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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鏊�的《日录》，按照他指定的时日，查找他此刻需要的记载。
　　王雱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一则“日录”中，找到了父亲与苏轼会晤的一段，并高声读了出来：夜，访苏子瞻。子瞻有语：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押至，则人之死久矣……
　　王安石在踱步中倾听着，突觉王雱声停语歇，蓦然止步，抬头望着儿子。
　　王雱急忙说：“下面就是阿爸写的注语：”某与子瞻议论素异，缓急有别也‘。“
　　苏子瞻“渐变”之论不是没有道理啊！王安石又在踱步中沉思了，道有升降，政有弛张，缓急详略，度宜而已。朝廷现时之状，一切惟务苟且，见患而后虑，见灾而后救，逸豫而无为，侥幸于一时，人们习玩于久安，士大夫多不恤国事。风俗衰坏如此，能一声霹雳而涤荡无遗吗？当弛而张，当缓而急，不谙实情，恃勇而动，能达到“稳健少失”吗？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当深思啊……
　　夫人吴氏，似乎理解了丈夫此刻沉默的心境，对苏轼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语，发出了感叹：“苏子瞻果然是语出不凡啊！酷热的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严寒的冬天，严寒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酷热的夏天；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黑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白天。这‘不知不觉’四个字，真是道尽了自然造化的奥秘，包含着多少令人仰慕的才智啊！”
　　王雱却说出了与母亲相左的看法：“苏子瞻‘变革’之策，我看是前后矛盾的。仁宗嘉祐六年，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激越而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此段’动而不息‘之论，何等明快而有力！而这段’寒暑之极‘之论，正如阿爸在《日录》中所注，实为反对’骤变‘之说，近于因循苟且之习。阿爸意欲与苏子瞻联手并肩，只怕是缓急难以相济，寒暑难以共时……“
　　王安石听着儿子的议论，在踱步中微微摇头：子瞻“变革”之论，貌似前后相左，实为子瞻政见中的“破立”之说。在其嘉祐六年上呈的《策略》中已显端倪：“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子瞻高呼“动而不息”之论，乃针对朝廷因循苟且而发，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故愤情激越，与自己同调；其“寒暑之极”之论，乃为“卓然有所立”而发，意在渐进以立新，故缓急与自己相异。急缓真的难以相济？寒暑真的难以共时吗？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不就是寒暑相融的季节吗？他没有责怪儿子，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抬头吩咐王雱，从《日录》上查找他需要的另一则记载。
　　王雱很快翻到去年十月的一则，找到了父亲所记司马光与皇帝的一段答对。
　　是日，在迩英殿，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君实言：富民之本在于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英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按知州，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之不富也。
　　“阿爸的注语是：”此君实吏治经世之术，民未必能富。然取才用人之术，君实精其理矣！‘“
　　王安石停止踱步，抬头望着夫人，沉郁的脸色晴朗了，似乎在等待夫人的议论。吴氏微微一笑说：“司马君实知审官院，可谓才位相济啊。相公欲行‘变法’以富民，若能借得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则‘变法’得其人矣。得人者事半功倍，相公何乐而不为！”
　　王雱素来敬重司马光，急忙应和着母亲的话语说道：“司马公君实，忠厚长者，朝臣典范，声望著于朝野，阿爸若能与司马公联手并肩，必有益于‘变法’！”
　　王安石望着妻子、儿子舒心地笑了：“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我将借子瞻、君实之才智，从容计议善俗之方，徐徐而为之。雱儿，你速依据苏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和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草拟奏表，阐明‘变法’将在‘稳健少失’原则下从容展开之意，明天我将进宫呈奏圣上……”
　　突然，书房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王府总管推门而入，神情兴奋地急声禀报：“老爷，福宁殿宦侍深夜驾临，现在已进入厅堂，传谕圣上旨意，召老爷立即进宫议事。”
　　王安石乍听一愣，旋即神情一振：“天赐良机！我这就进宫面奏圣上，借苏轼、司马光之才智从容‘变法’。夫人，快为我整冠更衣。”
　　五更时分，王安石从福宁殿归来，兴奋、喜悦之色不但踪影全无，而且代之以焦躁不安。
　　皇帝赵顼在深夜紧急召见中，神情惶恐地说，他在入夜时分的倚椅假寐中，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唆使谏院、御史台官员合力反对“变法”，并企图通过后宫的干预阻止“变法”的展开。于是，弹劾“变法”的奏表，雪片般地飞进福宁殿，白茫茫一片，打在他的身上、头上和脸上……
　　梦吗？非梦啊！王安石尽管在用吉祥的解说为皇上圆梦，但在他的心头，却同样看到一幅不祥之景。“变法”的开始，不是朝政争斗的结束，而是朝政争斗的激化，新法将使许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豪门和那些“舞手以病民”的阎里贱人失去权位、财源和为所欲为的威风，能没有疯狂地反抗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况且，太皇太后、皇太后如若真的支持老臣，一句话，就可能使这场刚刚开始的“变法”夭折！
　　王安石心领神会了，也许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斗已显端倪。“变法”若不尽快拿出政绩，何以制敌？何以服众？何以向后宫交代？何以护卫励精图治的圣上？何以赢得这千古胜负啊！王安石着着实实地感觉到，皇帝召见中的声声语语，都是险情预报，如同一条鞭子，左右轮番地抽打着自己这匹驾车的辕马。赶车的主儿是要马儿放蹄奔腾，尽快地“奔腾”到这条道路的终点。
　　身在其位，必谋其政！
　　负重驾车，唯有“奔腾”！
　　王安石回到书房，赶走了夫人、儿子，闭上房门，一头倒在桌案旁的软榻上，脱履散发、解袍挽袖，睁大了一双不停转动着眸子的眼睛，凝视着天棚。他的四周，散乱地摆放着儿子王雱为他抄写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保甲法》、《将兵法》初步设想的文本。软榻前的几案上，摆放着一叠笺纸、一枝濡墨的狼毫笔和一方打开的墨砚。他按照自己奇特的习惯，开始为皮鞭下的“放蹄奔腾”探索筹划……
　　朝阳照亮了书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在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里是“异端”，在群臣心里是“银两”，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里是“笑柄”，就是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也只是一把量入计出的“算盘”。这是自己“变法”的纲啊，真正能够理解的，能有几人？在历代相传“重农轻商”、“重仕轻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习俗中，正直而短视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礼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里苦苦经营、呕心沥血，却都不肯注目于“理财”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贵而浮浅的王公大臣们，忌讳言利，忌讳谈财，在靡费奢侈、宴乐无度的挥霍中，却怕“利”、“财”两个字玷污了他们的风雅。“周公歌七月，耕种乃王术”，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只是脚不沾泥的士大夫们懒于通晓而已。要政治清明，没有“财之饶”行吗？要军旅强大，没有“财之丰”行吗？要兴学育人，没有“财之稔”行吗？要文治辉煌，没有“财之裕”行吗？“生财、聚财、理财，宰执首责”、“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聚天下之众者，苦无财”、“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合天下之众者，财”……这个“理”乃“变法”之魂魄，何时才能为皇帝和群臣通晓而力行啊……
　　王安石没有动身，只是伸出右手，准确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笔，在笺纸上写出了“纲不移”三个大字。这三个字信笔而划，如同他那不修边幅的模样一般，横斜竖歪，着实丑陋。
　　阳光透过窗扉，照射在书房里的软榻上。
　　在一年多时间的议论“变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动皇帝心机的是“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们奉为圭桌的“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周礼》中残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经书中记载的那些铨释不一的史实和理论。这些书堆之中，根本就没有革除时弊的现成药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历代圣哲先贤的名望，激励年轻皇帝锐意进取之心，并借以堵塞中枢重臣们反对“变法”的嘴巴。现时，要“变法”了，要“放蹄奔腾”了，还能搬用那些早已过时的“先王之政”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吗？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转朝廷“积贫积弱”之状的妙方在哪里呢？一年来自己所设想的均输。青苗、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兔行、保甲、将兵等九项新法，有些是因袭秦之商鞅变法、汉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刘晏理财而来；有的是从自己知鄞县时经游全县、山村问苦、实地考察、“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起堤堰、决破扩，为水陆之利”的经验而来；有的是从“却向贫家促机抒，几家能有一绚丝”、“聊向村家间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的饥民惨情中而来。这些思之未熟、议论未精、尚未完备立法的纸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实情，革新朝政吗？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笔，在纸上写了“目待张”三个大字。
　　太阳升至中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保持长久的契合。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车成贞观之治。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寻的，通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贤人了。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挼热跃右�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治天下原似用药医疾，当依虚实寒热而用药，现方虚寒，该是用乌头附子的时候了……
　　王安石又在笺纸上写出了“时不待”三个字。
　　太阳西斜，书房的光泽暗了。
　　王安石仰躺在软榻上，“时不待”的焦虑，使他的思绪激奋起来，帝王的“征诛”术浮上他的心头：历代有作为的贤人、哲人，都是以“征诛”开路，而后实施自己的理想的。即使在“尧舜之世”，也是在以“征诛”除去“四凶”之后，才实现了“先王之政”。“征诛”虽然有时悖于情理，但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古之圣人、贤人也不得不忍痛而为。商鞅变法，秦孝公就是用刑律之剑封住了贵族王公和反对者异论的口舌；秦始皇赢政，为了一统舆论，不是也焚过书、坑过儒吗？汉武帝刘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不是也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吗？这些惨毒暴戾的行为是不足取的，但这种求治的坚定意志，却是可以借鉴的。这种借皇帝手中权力以涤荡一切阻力的谋略，却是可以效法的……
　　王安石开始在默默地寻觅着从皇上手中借取权力的方法。终于，他在记载着“先王之政”的《周礼》中找到了终南捷径：周王朝曾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利。现时的“变法”，也需要置泉府之官啊……
　　王安石霍地挺身坐起，神采飞扬，伸手拿笔，龙飞凤舞地再写三个大字：“借皇权”。兴犹未尽，在笺纸上又吟写出一首铿锵诗句——《彼狂》：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羲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无精。
　　书房门外的王雱听到父亲的吟诗声推门而入。
　　“今胜于古，新胜于旧，天道终究是不可逆转的！这自古至今的新、旧搏斗，都涌汇在父亲的笔端，描绘着人间日新月异的变化……”
　　王安石望着儿子，满意地点头。他拿起书写着“纲不移”、“目待张”、“时不待”、“借皇权”的四张笺纸交给王雱：“记住，一切新法的制定、完备，便以这十二个字为据吧！”
　　王雱看着那十二个横斜竖歪的字，思索着。
　　这时，章惇急匆匆地直奔书房，人未到而声先至：“介甫公，苏子瞻回话了……”
　　王安石迎章浮于门口：“子瞻有何高见？”
　　章惇一笑，吟诗作答：“‘柳叶鸣绸深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破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苏子瞻评曰：”此老野狐精也‘！“
　　王安石大笑，随即拿起新写的诗作《彼狂》交给王雱：“今夜厅堂议事，当以乐班演唱此诗开场，以庆祝‘变法’开始！”
　　篇四　王安石府邸
　　王安石通晓“权位”与“权力”相济成
　　“势”的奥秘　一个超越一切权力机构的
　　机构诞生了
　　灯火辉煌的厅堂，围坐着意气风发的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们。
　　十二名家伎乐班，演唱着王安石的新作《彼狂》，起伏跌宕，情动春风，声震彩梁，奏雄风，唱绝响。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将在这雄壮豪迈的乐曲声中，迈出“熙宁变法”的关键一步。
　　歌歇舞停，十二名鲜裙长袖、婀娜多姿的家伎离开之后，商议就在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
　　王安石今晚兴致极好，他衣着随便、举止随和，神态庄重，转动着一双机敏犀利的眼睛，斜倚在一张软榻上。也许是昨天紫宸殿里的恩宠仍使他处于兴奋和喜悦之中，他那略为黝黑的脸颊在烛火下闪现着红润之光，显得刚毅而富有朝气。章惇给他带来了苏轼赞语奇特又十分友好的答复，使他更感到满意。他倚在软榻上的身躯，难得如此的长时间不曾移动，神情专注而毫无倦色。他打量着沉静的曾布，狂热的谢景温，兴奋的章惇，沉思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和意气风发的儿子王雱，倾听着吕惠卿慷慨激昂的议论。也许因为吕惠卿的议论已触及到当前“变法”极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凝目观察，默默思索着，不漏掉一句传进双耳的声音，不遗落一个撞入眼帘的神态。他要从眼前这些支持者的言谈话语、一喜一颦中，提取有益的智慧和启迪，完善自己心底百般筹划的方略。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时年三十七岁，任集贤院校勘之职。其人博学多才，精明机敏，极富辩才，城府深沉，处事果敢。生性狂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文学辨慧，有杨雄、司马相如之才。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军州事，与吕惠卿相识，论及时弊，两心相通；议及革新，志同道合。王安石大喜，引为同怀知己，以忘年之友待之，并荐于欧阳修，得欧阳修器重，调入京都。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十多年来，事王安石以师礼，虚怀自处，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眼前这场风云激荡的“变法”之中，吕惠卿已是辅佐和影响王安石的主要人物了。
　　吕惠卿的一通议论确实尖锐、大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挼戎凑�大臣决不可信赖，他们的反对和掣肘，不仅在紫宸殿，更在所辖的司部；不仅在于对皇上的影响，更在于对朝臣的控制；不仅在于年龄上、资历上的德高望重，更在于人事上、关系上的盘根错节。他同时指出：王安石眼下虽得皇上信任，并被授以参知政事之职，但在人望、人事、人力等方面，都处于极弱的地位。而仅凭一个圣明的皇帝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副宰相，是“变”不了“法”的。他提醒王安石：盐铁司掌管坑冶、商税、茶、盐的收入，度支司掌管着漕运、供应等方面的开支，户部掌管着户口、春秋两税、上供、榷酒等事务，这三个部门掌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不攫取这三个部门的权力，任何“变法”都是瞎扯。他大胆指出：趁皇上决意“变法”，并对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捤奈恢凑�大臣失望之机，应立即呈表参奏，借皇上之力，撤掉他们的执政大臣之职，更换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吏，扫除一切障碍，掌握一切权力，以利于“变法”的推行。
　　王安石倾听着、深思着：“是啊，‘权位’只是吓人的牌子，‘权力’才是制人的刀子。‘权位’和‘权力’相济而成的‘权势’、‘声势’、‘时势’，才是历代有作为的人物成就事业的根本。现时，‘权位’皇帝授予了，‘权势’却需要在斗心斗智中争夺，‘声势’、‘时势’更须在漫长的岁月中营造。这个相济而成的‘势’，何时才能形成啊……”
　　吕惠卿火辣辣的言论，烧着了一向沉稳谨慎的曾布，他神情激动地附合：“朝廷积贫积弱之症，已非一日。积重难返，甘草、山枣之类的药物，已无济于事。现时正如吉甫所言，只能用大黄、附子之类的猛药，方能奏效于沉疴……”
　　曾布，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时年三十三岁，任集贤院校理之职。其人颇有才智，但胸无主见。其兄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曾布以其兄的关系，得入王安石的门下。
　　曾布喋喋不休地说着，王安石微笑静听。一旁，谢景温也有些按捺不住。
　　谢景温，字师直，富阳人，时年三十八岁。其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其人性格激进，博览强记，颇具辩才。因其屡举不仕，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常言“现以死背明经取士，只能疏漏人才，专取呆才。此弊不除，士人将为书虫矣”，故鹤居故里，诵究杂学。今年年节，他进京探望妹妹，居王安礼处，朝夕会王安石于花园，散步交谈，话意投契，过从日益密切。
　　曾布沙哑之音刚落，谢景温清朗之声即起：“吉甫之论精辟，子宣之言笃实。商鞅之所以兴秦，权逾百官，是以所向无敌；贾谊之所以忧汉，两手空空，是以泪滴斑竹。愿介甫叔以霹雳手段，建不世之功……”
　　王安石静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进入更深一层的思索：“谈何容易啊！在自己的头上，毕竟还有着一个年轻的君王，而这个年轻的君王，有着一颗不定性的心。一经风吹浪打，谁知又会怎么样的变动呢？曾公亮这些老臣是暂时失宠了，但能一下子撵出朝廷吗？‘事权分离’、‘分权而治’乃大宋皇帝驾驭群臣的传家信条，是决不可孟浪参奏自招灭顶的。盐铁、度支、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务，皇室的亲信臣子身居这三个部门的要津，不就是为了保证皇室的无度享用吗？更换这些官吏，无异火中取栗啊。”
　　章惇对谢景温和曾布的议论微微摇头，他插了一句：“介甫公初获恩宠，任重道远，还是不要树敌过多为是。”
　　谢景温冷声一笑，说：“‘树敌过多’？‘变法度，易风俗’，原是翻天覆地之举，能不树敌吗？大明方升，岂惧漫云薄雾；圣命在肩，岂