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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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帖，幽寻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暗瘖，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着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吐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现时，‘十月不雨’困扰介甫，‘上天示警’逼压介甫，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毁介甫之所为以图快，此出于私人之情谊，亦出于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现时处境艰难，光唯有遥祝安顺而已。光之政见，也许会在《资治通鉴》的著述中以‘臣光日’之插话而阐明，不求有知于现在，只想求教于未来。公之所企，恕光不能从命。光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三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直寻’两字，以期苏子瞻立业文坛。现苏子瞻‘直寻’于山村、街坊、民间，可‘寻’得山川之灵气，可‘寻’得时代之新风，可‘寻’得千古文化之底蕴，也可‘寻’得民间疾苦之泪痕。他是口无遮拦之人，又以诗魂词韵为生命，要他什么也不说会憋死他的。愿持国公以伴随天子之便，以缓子瞻它日之危。光叹服子瞻才气，常为大宋文坛有此百年人物而庆幸；光珍惜子瞻诗词，常吟诵以陶冶性情，但此诗集，光惶恐而不敢领受，亦不敢拭目拜读，个中情理，持国公自当深知。光怀疚谢罪了。”
　　司马光说罢，向韩维深深一揖。韩维周身一凛，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神交的友谊深深感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从这位败落而蛰居于园林之内的“陕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间坦坦荡荡、诚不欺友、义气相扶、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交契，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
　　韩维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确有很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解朝廷即将出现的混乱？看来，只能借助皇上本身的权威了。他急忙从怀中取出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拱手一礼，神情怆然地说：“司马公心洁如冰，韩维拜服。但圣命在身，不能不倾心而语：旱灾肆虐，灾民流离，各地库存粮米甚少，国库财用匮乏，流民涌入京都，大内震动。介甫一年来埋头经义局，心血尽洒于《三经新义》，闻惊仓卒应变，已显捉襟见肘之窘。皇上绕室徘徊，惧‘上天示警’而废寝，忧‘人事不修’而忘食，‘减膳’自省，‘避殿’自罚，已多日，上天仍不见谅，皇上被逼无奈，前日已罪己而下诏广求直言。司马公，皇上授诏于我时，殷切而语：”朕要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光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司马公，皇上期望之殷，韩维难以用语言表达啊！这是皇上’广求直言‘的诏文，请公恭览。“
　　司马光心底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几十年修养的“忧君之忠”立即占据了他的身心中的一切。他面色灰黄，两膝跪倒，伸手接过诏文，借着烛光恭览，双手发抖，嘴唇颤栗。览完诏文他面东三叩其首：“陛下，臣心碎矣！臣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谏奏不坚，招致今日之祸，臣知罪，罪愧圣躬，罪愧天下黎庶啊！臣现居书局，已无才无智解圣上之忧，只能故谏重奏，以赎臣之罪愆了。”
　　司马光从地上爬起，坐落在几案前，展纸提笔，似乎忘记了韩维的存在，写出了《朝政阙失状》：……‘天’‘人’之应，臣亦迷离，臣只知，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夫‘十月不雨’之灾，乃天道之异变，当与‘人事不修’无涉。帝王之责，当以人事而胜天命。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日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是为陛下道也……
　　弄水轩外的溪水潺潺作响，天似乎要亮了。
　　篇五　汴京　福宁殿
　　王安石不合时宜地喊出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的高论，饥饿的现实决定了它遭受冷落的命运　智慧闪烁的火花消失了
　　韩维带着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和司马光对王安石、苏轼神交相知的感人友情驱车离开洛阳“独乐园”。在车辇飞快奔驰的途电一场危及王安石地位的政争，在汴京大内福宁殿御堂里发生了。
　　三月二十八日巳时三刻，大内宦侍来到王安石府邸，传谕王安石午时正点在福宁殿御堂晋见皇帝。王安石知道，皇帝要听他的趋时应变方略了，便带着吕惠卿关于修善人事的设想和吕嘉问关于南粮北调、川米东移的具体措施，随着大内宦侍向宣德门走去。
　　王安石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推敲，他把与吕惠卿、曾布、吕嘉问所商议的一切精炼成为释解“变法”义理的两句话。“天道尚变”和“人道尚占”。并且正在思谋运用这两话深入浅出地解析眼前这“十月不雨”带来的种种困难。
　　他太了解年轻的皇上了。这个主子，在六年的“变法”中，处于顺境时，“上则用心太急”；处于逆境时，“上则失意摇摆”。不根除其热冷无常之疾，“变法”是难竟其功的。
　　他打定主意在今天的君臣会见中，首先用“天道尚变”四字对皇帝进行耐心地开导，以坚定其信心；再用“人道尚占”四字，消解皇帝心中的焦虑，以增强其趋时应变的勇气；然后以吕嘉问所呈关于二百多万斛粮米分批漕运至京的具体举措，消除皇帝燃眉之忧。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祸民”并要求停止新法的奏表，也已悄悄地跟在他的背后，向宣德门飞马急驰而来。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背后致命一击的，正是他几年来一直信任和庇护的监安上门郑侠。
　　昨天傍晚，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这幅血泪斑斑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的艺术才能。凡流民者，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其情注于笔墨，跃于绢土。其意透于绢锦，怨声可闻。郑侠似觉难尽心底之思，乃尽其胸中之才，书写弹劾奏表，先述旱灾之惨状，次述执政之缺失，再述求罢新法之愿，最后提着脑袋作赌注。其情之迫，足以使人落泪。其胆之狂，足以震慑群臣。奇特年代，终于造就了这个奇特的人物。真是硬的伯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活在世上，都得遇到一个魁星啊！
　　郑侠密封了画卷和奏表，准备连夜呈送皇帝，但他位卑人微，根本没有可能走进福宁殿。他沉思良久，决定用走后门的办法打通关节。他来到中书门下侧门，找到一个相识者，请其设法迳呈皇上，并以十两银子作酬。相识者猜知事体重大，微微摇头，便以“阀门上呈文书，均需执政过目”为由而拒绝。郑侠知其不可勉强，遂留银作谢而别，相识者感其豪爽，在收起银两的同时，低声暗示可通过驿站马递之途，绕经通进银台司而直达福宁殿。郑侠悟通，遂于五更时分，身着朝服，怀揣印记，驰马出南薰门三十里，走进驿站，佯称自己是大内派出的督察官员，有密急奏状案续上呈通进银台司。驿站官员见其身着朝服，气宇轩昂，并验其印记，不敢怠慢，即发快骑传递，奔向京都。
　　王安石走进宣德门不久，驿站马递也匆匆地走进了宣德门。
　　王安石兴冲冲地走进福宁殿御堂，抬头一看，一下子懵了，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早已到来，而且都神情惶恐地呆站着。皇帝赵顼端着一副阴沉而冰冷的面孔迎接他，显得十分憔悴。宰相王安石胸中正在翻沸的那股耐心开导皇帝的热情骤然冷却了：陈升之、吴充、冯京啊，该你们露面的时候，你们告假；不该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却抢先来了。随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莫非要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吗？他心绪惴惴不安地向皇帝行叩见之礼。皇帝回答他的是微微点头和脸皮上一丝挤出来的苦笑。这种冷遇更加重了王安石心头的狐疑，难道皇帝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感到悲哀，坐落在首辅的椅子上，凝眸注视着皇帝，等待着皇帝赵顼开口。
　　赵顼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升之，嘴角微浮笑意，似乎已经摸着了皇上的心思。城府深沉的吴充，绷着面孔，不露声色，眉宇间浮起一层忧郁。性情沉稳的冯京，举目望着皇帝，目光中含着同情和歉疚，似乎在为皇帝的焦虑而担忧。王安石先是凝眸注视皇帝的神色，继而微微叹息。君愁臣忧啊！
　　是啊，皇帝赵顼在这场天灾面前，在连续多日的应变无策，废寝忘食的折腾下，特别是在两天来闭门沉思中，完全感受到“上天示警”的威逼了：十月不雨，哀鸿遍野，市易榷兼，商贾怨道，朕失民心；华山崩塌，中枢不协，重臣箝口，谏台无声，朕失吏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谤起街巷，文人助澜，朕失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吏、士、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
　　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黎庶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所贷之款，将本利难收，若“追呼收缴”，势必招民怨恨，进而激起不测。城乡货物匮乏，百货流通已呈枯竭，将使“市易法”失去敛利功效，若再由市易务“控制开阖之权”，势必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招致商贾细民的怨恨，使市易更加萧条。“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推行，在灾荒年月，已非当务之急，强行之，徒耗民力，徒增民间惶恐而已。暂停“变法”以休养民力吗？退一步而顺应天灾的驱使吗？六年“变法”取得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朝野变革图强之志也许会从此而瓦解涣散无遗的。“变法”不可停！停止“变法”这句话是万万不可出口的。
　　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渡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唯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侧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扑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涌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哄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流民入京，惜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果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悻。‘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