提案，即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但不同意驱逐台湾。支持新中国的代表团们就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这个提案。据报道说，布什为了这个提案能够通过，可谓煞费苦心，一会儿亲热地搂着这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说话，一会儿请那个国家的团长喝咖啡，有的国家代表团还借机与他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从中捞取便宜。甚至有些国家的代表希望美国给他们的亲友们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
　　然而许多国家却对布什要他们不支持北京感到疑惑甚至大为不满，因为，与此同时，尼克松正背着他们与北京拉关系，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第二次访问，热火朝天。
　　当10月25日，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电子荧光屏上最后的票数公布出来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欢呼跳跃起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会议大厅里跳起了庆贺胜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和他的助手们如泄气的皮球沮丧而痛苦地坐在前排的美国代表团的位置上。据有人回忆说，这位高个子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婊子！”而他自己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那种感觉就像驾驶飞机在空中作战时中弹被人击落了一样。后来，当他听说中国报刊形容美国代表在联大辩论中“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哈哈朗声大笑，琢磨着这句中国话喃喃道：“蚂蚁？爬在火烫的热锅上？”他觉得中国的语言竟然如此的生动形象。
　　再后来，中国的代表团很快就来到了联合国。乔冠华的联大首次发言，谴责了美国，也谴责了苏联。他和“乔老爷”在“联合国走廊”里“自然”会见握手。第二天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做鬼脸，而“乔老爷”将一桶水倒在俩人的头上。
　　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在1971年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却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乔冠华回国后，黄华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留在纽约。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第一次遇见黄华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过道上，礼宾司的某人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国大使的公寓里，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法国大使把他介绍给我。然后又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个中国人背起了他的手，马立克的脸胀得通红，仿佛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国大使马上掩盖了这一窘态，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用茶点。”
　　或许就是在联大的这次失败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愿望。此后，布什谨慎地招待过中国的代表们。他们也给他以回报。那个时候，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任何联络机构，但布什甚至带领这群中国人去乡村，到鸟兽禁猎区去游览。
　　因此当福特约他去白宫商量他的“将来”的时候，他和芭芭拉已经商量好了，要当驻外大使的话，就去中国。
　　布什在他的自传中，对福特总统的这次约谈有如下精彩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我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是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
　　福特望着我，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因为，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后来说过：“在70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当你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时，你就应该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美国政府所有涉华事务都必须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进一步了解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为此，他只好千方百计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1974年10月21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